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漫谈

究竟是何人写出了千古奇书《金瓶梅》？这个问题大概从该书面世时，就一直折磨着读者以及研究者。人们在惊叹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时，总是惊奇它只署了个“兰陵笑笑生”这个谜一样的笔名（就连这个笔名究竟是否作者所署仍有很大的疑问），实际作者是谁却丝毫不露庐山真面目。据说钱钟书曾这样拒绝接见他的一位崇拜者：如果你觉得吃了个鸡蛋不错，又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道理虽然如此，但弄清《金瓶梅》这样一部杰作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不光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有助于读者、研究者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不知道《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谁，但人们不惜翻遍故纸堆，从中找到作者的兴趣和劲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

据不完全统计，从古到今，研究者所提出的《金瓶梅》的作者，累计已有六十多人，而且以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推举者皆言之凿凿，认为自己找到了真人，但遗憾的是，尚没有一说有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所有各说基本上都是间接推论乃至虚妄臆测。看来，要把《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确或新颖的思路，对于有效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科学史上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是发明者不断尝试新的思路后才取得成功的，如果顺着某一条思路行不通，那就需要换成另外的思路，这样才能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也是如此。为什么众说纷纭，至今却没有一种说法能完全站得住脚呢？很有可能是，现有的几条考证思路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思路不对或有偏差，结论自然就很难靠得住。

在现有的几条考证思路中，最著名的大概要数“兰陵笑笑生”这条线索提供的思路了。此线索来自于词话本《金瓶梅》刻本前，所附的一篇署名为“欣欣子”的序，其第一句话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按古人署名的习惯可知，“兰陵”是籍贯，“笑笑生”是作者。于是，此线索中所提供的作者的籍贯“兰陵”，便成为人们考证《金瓶梅》作者的一条重要思路。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和江苏武进县，古时均曾名“兰陵”，如果作者的确是兰陵或与兰陵有关的人士，应该多少能从地方志及相关资料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然而，让考证者和读者都十分扫兴的是，翻遍南北两兰陵的地方志等资料，无论北兰陵，还是南兰陵，都找不出关于欣欣子或笑笑生以及《金瓶梅》一丝一毫的信息。再由兰陵扩展到整个山东、江苏两省，逐一数遍籍贯为这些地方或与其有关的明朝中后期文人，仍然很难完全确定哪一个就是作者。由此可见，所谓“兰陵笑笑生”，只是一条疑点颇多、并不可靠的记载，从籍贯或地理方位出发寻找作者，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这种情况让不少研究者们回过头来怀疑，词话本中的那个来历不明的欣欣子，以及其所称的作者“笑笑生”，压根儿就是书商为了赚钱而设置的一个骗局，与真正的作者可能并无多少关系。

二是以年代与文名为线索的考证思路。此线索来源有二：一是仍然出现在词话本《金瓶梅》中，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二是出现在明中后期文人沈德符的笔记著作《万历野获编》中，沈氏在书中称，《金瓶梅》听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以上两条线索相互关联，一是“世庙时”与“嘉靖间”意义相同，都是说作者是明嘉靖时期的人；二是“一巨公”与“大名士”意义相同，都是说作者属于大人物。于是，后代的考证者们，便从以上两条相互印证的线索出发，按照年代和文名的思路，将明嘉靖年间的文坛宿将以及政坛人物挨个考证了个遍，从中挖掘出一批所谓的作者来，猛一看一些人的确还有些像，但细一推敲却又都漏洞百出，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三是按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山东的思路去考证。山东乃孔孟之乡，自古文化就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出产文人学士比较多的省份，应该天然具有产生《金瓶梅》这样的文化土壤。《金瓶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偷奸的故事演绎而来，两本书故事的发生地都在山东，因而一些研究者便很自然地认为，作者肯定是对山东风土人情十分熟悉的人。于是考证者便围绕山东这块风水宝地去考证，几乎凡是书中所出现的山东的地方都考察了个遍，圈定了一批疑似《金瓶梅》作者的历史人物，但是这些所谓的作者仍然以各种各样的“硬伤”，而不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可。这条思路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故事发生地是山东，作者就理所当然地会是山东人，或是在山东做过官的外地人，这在逻辑上很难成立。因此，沿着故事发生地这条思路去考证作者，仍然难以获得可靠的结论。

四是按小说中出现的方言是何处方言的思路去考证。从目前此类考证所形成的结论来看，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中的人物讲的是山东话；少部分学者认为，基本上是吴语或扬州话；还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北京话；侯宝林老先生认为则是河北省东南部的方言。即便说是山东话，也是众说纷纭，有说是临清的，也有说是诸城的，不一而足。另有研究者也认为，《金瓶梅》里的方言有很多，除了山东方言之外，还出现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方言。这种情况表明，《金瓶梅》中究竟使用了何种方言，或者说使用了多少种方言，研究者说法不一。因此，通过方言或语言的考证来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很难得出一个被大家所接受的结论。

综上所述，按照现有的几条思路去考证作者，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以及可取之处，但都不能得出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其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都只是一种难以确认的推断或揣测。于是，一些研究者便清醒地认为，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必须从一是“嘉靖间”、二是“山东人”、三是“大名士”这三个框框里跳出来，必须有更加宽阔的视野。不过，从上述几条思路入手研究和考证，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仍然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的，至少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帮助大家向谜底前进了一步。

《金瓶梅》作者漫谈之二（1）

既然从已有的诸多思路仍然难以真正找到《金瓶梅》的作者，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新的考证的思路，即从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出发，较为逼真地描绘出作者的形象呢？回答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在《金瓶梅》产生之前，人们看到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讲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神魔鬼怪、才子佳人的故事，在它之前问世的《莺莺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便是如此。而《金瓶梅》的作者，却横空出世，终于跳出了这个古老的圈子，他另辟蹊径，不再写帝王将相的创业经历，也不再写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而是写起了现实中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于是，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官僚、小吏、富商、妻妾、地主、农夫、流氓、帮闲、老妪、歌女、小贩、丫环、乞丐、尼姑、道士等等，都像被注入了生命似的跃然纸上，从而形成一幅生动的令人过目难忘的风俗画卷。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令人惊诧地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个第一：第一部由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网状结构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描写社会世情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以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等等，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一问世，就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后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许多文学史家与研究者都认为，能把现实生活、家庭生活、社会各阶层人物描写得如此彻底和仔细的书，在古代仅有两本，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就是《金瓶梅》。由于《红楼梦》出世要比《金瓶梅》晚数百年，因此，许多人又认为，《红楼梦》在写作上受了《金瓶梅》很大的影响，它是《红楼梦》的祖宗和老师，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

可以认真地想一想，这样一部具有大百科全书性质的，在小说创作上达到了中国文学史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会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出自于文学修养不高、粗通文墨的文人之手吗？会出自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之手吗？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以及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大家的创作实践，都反复地告诉我们，作家的创作能力与作品取得的成就，大致是对等或者相当的。二三流的文人，写出一两篇高质量的诗词、散文很常见，但很难想象，他们会同样写出《堂·吉诃德》或者《红楼梦》这样的划时代的巨著来。天才式的作品，一定是出自于天才式的作家之手，就像《战争与和平》只会出自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手，而不会出自于阿·康·托尔斯泰之手一样。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和论证，我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1.他应该是明中后期文坛上非常优秀的小说家，或者还有可能是一位杰出的戏曲家。

许多研究者根据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只笼统地认为作者是当时的大名士、大文人，而没有敏感地意识到，他首先应该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或戏曲家。我们认为，仅仅指出作者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还不够，而应该对其作出十分具体而准确的定位：他应该首先是当时文坛上一流的小说家或者戏曲家。忽视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或戏曲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在考证《金瓶梅》作者时，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疏漏。这个显而易见的疏漏，导致了许多研究者在小说家、戏曲家之外寻找作者，其努力的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的南辕北辙。

众所周知，小说虽然在当时被视为稗官野史之类，士大夫们认为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仍然有着区别于诗词、散文、戏剧、曲艺等其他文学艺术样式所独有的创作规律和审美要求。古人说，诗有别才；其实，写小说同样也是需要特殊才能的，并非只要是文学家，就一定能写得出来，而要写到《金瓶梅》的水平又谈何容易。与动辄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想比较而言，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诗词、散文只是小玩意，而长篇小说却是鸿篇巨制、系统工程，它因为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结构宏伟、包罗万象等特点，而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去完成它。因而要写出一部十分成功的小说，需要写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艺术功力，尤其像《金瓶梅》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巨著，只有具备丰富的小说创作实践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同是明代的文学家，明初著名的诗人高启，以《咏梅》诗为后代所推崇，但他特长的是诗歌，并没有涉猎过小说写作。归有光是明中叶著名的文学家，但他擅长的是散文，其散文在当时独领风骚，没有听说他写出过什么小说来。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一生著述甚丰，评点过不少小说，自己却没有写过小说。以上几位明代文学家，都是在某一个或数个领域开拓、具有一定成就的名家，都有自己所喜爱、所能得心应手地驾驭的体裁，但他们却都未从事过小说创作，说明小说并非是每一个文人都能写得了的，更不用说二三流的文人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头号巨匠，小说、散文、杂文、诗歌、评论等均取得了杰出成就，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没有长篇小说，虽然这也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据说他也曾有过写长篇小说《杨贵妃》的念头，但由于时间、体力以及现实需要性等因素，最后还是没有能写出来，说明要成功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制约因素还是很多的。贾平凹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作为小说家的功力和成就举世瞩目，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曾经也出过两本诗集呢，但却没有认为他是一个同样成就斐然的诗人！这表明擅长写小说的文学家，并非就一定擅长写诗；反过来也一样，很多诗词大家，也未必就能写出优秀的小说。很难想象，一个对小说这种文体缺乏深刻把握的人，写出了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又名垂青史的长篇小说。也许会有人说，《金瓶梅》中好多故事情节都是抄别人的，主要人物及故事就脱胎于《水浒传》，自己并没有多少创造性。其实，即使是抄也罢，也还是要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和重新构思谋篇、巧妙运用的能力，历朝历代的文抄公多了去了，谁见过一不留神真的抄出来过第二本《金瓶梅》呢！

当然，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由于戏剧与小说在文体上有相通的一面，都有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和性格描写等相同要素，因而能写剧本的作家一般也应该能写小说，或者说剧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具备小说家所具有的写作功力。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还有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都即是成就巨大的剧作家，同时也是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因此，《金瓶梅》的作者，有可能同时也是一流的戏曲家，或者说，一流的戏曲家也基本具备写出《金瓶梅》的能力。从《金瓶梅》本身来看，它确实与戏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曲作品有二十多部。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戏曲故事作为素材，也确实运用了不少戏剧化的表现手法。在书中的很多场合，不少人物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都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使这部小说充满了非常戏剧化的情节。

而且，我们认为，能够写出《金瓶梅》这部鸿篇巨制的作家，也不大可能没有其他作品，不大会终生只写出了孤零零的一部《金瓶梅》，就像张择端不会只画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一样。从古今中外无数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来看，优秀的乃至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数量到质量、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他们不会是一下子就达到天才的高度的，之前他们都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和积累，这些准备性的工作为日后诞生杰作奠定了基础。很难想象，《金瓶梅》的作者没有写过其他的小说或戏曲，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就一夜之间制造出一部令世人震惊的杰作，这不符合作家创作的一般性规律。我们现在不知道《金瓶梅》的作者还写过什么作品，那是因为《金瓶梅》没有署作者真实姓名的缘故，不知道并不等于其他作品就不存在。

2.他应该是对明代黑暗政治有着深刻认识，并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

无论是对于世道人心，还是对于黑暗政治，《金瓶梅》的作者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认识。

西门庆最初不过是一个开生药铺子的小商人，一个惯于坑蒙拐骗、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但他却深知权钱交易的奥妙，明白要发财必须结交官场大佬充当保护伞，这样才能让他左右逢源，财运亨通，如鱼得水，永保富贵。于是他通过屡次赠送厚礼给当朝太师，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执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之后以其权力换来更多的利益。作者以其过人的慧眼，看清了当时官场与社会的潜规则：主宰社会情势的是权势和金钱、官吏与商人，权势用来敛聚金钱，金钱用来收买权势。一但权势和金钱主宰了世界，这个社会的是非、黑白便完全被混淆和颠倒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够欺男霸女、草菅人命，就是通过钱权交易获得了政治靠山，在他屡屡犯罪之后仍能安然无恙，都是因为有以蔡京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势力为其撑腰助威。表面上看，作者主要鞭挞的是穷奢极欲的官僚加商人西门庆，反映的是西门庆的家务事，而真正批判的矛头却指向腐朽透顶的封建王朝，它不露神色地表现了统治者，是如何与西门庆等中下级官吏和地主豪强勾结起来，贪赃枉法，祸害人民。

因此，《金瓶梅》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就是要揭露和控诉这个充满黑暗的社会，把这罪恶的、丑陋的、腐朽的一切展示出来让人们看。《金瓶梅》的主旨，也不仅仅是让读者欣赏作品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而是让读者思考整个社会之所以黑暗、腐败、丑恶、糜烂的内部运行机制、外部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态势，并通过这一切让读者深刻认识明朝中后期社会黑暗与腐败的本质。试想一下，《金瓶梅》的作者如果不熟悉官场的运作状况，不了解权钱交易背后的层层黑幕，没有对黑暗政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要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伟大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断定，《金瓶梅》的作者，不会是一个对社会现实缺乏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的普通文人，而是一位有着清醒的头脑、具有明显批判意识的思想者，他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现实的认识水平，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单纯的写作者。在当时纲常观念、忠君意识深入人们骨髓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封建王朝的文人，会是一般的人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清醒的思想家，是置身于封建社会污泥中的一个观念超前、惊世骇俗的另类。

3.他应该是对当时社会状况有着全面了解，具有丰富的社会和人生阅历的学者。

不少研究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光知识面广和多才多艺，而且生活阅历丰富，是一个对社会多个领域情况有着透彻了解的文人。除了熟悉官场运作规则以及宫廷内幕之外，他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也同时属于达人。

一是根据书中涉及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及所映射的历史事件，他应该是熟读史书，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的人。他不仅熟悉宋史，还熟悉他所处时代以及他之前的明史，这使他在写作时往往能根据需要，将许多可以作为素材的历史人物、故事及典故顺手拈来，变成《金瓶梅》内容的一部分，而且也都基本上符合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

二是根据书中所写的西门庆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相当发达的经济头脑，熟悉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在商业经营上还具有十分超前的意识。在他的笔下，西门庆除善于发女人财、以权谋财、放高利贷之外，还重视搞股份制经营，采取直销模式，并且开铺子时，不开则罢，要开就开专卖店，开最大的店等等，这些在当时都十分先进的经营模式，不是一般的商人能搞出来的。如果作者不是对经济活动十分内行，特别是对商业经营有独到之处，应该是不会写得这样精彩而让人啧啧称奇的。

三是根据书中所引用、所借鉴、所演绎的文学素材来看，作者对宋元话本、元杂剧等文学、戏曲作品十分熟悉，说明他具有非常广博的文学阅读面，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典故都了如指掌，否则很难驾轻就熟、严丝合缝地把它们都拿过来，而且大部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经过了独具匠心的加工改造，从而使其变为自己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是根据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词曲来看，作者对当时民间流行的说唱艺术十分熟悉和了解，运用得炉火纯青，为小说增色不少。据一些研究者统计，书中所运用的词曲有近百首之多，使这部小说同时也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词曲集。词话本《金瓶梅》，本身就是供评书艺人演唱的，作者如果对民间说唱艺术缺乏研究，就很难把这些词曲都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小说中。

另外，据研究者考证，作者还应该十分精通绘画艺术，小说中大量运用的白描手法就得力于绘画技法。

总之，从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来看，《金瓶梅》的作者不仅熟悉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各方面的情况，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与苦难也有很深的体察；不仅熟悉包括山东、北京在内的北方的社会生活，对江南的风土人情也十分了解。正因为如此，《金瓶梅》才会成为一部全景式地展现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社会认知意义。

《金瓶梅》作者漫谈之三

从《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推断，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明中后期文坛上一流的小说家，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是一位知识和阅历都十分丰富的学者。我们可以把以上这三条观点，作为认定金瓶梅作者的三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应该为首要基本条件，后两条为重要参考条件。这就是我们从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出发，沿着划时代的作品只会出自于一流的作者这样的思路，给《金瓶梅》的作者简笔勾勒的一副肖像。我们可以按照这幅肖像的特点，去一一对照《金瓶梅》作者候选人，看谁最符合作者的身份，谁又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外。由于学术界一直对《金瓶梅》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争论不休，在此我们不妨赞同一些研究者所主张的那样，把范围扩大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看他们哪一位候选人可以入围。

在所有《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当中，呼声最高者大约有以下数人：

1.王世贞说。他是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文坛上“后七子”领袖之一，曾在朝廷做过二十多年的大官。他有传奇戏曲《鸣凤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通过戏曲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自《鸣凤记》始。贯串该剧的矛盾冲突，是宋代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手下的狐朋狗党趋炎附势、凶残横暴。这一点倒是与《金瓶梅》的思想倾向十分吻合。但该剧作结构有些松散，人物纷繁，且多数缺乏性格特征，艺术成就并不很高。他能写小说，有小说传世。他是大官僚出身，对官场政治及其内幕十分熟悉，应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他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他的知识面也很广，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

三个基本条件中，第二、三条，王世贞都基本达到了，但首要条件很不过硬。虽然他是当时著名的文坛大家，但他的小说不入流，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名篇；戏曲作品思想性较强，但艺术水准难以与《金瓶梅》比肩。他对戏曲有相当深厚的研究，但研究戏曲与创作戏曲是两回事。从以上分析来看，王世贞很难成为《金瓶梅》的作者。

2.李开先说。李开先是明中叶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嘉靖八才子”之一，在朝廷做过十多年的官。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醉心于金元散曲及杂剧。他因抨击当时执政的夏言和严嵩，揭露当时政治的腐败，嘉靖二十一年被削职，回到章丘故居。他一生有“三好”：一好戏曲，二好藏书，三好交友。曾改定元人杂剧数百卷，用金元院本形式定成杂剧《园林午梦》等六种，撰有戏曲理论著作《词谑》。其传奇剧作品以《宝剑记》为代表。该作品以林冲的故事为题材，被誉为明中叶传奇的开山之作，是明代中期的三部重要传奇之一，对当时及后世戏曲创作影响颇大。全剧通过林冲逼上梁山、兵发汴京、迫帝除奸的故事，反映的虽是北宋末年朝政的腐败，影射的却是明嘉靖王朝的黑暗。把《水浒》中的故事改编成为长篇传奇，而且写得有特色，李开先有首创之功。

李开先似乎没有写过小说，但他是当时著名的剧作家，其戏曲作品《宝剑记》是根据小说《水浒传》而改编的，他应该对驾驭小说这种文体有相当的把握。而且，和王世贞相比，他的戏曲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可以说他应该具有写出《金瓶梅》的艺术功力。三条衡量标准，他基本上都能说得过去，因而他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

3.徐渭说。他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曾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后因胡宗宪被参劾而下狱，出狱后至晚年贫困潦倒。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大成功。徐渭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的《狂鼓史》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借曹操来影射当时的奸相严嵩，抒发了作者积郁在心间的愤恨。此外，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此外，传说长篇历史演义小说《英烈传》为徐渭所著，在民间颇为流行，特别是在我国戏曲、曲艺界影响很大。

徐渭在文学创作上主要以戏剧著称，他的杂剧集《四声猿》在当时以及对后世都影响很大，因而他应该具备写出同等水平的小说的能力。传说为他所作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英烈传》，在我国的小说发展中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成就并不是很高。他的基本条件综合起来和李开先差不多，因而也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

4.王稚登说。他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万历时曾召修国史，为王世贞门客。王稚登文思敏捷，著作丰硕，其传奇作品《彩袍记》、《全德记》，在金陵剧坛颇有影响。他曾拜名重当时的吴郡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为师，文征明逝后，王稚登重整旗鼓，主词翰之席三十余年，也是吴门派末期的代表人物。嘉、隆、万历年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有十数人，但他声名最为显赫。

根据史料记载，王稚登似乎也没有写过小说，但他是当时著名的戏剧家，不过与李开先、徐渭相比，他的剧作在艺术成就上要稍逊一筹。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也属于多才多艺的文人，但他在官场的经历相对简单一些，在政治倾向性上自我边缘化，对朝政的批判性似乎要弱一些。他也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但由于文学成就不够突出，因而可能性要比李开先、徐渭都稍微小一些。

5. 屠隆说。他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文坛上“末五子”之一。为官廉洁清正，关心民瘼，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官职，后罢官回乡。屠隆好游历，有博学之名，尤其精通曲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戏剧方面，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三种，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他不但写戏编戏，还演戏，家中自办有戏班，主张戏曲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他在戏剧创作上有创造性，编导过整出戏无曲，自始至终全为宾白，可以说这是话剧的雏形，广受观众的欢迎。但在思想意识上，屠隆又潜心佛道，《昙花记》与《修文记》宣扬宗教思想，缺乏积极的意义。由于他坚持写作“淫雅杂阵”，结果以“淫纵”而罢官，最终死于花柳病。屠隆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的了解，具有写出《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

屠隆也似乎没有写过小说，但他戏剧作品艺术性上较为出色，尤其所编导的具有创造性的整出无曲戏，不仅是话剧的雏形，似乎也可以视为小说的底本。但他热衷佛道与“淫纵”的行为，则显示出其思想境界不高，因而很难说其作品对现实有多少批判性。综合他各方面情况，他成为《金瓶梅》作者的条件与王稚登相当，有一定的可能性。

6. 汤显祖说。他是明后期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在南京及地方均任过职，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后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汤显祖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以戏曲创作为最，他是明代最有成就的戏曲家，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为他的代表作，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巨大。在戏曲批评和表演、导演理论上，他也有重要建树。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还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知识十分渊博。

汤显祖似乎没有写过什么小说，但他作为戏曲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让他能够担当起《金瓶梅》的写作任务。但他热衷官场、渴望起用的想法，又似乎让他的政治批判性打了折扣。因而，他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7. 贾三近说。他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政治家。其一生大部分官场经历都是从事督察和谏诤，为官时注意兴利除弊，嫉恨贪官污吏如寇仇，因政绩卓著，受到朝廷嘉奖。后以父母年高需要照顾为由，辞官归乡。贾三近一生著作多有散佚，见于记载的仅奏疏、杂文等三十余篇，诗词、碑记等十余篇，据考证者说，他也曾写过小说。

从现有史料来看，贾三近主要是一个政治家，虽然他是一个正直的、有鲜明思想倾向的官僚，而且也有不少著述，据说还写过小说，但他并非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从现有文章中难以看出他有过人的文学才能。以本文所确定的三个基本条件来看，他不具备首要基本条件，因而很难说他会是《金瓶梅》的作者。

8. 丁惟宁说。他是嘉靖时的进士，做过数任地方官员，不畏权贵，刚直不阿，政绩斐然。四十五岁辞官归林，隐居二十余年。其子丁耀亢是清朝著名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和散文，但不苦吟，也不存稿，现在能看到的文章不多。

作为《金瓶梅》作者候选人，丁惟宁最大的不足，是首要基本条件不过硬，很难说以他的文学才能，能创作出旷世之作来。

此外，《金瓶梅》的作者还有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等，不一而足。以本文所提出的首要基本条件来衡量，最有可能成为《金瓶梅》作者的应该是冯梦龙、李渔，其中冯梦龙为通俗文学的全才，在小说、戏曲、民歌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李渔为著名的戏曲家兼小说家，而且此二人均作品数量惊人，但这俩人生活的年代均明显靠后，因而应该排除在外。李贽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评点过多部小说，但自己并不写小说。金圣叹是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主要生活在清初。李攀龙是著名的文学家，但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未写过小说。唐寅是著名的书画家，诗歌较为有名，但他基本上生活在嘉靖之前。其他人文学成就都不是很大，入选《金瓶梅》作者的可能性应该更小，或者就完全没有可能。

综上所述，从《金瓶梅》一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出发，沿着杰出的作品只会出自于杰出的作者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最有可能的人选是：李开先、徐渭；较有可能的人选是王稚登、屠隆；有一点可能的人选是汤显祖。其他候选者，应该基本上都没有可能。

●《金瓶梅》作者疑云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记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时珍曾经将自己编写的《本草纲目》交给王世贞，以求王世贞给予修改意见，《本草纲目》中写有一味世人从未了解的药材，而之前为没有人听说过这味药材的名字。在《金瓶梅》中出现了这味药材，而书写成之时，《本草纲目》还未问世。）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记载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为了证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从他的身世说起。屠隆是今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宁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从小天资聪颖，被誉为神童。他14岁时就考上秀才，备受当时的大诗人沈明臣青睐，随后名满宁波。此后，他从15岁考到33岁，18年未考上举人。34岁才勉强中举并做了一个小官。因政绩明显，不久后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随后遇小人被摘掉乌纱帽，只好回到宁波老家以卖文为生。屠隆一直活到万历三十三年，年64岁，最终死于花柳病，还被后世文人讥讽为中国第一个死于性病的文人。“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此外，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版本为戴松岳的论点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最关键的论据，“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这个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对《<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七、 蔡荣名说。 究竟谁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书上所署笔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这个中国文学史和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和读者。最近，浙江学者陈明达撰文指出，《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 陈明达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考证《金瓶梅》，以破解“谁是《金瓶梅》真正作者”这起谜案。去年11月，陈明达推出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以翔实的证据，考证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 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上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 陈明达从八个方面考证：1，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2，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3，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4，王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5.“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6，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7，《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8，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陈明达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外汉学界和媒体的重视。美国、香港等报刊发表了陈明达的论文。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八、赵南星说

　　最先提出的乃清人宫伟谬，见《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赵南星（公元1550—1627年），山东高邑人，明代万历进士，系东林党重要人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发表王勉《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题》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赵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徐新周、王义华等人协助下完成”的观点。该文主要从《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和书前的“开场词”入手，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主张赵南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合适的人”。

　　九、李渔说

　　此说先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刊刻的《第一奇书》在兹堂刊本题“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渔（公元1611—1679年），浙江兰溪人，清初文学家、戏曲理论家。因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图后下半页有“回道人题”的字样，正是李渔的化名。此说不足为信。

　　十、卢楠说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

　　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十一、冯梦龙说

　　坚持冯梦龙说，他以笔名神风太保名号研究得出冯梦龙（公元1574—1664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龙子犹、顾曲散人、姑苏词奴、詹詹外史、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崇祯中，由贡生授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斗争。受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文学思潮影响颇大，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编纂话本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桂枝儿》、《山歌》；笔记——《古今谈概》、《情史》；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等。冯梦龙是晚明一位极为活跃而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志》中曾称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幼年家贫，读书用功，对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过书，讲解《春秋》，所以后来能写出《春秋衡库》。中年时期，靠卖文为生，曾给苏州的书社（店）编写过大量的书稿、书籍。据《太霞新奏》中的有关记载和散曲，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期曾经热恋过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绝迹青楼，结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见冯梦龙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放浪于青楼。由于他在青楼歌场、茶坊酒肆活动，使他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机会观察和分析那些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生活和心态。他做官是在56岁的晚年。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先生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另有些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

　　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十二、丁纯父子说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

　　丁纯（公元1504—1576年），字质夫，号海滨，山东诸城天台人。27岁考中举人，做了20多年的“岁贡”，却屡试不第。直到50岁上，方才除授钜鹿县训导，后又升任长垣县教谕，成为一县学政的全权主持者。由他开始撰写《恶豪传》，后经其子丁惟宁继续创作，更名为《金瓶梅》。

　　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养静，号少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后授保定府青苑县知县、山西长治县知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中宪大夫湖广副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主编万历版的《诸城县志》，年仅45岁即辞官归林，在五莲县兰陵峪旁隐居二十余年，埋头撰写《金瓶梅词话》。后继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删、修正、校订、出版。兰陵笑笑生即丁纯父子之称。“兰陵”并非山东峄县之兰陵，而是山东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一条深谷，原名就叫“兰陵峪”，乡民俗称“兰陵口子”，后改为“洗耳泉”。

　　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

　　“欣欣子”为谁？即钟羽正也。钟羽正，字淑濂，号龙渊，青州钟家庄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曾主编《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适之意。笑笑生，“笑”什么？一则，笑对世事之荒谬坎欹；二则，笑对人生之祸福。

　　“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书画家，是丁惟宁的挚友，称《金瓶梅》“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宝典”。

　　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纯父子？“兰陵”是否山东五莲县九仙山庄之峡谷？“兰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纯、丁惟宁？凡此种种，国内外金学专家正在进一步考证中，此说尚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