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书法造诣有多高？与张瑞图相比如何？与傅山比又如何？

与张瑞图书法之比较

和黄道周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颇受争议的书家——张瑞图。如果说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还是尊尚古法的话，那么张瑞图是完全标新立异、破坏古法的，例如书法讲回锋，他偏用尖峰，书法讲藏头护尾，他偏用露锋，书法讲宽博端正他偏倚斜，他的这种风格在整个书法史上是很罕见的，我们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反叛型书家。

张瑞图，（公元 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在仕途，他曾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但他因畏于权势而依附阉党魏忠贤，因而在人格上为人所不耻，魏党倒台后，他曾入狱，后赎为民，归居乡里。

人品不足论道的张瑞图，在书法艺术上却自出机杼，在明末革新的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善诗文、工画，尤以书法为长。然而历来对张瑞图的书法渊源极少谈及。从其流传的书法分析来看，他和黄道周一样其结体从钟繇出又吸收了章草的元素，用毛加以尖利。他的行草注重横势、结体扁平，显然亦是从源头而来，但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偏侧之锋大翻大折，因而突出了横向的动态，一变其他书家以圆转取纵势的笔法，以方峻峭立取胜。

他方折连贯的笔法加上紧密无间的构字，然后再引进咨肆迅捷的气势，使他的行草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齐逸”味道。黄道周书法中虽也有方折的用笔和偏式取胜，但张瑞图颠覆性的破法在黄道周书法中并不多见，他的书法也因其翻折的用笔却乏变化而显的内涵不足难免浅薄，但他的价值不在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在于这种不羁的创新精神。

与傅山书法的比较

晚期变革浪潮中的最后一位大师是傅山，正如沈语冰在《历代名帖风格赏评》中说道：

“（晚明书风）由徐渭发其端，张瑞图导其流，黄道周、倪元璐扬其波，王铎、傅山助其澜，终于成为帖字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傅山生活在明末和清初，他的意义是其特立独行的创新精神，再者就是“四宁四勿”理论的提出成为清代碑学运动的先声。他和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对清代乃至近现代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傅山（公元 1607--1684）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山西太原人，字青主，号米衣道人，石道人等，是明末最有气节的思想家和书法家，他博学多才，善诗，书画，明灭之后，穿朱衣，背母亲逃乱于寿阳山中，出家当了道士这种以死拒不应清试的骨气不同凡响。傅山在书法上擅楷书、隶书、籇书、行书，以草书作品量最多，陈振濂曾评价说：“傅山狂草重其性，强调气势，与明代大草书家如徐渭、王铎等相近，但在磅礴大气上更胜之。”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提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的“四宁四勿”的书法美学原则，以劲瘦挺拗纠正浅俗的贵族文人书法甜美无骨的恶习，走出一条标新立异拓展浪漫主义书风的新路，对清代及后世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山一生基本上以楷书和行书两种字体作书，在他的书作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幅作品中由真、草、行、篆、隶以及有他本人自创的混合体组成，这在明末其他几位书家身上并不多见，他把这种形式推到了极致，使整篇书法作品产生极强的段落感。另一个就是字体之间的界限常被打乱，比如在写隶书时并不完全按照隶书的规范来写，常把传世文字、钟鼎文字、以及古代印章中的，一些结构和用笔因素带入隶书。

以“为”为例，“为”字的结体是篆书，但上半部写法却像楷书，而其中的一些主笔又用楷书或隶书的笔法写成，在这方面他走的尤为极端，完全打破了多种书体的固有界限。异体字的大量使用，也是书法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他的很多作品很奇特且难以识读，傅山把当时文人书法中书写异体字的风气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黄道周也使用异体字，但却寥寥，傅山则更为过之。

傅山的行草书作品很多是条幅，印象最深的就是尺幅高大，连绵不断、用笔狂肆，矫如虬龙、纵横使转、笔酣墨饱，一气呵成。用笔森然如长枪大戟般毫宕不羁，结体稳中寓险而兴随笔画、章法错落起伏而真率自然，具有一种雄奇朴拙、恢弘磅礴的大美。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美学思潮。由于作品太多，他自己也承认其中不乏粗陋之作，但从其作品中已能充分体现他在草书方面的功力与天分，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从某种程度上已看到碑学思想的讯息。

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及傅山等人在晚明的书法变革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并探索着，他们的创新求变精神无时不影响着清代及近现代的书法。

黄道周书法对沈曾植、马一浮、来楚生、沙孟海等书家的影响

黄道周书品与人品并重一世，生前身后受人敬仰，追随者甚众，影响了一大批书家。象清后期沈曾植的书法，主干便是继承黄道周、倪元璐一路的，在他之后这种以雄强恣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风得到了新的发展。象马一浮、潘天寿、沙孟海、来楚生都取法倪黄二人各成自家面目，皆名重一时。后又影响上海一带的“雄强书风”。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人，一八五零年出生在北京，一九二二年卒于上海，他精于律学、历史，晚年又研究佛学、道藏。

他对于书法的态度和黄道周一样，视之为“余事”，但却一直用心为之。他早年用心帖学，后立足欧阳询、米芾，又上追北碑，晚年窥得隶变之根本，则醉心于钟繇、索靖章草以“备魏取晋”，后又参以黄道周、倪元璐，沙孟海先生曾评说沈曾植的书法“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不知怎地，像释子悟道般的，把数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的身上，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而他的弟子王遽常谈及恩师的书法也说：“先生晚年自行变法，治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

由此可见，沈曾植的书法是博采众长、转益多师走碑帖融合的道路，晚年取法黄道周、倪元璐才形成自己独特面貌的。他的书法用笔露锋侧下，收笔施以波法，尖锐的起笔加上重顿截出的收笔，再加上质朴、峻削的味道，使得他的书法产生了一种：“结字以拙为工、以生为妙，以不稳为胜，欹侧之势，时时犯险，而又能护卫照应，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因此，有人认为：“三百年来之书家，沈氏可推为第一人。”沈氏的落拓生硬，以拙为尚，以险为胜，以丑为美的书风错综变化、一派天机，体现了他不羁的风骨，足见他从黄道周身上获益匪浅，对当时影响颇深。马一浮就是其中的一位，马一浮对沈推崇备至，马曾道：“人谓余书脱胎寐叟，此或有之。无讳之必要，然说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自更无从知余书有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马一浮，浙江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楚辞》《文选》，博学多能，精通理学、哲学、经学、翻译，他还是集诗人、书法家、篆刻家于一身，乃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马一浮留下的书法作品数以千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书学直接取法唐碑，他曾遍临北碑、墓志、造像、题字。在《圣教序》和《兰亭序》上用功最勤，在隶书上尤爱《石门颂》，他还对《嵩高灵庙碑》情有独钟，曾在跋后曰：“拓跋诸刻，此为最早，犹存隶变之迹，结体古拙，以分书波磔出之，足与二爨抗衡”。又得力于沈曾植，上追黄道周，他认为书不入古便不能雅，及入古又要出新，不能泥古不化，要取精用弘，自成一家。他早年的行书作品，字体宽绰，点画随意有碑版意味，后期书作将章草、今草熔于一炉，质朴古拙、刚劲遒丽，又不失己意，从中可窥见黄道周遗韵。

沙孟海（1890-1992）是当代久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名文若，字孟海，浙江人，在诗文、书法上受到马一浮的点拨。早年取法二王、颜、苏、以及北魏诸碑，之后融会张瑞图、黄道周等晚明书家笔意，并进一步去追根溯源，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从而形成落笔恣肆、结字紧凑、墨法沉酣、气势雄放的个性特色。可以说他是取众家之所长才形成自我的风格特色。但黄书对他的启发之深可谓有目共睹，由于沙孟海先生生前曾任浙江美术学院书法教授，西泠印社社长之职，故他一生门生甚多，流风所被，至今浙江一带书坛，仍深受他的书风影响。

另一位深受黄道周影响的大家是来楚生。来楚生，原名稷勋，号楚凫、负翁等，浙江萧山人，一九零四年出生在湖北，一九七五年去世。他诗、书、画、篆刻皆精，就书法而言，他篆、隶、真、草无不擅长，尤以草书独步一时。

来楚生先生二十年研究黄道周，足见其侵淫之深，来先生慕其为人，遂爱其书，他遍临了黄氏的大部分书作，然他在临习时并不满足于一家的形似，而是将汉魏晋唐、碑版石刻、木简残纸融汇贯通，并能巧妙地将绘画、篆刻的特点融合进书法中，使书法看起来跌宕奇肆、刚健婀娜而富于变化。他在用笔上中侧并举，由于中锋能使线条浑圆厚重，侧锋能使其书姿态多变，故其书作纵横率意却不显浮滑无力；结字欹侧，左右参差，大小错落，或正或斜，顾盼有姿；在章法、墨色上往往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奇趣盎然，很见其功力，可见黄氏对他的影响不谓不深，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虽学黄却不落窠臼，突破藩篱，能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