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3月2日，北京西郊机场降下半旗，松枝上缀满了白花，一架专机静默地停在中央，舱内悬挂着挽联和一张黑白遗像。 在沉重的哀乐声中，一众国家领导人胸配白花肃立一旁。 只见邓公夫人卓琳手捧盖着党旗的骨灰盒缓缓走上舷梯。 而后，她含着热泪，亲手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临终前，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小平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五个要求。 关于他的一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刘邓大军和改革开放的岁月。  邓小平 但鲜有人知的是，1992年十四大之后，隐退后的邓小平过着怎样的生活？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邓小平的晚年...... 改革总设计师，功成身退1989年11月9日晚，夜幕降临的北京结束了一天的喧嚣，静待梦乡。 但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的两进小院内却热闹非凡，传出阵阵欢笑。 餐厅内，两张圆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侧面墙壁上贴着一排鲜红的字： “1922——1989——永远”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家。 邓家是四世同堂。 上有“老祖”，即邓小平的继母夏柏根老太太；下有五个儿女还有四个孙子孙女。 老老少少加起来有十几口人，所以吃饭时要两个圆桌才坐得下。 邓家的晚餐向来都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的。 因此数十年里，这样的场景是家常便饭。 但这一顿晚餐格外特别。  退休当晚，邓小平与家人的合影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3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五次会议召开。 此次会上表决通过了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从此，邓公便无任何公职在身。 席间，他的四个孙儿一蹦一跳地跑到爷爷面前，将一张合力制作的卡片塞到他手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愿爷爷和我们一样永远年轻。” 自然，望他健康便是全家人支持他退休最重要的原因。 只不过小平同志自己，为的却是国家前途和命运。 众所周知，他第三次复出时已经73岁的高龄，到了常人眼中的老年时段。 但就是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硬是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引向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而中国的崛起，使从前傲慢的西方国家变得极为不安。 于是，经常有不良媒体造谣邓公“病危”或者是“遇刺”，想借此来搅动人心。 就在他退休的前三个月，邓公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直言： “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还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退休后，邓小平不再参与任何党内决策。 因为他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作用，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 “这样是危险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容易出问题的。”  邓小平右边为李政道 可尽管本人这么说，他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却是无法轻易撼动的。 因此，对于党内许多重要决策，中央领导还是会咨询他的意见。 那段时间，每日都会有简报文件送到邓家小院。 只是邓公一一阅后，从来只在在末尾处写下一个“阅”字，便将决定权完全交给第三代领导人。 但他也并没有就此躲清闲，做甩手掌柜。 而是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成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邓公趁着身子骨还硬朗，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最重要的便是，到他心心念念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切实感受中国的发展情况。 1991年，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 彼时，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前景产生了怀疑。 次年1月17日，一列从北京出发的火车，过黄河跨长江，向着南方驶去。 列车上正是小平同志和他的家人。 这一次，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带着全家人游历南方诸省。 邓公从武昌开始，依次到了深圳、珠海、上海等多个城市。 他一路边走边谈，史称“南方谈话”。 这其中，在深圳仙湖植物园里，一棵叶茂花盛的树引起了邓公的 见状，工作人员主动介绍到： “这是发财树。” 闻言，邓公朗声大笑，不住地点头，说道： “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反应了他的毕生所愿。 那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足的生活。  南方谈话中的邓小平 而后，小平同志特地去了趟深圳的皇岗口岸。 他专注地看着对岸，脸上满是眷恋。 因为目光所及之处便是即将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 邓公默默了半响，开口说道： “待到香港回归时，即便是坐轮椅，我也要踏上祖国的这块土地。” 事实上，这话他不止说过一次。 退休时，其也曾表示以主人的身份去香港看一看。 这便是邓公此生最后的心愿。 这场南方旅程结束后，中国人民关心的“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1992年十四大的闭幕会上，作为特邀嘉宾，邓公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了现场。 会上，他依旧红光满面，炯炯有神地望向下一代领导集体，中气十足地用四川乡音说道：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了。” 这也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重要的露面。 他一生中的“运筹”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从战场到新中国的建设，这个为国为民操劳了八十多年的老人终于可以卸下身上包袱，做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  退休后，邓小平在北京街头 或许提起邓公的生活，人们最常谈论的便是他非同寻常的健硕体魄。 岁月对他似乎格外宽容。 就连多位首次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精神饱满、气宇轩昂的人已经年过八十。 前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等曾毫不掩饰地表达过自己的羡慕之情，直言道： “我想请教一下，您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答案就在邓公的日常生活中。 北京第一市民，平凡度日关于小平同志健康长寿的秘诀，他的保健医生徐德友总结得十分到位。 最首要的一条便是作息规律。 虽然离开了工作，但小平同志依旧保持着之前的作息。 八点起床，八点半早餐，十二点午餐，晚六点晚餐，晚十点就寝。 日日如此，雷打不动。 而且他的饮食习惯也非常健康。 每顿只吃七分饱，从不暴食，也不挑食，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 在饮食上，邓公还立下了两条规矩。 第一条，不准浪费。 要是剩了饭菜，都要热一热留到下顿继续吃。 偶尔，几个孙儿会撒娇不肯吃，邓公便会佯装生气地说： “不会吃剩饭就是瓜娃子哦。” （瓜娃子为四川方言，意为傻瓜。） 他的女儿邓榕曾笑着回忆道： “没有人想当傻瓜，孩子们只好乖乖吃掉。”  邓小平与家人一起吃饭 第二条便是晚餐一定要家里人到齐了才能开动。 1990年秋，邓榕因公到广州出差，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到家，一家人硬是等她坐下来才一起开饭。 席间，趁着家人团聚，邓公更是很关注他们的进餐情况。 一旦发现谁胃口不佳，便会问：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看医生？” 而这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中度过。 小平同志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 除了必看的各类报纸内参，退休生活中，他最爱读武侠小说，尤爱金庸。 据说，他是有据可查的内陆第一个读金庸的人。 有趣的是，邓公上午看书时有一个习惯，即手握一杯浓茶。 茶叶要占水杯的三分之二，泡的多是其四川老家的青茶。  邓小平与金庸 除了作息规律，适当的运动也是其身体健康的秘诀之一。 而且他运动的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 从七十年代起，邓公就开始每天做保健操。 隐退之后，他干脆自创了一套。 扩胸、交叉单脚跳、弯腰、伸胳膊...... 其动作虽然很简单，但是全身都能活动开。 此外，自1959年在四川伤了腿开始，邓公为更好复建，便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邓家小院最大的外缘约140米，他每天要走18圈。 而且邓公散起步来，十分讲究。 少了几分闲适，倒像是多了几分军人的规矩威严。 散步时，他不发一言，目不斜视、就像走正步那样。 而且邓公也不用别人提醒，每次都能做到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邓小平 而除了这两项比较温和的运动外，小平同志和毛主席一样，酷爱游泳。 不同的是，主席爱在江里游，可他爱在海里游。 大海是邓公革命的起点，于他而言，意义非常。 1922年，他乘坐邮轮在上海漂泊了四十多天赴法留学 ，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革命家。 邓公曾说： “在海里畅游，我能感受到自由。” 早年间，在大连和秦皇岛等地视察时，无论天气多恶劣，浪有多大，他都要下水游上一回。 邓公游泳时花样不多，只用蛙泳一个姿势，也能游一个小时。 这令许多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1992年夏天，小平同志全家去北戴河休假。 盛夏的大海湛蓝得令人沉醉，金灿灿的阳光洒在上面更添了一分风姿。 原以为自己能好好享受一番，但奈何邓公此时已88岁高龄。 情理之中，出于各方面考量，医疗组不同意他下海。 如此一来，邓公只能独自一人坐在岸边，看着其他人在水里嘻闹。 也许是他眼里袒露的羡慕之情令人有些心软，医疗组最终松了口。 只是众人也提出了一个小要求。 那便是，要派专人守在岸边，时间一到，便举红旗示意他上岸。 邓公从来不让工作人员为难。 即使意犹未尽，也会遵守规矩上岸。 这一年，他一共下了8次海，每次时间长达45分钟。 这也是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在海里畅游。  邓小平与家人在海里畅游 在这样健康的生活方式下，他几乎连感冒都很少，也不像寻常老人一样不离汤药。 除了每日几粒维生素以外，小平同志连补品都不曾吃过。 但之所以他总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世人眼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平和的心态。 在邓公与德国前总理科尔谈自己的养生之道时，他曾说过： “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 而这种豁达坚强的平常心背后有两大主要原因。 其一，邓公非常喜欢和孙子们呆在一起。 所以，其身体虽然已经老去，但始终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而在他书桌上放着的四个生肖陶瓷和一个小篮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些拜件孙子孙女送他的生日礼物。 四个生肖代表着四个孙辈。 而小篮子里是两只大猪和五只小猪，代表他和妻子卓琳，以及自己的五个孩子。 几个孙辈经常在桌子下面爬来爬去。 若是邓公工作太久，他们便会拉着爷爷嬉闹，让他趁机休息片刻。 谈起自己的家人时，小平同志曾自豪地说： “倘若世界上真有最好的爷爷这个奖项，那么我一定会是得主之一。”  与孩子在一起的邓小平 其二。他有很多业余爱好。 因此，即便是离开了工作，其生活依旧非常充实。 众所周知，邓公是出了名的桥牌爱好者，且为促进我国的桥牌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桥牌协会、“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等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 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还特地给邓小平同志颁发了桥牌荣誉奖，以感谢他对桥牌运动做出的贡献。  打桥牌中的邓小平 除桥牌外，邓公的另一心头好便是足球。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赛举行期间，他亲临现场。 这也是他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退休之后，小平同志经常守在电视机前，观看重要的足球比赛。 前面说到他的作息时间数十年从未变过。 唯一一次例外，便是为了足球。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举行期间，邓家小院的灯火夜夜通明。 电视机前的邓公捧着一杯浓茶，像个普通球迷一样，看到精彩之处，也会拍手称好。 退休之前，他也曾亲自为中国的足球题词： “中国的足球必须搞上去，必须从娃娃抓起。” 当然现在看来，要实现邓公的这一心愿还需要中国足球界多加努力。 北京国际足球友好赛闭幕式上的邓小平 如保健医生许德友所说，正是这些独特的养生之道让邓老成为了一个长寿健康的老人。 然而上了九十岁之后，邓老也没能抵过无情的岁月。 其身体机能随着自然规律在急速衰老。 1996年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了最沉痛的一个新年。 华夏春光已至，小平再见作为保健医生，许德友每日清晨八点一刻都会准时出现在邓公卧房给他测血压。 而且他从来不需要敲门，每次都是刚走到门口，邓公便会从里面拉开房门。 可1996年底的一天，许德友在门外足足等了十分钟，敲了两次门都没有人应。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就连邓公当年看世界杯的时候，也都是提前跟他商量好了，才调整作息的。 许德友心里一沉，连忙找到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说明此事。 听闻这个消息，她立马叫来警卫从外面撞开房门。 而后，只见邓公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正急促地喘着粗气，面色苍白如纸。 众人大惊失色，赶紧将他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称301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救护车上，卓琳握紧丈夫的手，宽慰道： “别怕，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家过春节。” 说话间，车子经过长安街，一路向西，疾驰而去。 可那时谁也未能料到，邓公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来。 经过全面检查，他的心脏、肝脏都很健康，也没有糖尿病。 致命的问题出在神经系统，邓公患上的是“帕金森综合症”。 这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听到这个结果，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只有小平同志神色平静。淡淡地说： “人活到八九十岁，死了也是件喜事，新人总要替代老人嘛。” 从这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 除了家人以外，还有一名叫黄琳的护士一直陪在他身边。 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黄琳曾说： “这个病是很折磨人的，几乎从早疼到晚，但首长始终一声不吭，一脸平静。” 退休后的邓小平 1997年元旦，北京城内小雪纷纷，到处都在放着新年的祝歌，但三零一医院却没有一点喜庆之气。 因为小平同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大多数时间，他都处在昏睡之中。 一天，他昏昏沉沉地醒来，感觉稍稍有了些精神，便让黄琳打开电视，想看看新闻。 当时，央视正在播一部电视纪录片。 邓公带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指着里面远远走来的人影，问道： “他是谁啊？” 黄琳心里一酸，勉强笑着回道： “那个是您啊，这是央视刚拍摄的纪录片，就叫《邓小平》。” 听着荧幕中传出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小平同志的脸上竟然泛起了红晕，像是被表扬之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孩。 邓小平 不久就到了除夕夜，医院摆了一桌特别的年夜饭。 邓公的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围坐在一起。 可明明是欢聚的节日，但各个都沉默不语，满脸颓然。 最后还是警卫秘书张宝忠举着酒杯，站起身来，主动打破了沉默。 但他在开口时，还是难掩哽咽： “希望咱们医学界，在新的一年能创造奇迹。” 可令人难过的是，他们最终没能等到这个奇迹。 2月15日，邓公将妻子卓琳叫到跟前，做了最后的交代。 “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卓琳握紧丈夫的手，伏在床畔哭得不能自已，她明白自己留住不爱人了。 4天后，小平同志的肺部已经衰竭，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后被送进抢救室。 1997年2月19日晚上九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 第二日凌晨，从301医院到八宝山的2500米，十多万群众眼含泪热，站在大雪之中。 他们手里都举着“小平，你好！”的横幅，来送一送这位最可爱的老人。 首都群众送别邓小平 3月2日，按照小平同志的遗愿，他的骨灰有其夫人卓琳撒入大海。 他终于和最爱的大海、和人民融为了一体。 后记在邓公走后的133天，五星红旗在香港的上空迎风飘扬，这块土地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令人遗憾的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没能亲眼这神圣的一刻。 今年正逢香港回归第25周年，让我们再道一声： “小平，您好！”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新闻：《激情与宁静：邓小平最后的五年》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邓小平实录4：1982—1997》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