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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北宋皇祐年间王开祖和元丰年间周行己等人对永嘉之学有开创之功，但真正促成宋代温州文化繁荣局面的，是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他们德行高洁、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向世人展示出了温州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采，有力地提升了温州士大夫的地位；他们开办书院、广收生徒，让越来越多的温州青年有机会读书、登第和做官，为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的努力也进一步推动了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形成，温州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收地，也成为文化的策源地。 关键词 宋高宗；温州士大夫群体；永嘉之学 全祖望曾指出：“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王开祖），继之者为塘奥先生林氏（林石），安定、古灵之再传也，而先生（丁昌期）参之。”[1]255即永嘉（今温州地区）之学始于此三人，他们于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回乡创办书院，把中原文化传入温州，对温州文化的崛起有播种、奠基之功，后世尊称为“皇祐三先生”。继之，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以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等九位温州籍学者入太学深造，系统学习了二程洛学及荆公新学，学成后回乡创办书院、著书立说，极大地促进了温州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后世尊称他们为“元丰九先生”。此九先生与皇祐三先生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师承关系，如刘安节、刘安上兄弟曾跟随林石学习。温州后学士人多是九先生弟子门人，通过师承、联姻等方式，在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联系较为紧密的温州士大夫群体，推动永嘉之学走向繁荣。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群体，温州士大夫群体相互依存，共同开启了南宋温州文化崛起的先河。在宋代温州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理念，将其发扬光大，不断启迪后人，是宋代温州文化崛起的中坚力量，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所用。
一、宋高宗时期的温州士大夫对永嘉学术发展的贡献 南宋浙江各州进士人数合计4648人，其中温州1187人。从建炎二年（1128年）开始到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朝共开科11场，录取温州进士189人，约占整个南宋温州进士的16%①。庞大的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虽然他们缺少思想上的著名人物，但是却承载了南宋温州文化开始崛起的重任，其中以许景衡、郑伯熊兄弟、薛季宣为代表。 1.许景衡与温州士大夫声望的提升 南宋温州状元王十朋在《何提刑墓志铭》中曾谈到温州：“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2]宋室南渡，程学被禁，永嘉之学作为程学的一支发展极其艰难，这一时期使永嘉之学得以延续的代表人物便是许景衡。许景衡作为“元丰九先生”之一，经历了北宋的灭亡，又见证了南宋的建立，是北宋末南宋初洛学得以在温州延续而没有断层的关键人物。许景衡深受宋高宗重用，建炎元年（1127年）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他爱国爱民，是坚定的主战派，在朝堂上一再与主和投降派官员辩争、弹劾不法官员、抨击弊政。他曾上书高宗：“（国家）悉仰于东南，但东南之民，比缘府库匾乏，横敛频频，官吏贪残，侵剥尤甚。……伏望睿明深念国家计用之根本，加惠东南之元，应赦书所罢后来上供采买及违法租赋之类，并仰有司疾速报应结绝，使实惠及民。”[3]忠直爱民之举颇得爱国士大夫们推崇，《宋史》称他：“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4]11346许景衡用自己的言行向世人展示了温州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采，有力地提升了温州士大夫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南宋楼钥曾谈到：“东南之士自龟山杨公时、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许公景衡、周公行己数公，亲见伊川先生，得其传以归。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5]此论明确许景衡师承伊川先生，意味着对其学问正统性的肯定，进而说明时人承认他在南宋主流儒学圈的地位。许景衡思想的继任者主要有林季仲、林叔豹兄弟四人，以及许景衡的女婿萧振。林氏兄弟与萧振均活跃于宋高宗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记载：“兄弟四人，皆横塘许氏弟子，而先生与弟叔豹尤著。”[6]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有独到的见解，在学术上也继承了许景衡的思想，使永嘉之学得以在宋高宗朝延续，并对后来的陈傅良、叶适等人产生影响。 2.薛季宣与永嘉学派的开创 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父早丧，由其叔父薛弼抚养长大。《宋史》记载薛季宣：“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4]12883跟随叔父宦游时，得见很多因战乱南渡的名儒、名将，他增长了见识，积累了学问，也锤炼了心志。薛季宣曾就学于程颐的弟子袁溉，《宋史·薛季宣传》载：“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4]12883薛季宣见闻广博，学问体系庞杂，虽从袁溉处学得纯正洛学，但并未被“洛学”思想所捆缚。他在程学的基础上，开创了独具经制特色的制度新学。陈傅良说：“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遽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7]陈安金教授认为：“尽管在薛季宣那里，程学与制度新学是并无冲突的，但是却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8] 孙诒让梳理永嘉学术史时说：“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其后陈傅良、叶适递相祖述，永嘉之学遂别一派。盖周行己开其源，而季宣导其流也。”[9]867自薛季宣这里，永嘉之学实现了蜕变。历经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为主干的学统传承，永嘉学派逐渐形成一个独具地域特色且有广泛影响的学派。
二、温州士大夫在永嘉学术传承中的作用 永嘉之学的兴盛，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的结果。宋高宗时期，永嘉学术思想体系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温州士大夫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通过开办书院、著书立说等途径促进了永嘉学术的发展。 1.创办书院、书塾 宋高宗时期，温州士大夫积极开办书院书塾，传播学问，培养后进。书院书塾既是思想文化传播的平台，也是文脉形成的基础。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十朋创办的梅溪书院和薛季宣创办的稚新塾。 秦桧擅权的时期，对爱国主战的士大夫的打压是全方位的，包括科举考试。王十朋素有爱国气节，科举考试行文不肯向秦桧低头，故而屡试不第。退而回到家乡创办了梅溪书院，一边精研学问著书立说，一边收徒教书。在《送吴翼万庠赴省试序》中王十朋谈到：“绍兴甲子予辟馆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师席见推，执卷而从者四十人。” [10]17《宋史》记载王十朋：“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4]11882王十朋学识渊博，极受学生推崇，声名广播，还有黄山等地的士子慕名来学。他曾作诗：“罗生黄山来，从我梅溪游。齿鬓最年少，学问能自修。” [11]以表达对黄山学生积极向学的欣慰。梅溪书院为南宋政府培养了人才的同时，也使永嘉之学术得以继续发展。台湾王十朋研究会编写的《王十朋及其诗》中也写到：“绍兴十三年秋，十朋辟家塾以授徒，至二十年，计前后八年，收有学生百二十人。其中吴翼、万庠、徐大亨并试绍兴十五年礼部考，则师徒年龄、道业相去不远，故情谊殊深。……直至隆兴、乾道年间，犹有弟子之来鸿，师生情谊固已可知。学生中若宋孝先、万大年、陈元佐、郑逊志辈才华亦高，常能启发十朋，其师徒情谊本在友生之间。”[10]17梅溪书院改变了大批温州学子的命运，入学、登第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 稚新塾，又称雅俗塾，为薛季宣所建。《弘治温州府志》记载：“雅俗塾，在雅俗坊。薛氏延师设教，郡为立雅俗坊。”[12]陈傅良、薛叔似、王楠等人都曾于稚新塾跟随薛季宣学习。后人评价：“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1]1710薛季宣通过稚新塾传播其制度新学，后经陈傅良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永嘉学派。 此外，宋高宗时期温州还有小南塾、鹿岩塾等私学。书院书塾的开办，让越来越多的温州子弟有了求学登第的机会，求学者的数量由此呈几何级增长。越来越多的学子登第做官，温州士大夫群体不断壮大，永嘉之学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2.著书立说 宋高宗时期的温州士大夫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著作，后学者从他们的著述中探索学问、参考他们的见解去解读经典，进而潜移默化地被他们的思想所影响。 郑伯熊的著作有《郑景望文集》《郑敷文书说》《戆语》《六经口义拾遗》《纪闻》等。薛季宣的著作主要有《古文周易》《书古文训》《诗性情说》《周礼释疑》《春秋经解》《春秋旨要》《论语直解》《论语小学》《大学解》《中庸解》《十国纪年通谱》《资治通鉴约说》《九州图志》《汉兵制》《八陈图赞》《武昌世俗编》《浪语集》等。薛季宣的著作涉及面之广，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南宋金华学派吕祖谦赞其“博览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精地质，断章缺简，研所不遗。……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功夫，眼前殊少见其比”[13]。由此可见，薛季宣的著作不但对陈傅良影响深远，也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学派。 王十朋著述最丰，影响也最大。传世有《南游集》二卷、《后集》一卷、《楚东酬唱集》一卷、《请祷集》一卷以及《瑞象历年纪》一卷。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收录了王十朋的《梅溪集》三十二卷、《续集》五卷和《梅溪奏议》三卷。朱熹的弟子黄干在《送徐居父归永嘉序》一文中谈到：“干尝读詹事王公之文，观其序篇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际，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瀚若河汉，未尝不废卷而叹也，曰：世岂复有斯人也！高明广大者，天理之公也；请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岂复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则公永嘉人也！”[14]417由此可见，南宋中后期王十朋的著作非常受人们追捧。清代就有刘刻修补本《梅溪文集》五十四卷，雍正六年唐氏分体本《宋王忠文公全集》五十卷，还有诗集如《王梅溪诗集》八卷，《梅溪诗选》一卷。可见王十朋著作在后世的传播甚广。
三、宋高宗时期温州士大夫对永嘉学派后学的影响 经过宋高宗时期的积累，永嘉之学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薛季宣开创制度新学，标志着永嘉学派的正式形成，在此之后，南宋温州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期。这一切都源于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对永嘉学术的继承和发扬。 1.奠定了永嘉学派的一脉相承 追溯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对于永嘉学术的创造和延续，可见宋高宗朝的温州士大夫是永嘉学术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群体。一方面，宋高宗朝，宋室南渡而建，北宋时期形成的温州学术，得幸于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们的继承，才使这一学术思想没有出现断层。另一方面，宋高宗朝士大夫群体们把继承的先人学术继续发扬传播，从而造就了陈傅良、叶适等人，促进了永嘉学派形成，打下了永嘉学派的牢固根基。 北宋时期温州士大夫们传播程学的主要途径也是创办书院，书院也保证了永嘉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如周行己创办浮沚书院，跟随周行己在浮沚书院学习的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就有郑伯熊，郑伯熊不但继承了周行己的洛学思想，同时传承了他的新学。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谈到：“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迪等皆奉以为宗。” [9]306可见郑伯熊继承了周行己的思想，之后又影响了叶适等人。薛季宣师从袁溉，袁溉也是程颐的弟子，与周行己同属于第一代程学传人，薛季宣最后开了创制度新学，研究事功。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陈傅良曾师从郑伯熊和薛季宣，早先陈傅良先跟随郑伯熊学习，后来在郑伯熊的引荐下，又学于薛季宣。《宋史》称：“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 [4]1186薛季宣去世后，陈傅良把其事功思想进一步的发扬，并传于后人。 所以，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一方面继承了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的学说，一方面又培养了陈傅良、叶适等人，从而维系了永嘉学派的承续关系。正如叶适在《修郡学记》中谈到的一样：“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14]1 这里叶适不但指明了永嘉之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指出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进一步认为从薛季宣这里，永嘉之学才真正脱离程学，与程学分道扬镳，独究体统开创了永嘉学派。 2.推动了永嘉学派名扬科场 北宋中后期，温州文化气息渐趋浓厚，温州知识分子群体在科场也迎来了更多机遇。《宋元学案》中收录的宋代永嘉学派成员登第入仕者达35人，除了郑伯熊是宋高宗绍兴年间进士外，其他都是宋高宗朝以后的进士。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通过著书传世、创办书院等途径培养温州士子，在宋高宗朝以后迎来了满意的结果，他们的作用在宋高宗朝以后便凸显了出来。永嘉学派成员登第入仕者大都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门人、学友以及宗亲，而陈傅良、叶适，又都是属于二郑的再传弟子[15]。永嘉学子之所以能在科场取得成绩，源于温州当时书院教育的兴盛发达及各书院师生对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向即科举时文的把握。郑伯熊就是一位时文高手，陈亮称郑伯熊：“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又欲锓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16]郑伯熊之后，陈傅良的科举时文又成为南宋科场的典范，朱熹指出其实质是宣扬功利思想：“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 [17] 而这样的“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的《春秋》时文却在科场里十分流行，作为当时的时文高手，他关于《春秋》的时文，使几乎被废绝的《春秋》再次成为士人竞相温习的重要科目。可见高宗朝温州士大夫对科举考试的准确把握，造就了永嘉学派的科举盛况。 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是温州地域文化崛起的关键所在。他们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向世人展示出了温州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采，有力提升了温州士大夫的世人心中的地位；他们开办书院、广收生徒，让越来越多的温州青年有机会读书、登第和做官，为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更令人钦敬神往的是，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形成，温州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收地，也成了文化源头。通过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的苦心经营，南宋中后期温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最终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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