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洁 | 疫情下城市记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兼论社会结构变革的情境化

【作者及来源】

作者：薛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第3期。

【摘要】现代化使城市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社会风险。城市在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与社会成本远超乡村，对它进行解读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更是它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即从人的行为到制度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中国，伴随着8世纪开始的国家权力中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占据了财政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形成了新的城市社会意识。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产生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共同的城市社会记忆。疫情带给城市的考验是整体的，既有政府的权威，也有官员的作为，显露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并冲击着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管理的终端，社区继单位之后融合陌生群体，产生多重身份归属，使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在疫情中得到巩固。城市中风险地区的比较与划分也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风险意识和符号体系。疫情情境也创造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仪式操演产生心理上的共同记忆，并通过城市景观、物产、人文秩序法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完成从事实现象到象征符号的转换，促进国家认同的产生。

【关键词】城市记忆；国家认同；社会结构；情境化；疫情

人类社会是有了城邦之后才有了政治，国家的疆域最早就是指城郭周边的地区，所以政治（politics）的涵义起源就是城邦事务。城市由城郭发展而来，最初在皇城和近代的口岸发展、繁荣。皇城是权力资源的集中地，而作为口岸的通商城市更容易拥有海外贸易的优势。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作为国家实力象征的城市，其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标志着国家的形象与竞争力，城市秩序也影响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竞争。由于城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它甚至将取代国家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的来源。

城市尽管出现得很早，但是城市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社会学家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之际，城市也就作为现代性的象征逐渐取代乡村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城市社会结构与乡村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城市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城市具有多样性，却是承担国家建设（state-making）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承受了社会发展中的大多数风险。人类历史上，已经有数次大的疫情发端于城市并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事件。当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迫切期望去描述和分析它产生的社会机制，却常常忽略了它发生的社会历史情境。事实上，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变化和转型均发生在它发生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在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中，因果融合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并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一、现代性：从乡村到城市的权力扩张

城市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但现代化使城乡差距拉大。马克思指出，城市产生于人类社会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城市作为生产生活的新的空间领域，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也催生了私有观念的产生。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则加固了这种社会样态，最终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所以，城市出现的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城市反映着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人类社会生存的人工环境，权力设计和社会结构演变都是城市不断发展的结果。

中国早期城市位于社会的中央，由周边的农村供养。最早的井田制就是由八户农民供养位于中央的君主。8世纪之后，国家的中心就开始逐渐由乡村向城市转移。“新的士绅阶级不必光依靠农村产业而过农村生活，他们还常去城市做官经商，让其年轻的家庭成员在农村管理田产。”这时候，城市中的权力依然是由乡村中的支配力量所掌握。这要源于六朝和唐代前期的政府不控制私人收购田产，因而产生了大批掌握土地资源的地主，他们借助农村的土地资源实力对城市权力有所控制；而宋代由于税收制度的改革，加之城市商业繁荣产生的商业税收入超过了农业税收入，使国家财政日趋稳定，于是城市的地位得到巩固。乡村地主士绅原先只掌握土地资源，经历隋唐的科举制之后，逐渐通过教育途径进入国家的官宦阶层。现代化之前的城市受乡村势力的制约，“被那些倚仗对土地的控制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乡绅们所把持着”。以军事实力在城市中掌握权力的支配力量来自乡村并且拥有乡村的土地，依旧住在乡村，往返于城乡之间，因而城市中的掌权者并不是新一批人，而是原先在乡村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来到了城市，但权力的重心依旧在乡村。

在西方，城市在罗马帝国时期是社会经济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心，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地方权力逐渐过渡到原先人烟稀少却被贵族领主占有的土地范围里，农村庄园成为公共权力的中心要塞。直到伴随着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诞生，纺织等工业的兴起，商业爆炸性发展，以新的技术优势、经济优势崛起的城市新阶层逐渐占据了城市中的支配地位并产生了新的城市社会意识。城市的阶层和社会结构逐步形成，那些曾经居住在农村的城市掌权者更加依赖城市的发展优势，逐渐离开乡村定居在城市。城市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打破了城乡之间原有的平衡。“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这个过程当然少不了军事力量的对决，而且现代化往往始于军事现代化，因为城市的发展相对于乡村更加吸引军事资源，或者说，城市的财富更需要军事力量来保障。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早期首先从军事现代化方面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三世于18、19世纪之交进行的现代化改革首先着眼于军事现代化，明治维新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塑造也是如此。

近代新兴的社会阶层通过教育、群众运动等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新的掌权者，而原先盘踞在乡村却支配城市的地主阶层逐渐退出城市的支配圈。城市在教育、经济、文化、医疗、娱乐、资源等方面比乡村更具有优势。“城市作为时尚先锋主导着生活方式的翻新，乃是现代性社会结构所展示的一个划时代转变。”现代化导致城乡差距拉大，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新观念、新技术、新阶层以及从事新的经济活动的人群，从而塑造了新的城市意识，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而言，尽管乡村占国土面积巨大，但是小农经济模式依然是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模式，城市创造力的持续增强使得乡村GDP的占比相对式微；而就人口而言，由于城市发展机会的增加吸引着来自乡村的劳动力，使城市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60%以上。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情境正在发生改变。

城市没有第一产业，是第二和第三产业支撑了城市的经济活动。与农业相对安全的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不同，城市的工商业依赖充分的社会交往，必须在人员聚集的地区发展。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逐渐向城市聚集。随着城市日益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引领者，城市面临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诸多问题。随着家庭与人口结构、社区结构与居住模式、科技和文化发生转变，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样态，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贫困与精神焦虑问题。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贫困更应归因于缺少生产条件、机会以及能力。如果说农业收入依靠土地收成而大体稳定，那么城市中的贫困则更多是由于无法得到工作机会造成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类型的国家都为消除贫困做出过各种尝试和努力，贫困治理考验国家治理的绩效。中国的城市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也因各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不同。欧洲近年由于移民增加而带来的宗教、就业、族群等问题，直接影响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政策，城市中的贫困问题并不容易彻底消除。

城市是多种资源要素的聚集空间，地域有限，人口密集，既有河道等自然地理优势，也有建筑等人工智慧成就的城市发展能力。最早是由于交通的便利决定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例如，在16世纪30年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世纪典型时代意大利各城市近东贸易的继承者”马赛，16世纪晚期福西亚（即马赛）的商船在整个地中海来往穿梭。口岸城市通过对外商业和贸易活动，奠定了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但由于口岸城市相对更好控制，所以近代以来入侵中国的侵略者都以占据或控制大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为目标。快速现代化使城市发展变得不均衡，突显出不同的城市发展特色与功能。尤其是现代超大城市往往以城市群的形式占据竞争优势，区域涵盖了功能性的核心建成区和扩展通勤区。例如，由12个郡组成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或中国的京津冀等一体化区域。“城市代表地区的经济；在每一城市或城市群的周围都有一个和该城市有着密切相互作用的农业和贸易区（有时也是制造业区）。”城市群和卫星城市的发展，要求城市整体结构功能要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020年初武汉因疫情而“封城”，一时间农产品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说明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的通勤功能、农产品供应功能等方面的建设都是必要的；而两座方舱医院的迅速选址，则展现出城市建设规划留白的合理性。

城市也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与秩序、文明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包括规则与资源分布在内的城市结构地位蕴含在城市的运作当中，城市的现代化需要社会整体环境的配合：政府、法律、金融等造就的经济秩序以及各族群交往的和谐社会关系。公共服务的质量、法律运行环境、社会阶层构成都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城市政策运行的制度环境调整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利益关系。“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而制度的变革往往很难跟得上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古学家欧文·劳斯（I. Rouse）认为，文明是人的发展，是文化进步；而城市化是机构发展，是社会的。

由于城市资源的聚集与文明的表征，城市始终居于国家建设的中心位置；而在地理概念上，城市也常常位于地域上的中央而与“蛮夷”相区别，这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中央，地理上的边疆也常常伴随着心理上的边缘。城市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地理意义的城市化。城市需要吸引人才实现发展，而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吸纳能力决定了人口（人才）的聚居度，人口流失则意味着城市整体功能的下降。因此，城市秩序是一种整合的秩序，“圣王求士与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城市聚集人才，发展教育并形成礼乐等社会文明。城市与乡村社会结构不同，所运行的信任模式也不同，它不像乡村那样具有内生的同质熟人关系，城市社会具有较强的容纳性，是不同人群共存的“公共空间”，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接受。进入城市的不同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具备包容性身份认同，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记忆。多样和广泛的相互依存方式是现代城市系统的特征，而每个城市作为社会政治空间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不同城市性格（character）或城市精神（spirit）。独特性是产生认同的基础，城市人群的面貌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表征。

 

二、疫情情境下的城市秩序与结构

疫情是一种重大的历史情境事件，重大事件都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尤其是波及全球的疫情往往都会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产生互动的影响：社会在历史变迁中呈现出情境化结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历史情境。城市聚集了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密集的人口不利于疫情防控，给隔离带来困难。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缺少体力劳作，也没有乡村空气清新的居住环境，因而城市人口在病疫面前的抵抗力往往较弱，就像我们看到的，近几次大的疫情都首先在城市爆发。不仅如此，由于乡村的经济模式接近自给自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城市的出现本来就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交换关系并不是诞生于农业文明，而是在工商业文明中诞生的。“经济活动和创新的份额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发展成为交通、贸易和信息流的枢纽。”当疫情来临，商业交换活动受到限制，城市经济和社会关系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下人口流动减少造成贸易和服务业受损，城市中的失业与无收入的情况远比乡村严重，再加上疫情之前早已出现的大城市发展中的交通、气候、贫富差距等问题，导致欧美等地一些城市不断发生抗议活动。“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城市因疫情危机付出的经济代价和社会成本都要远超乡村。

城市是政权所在地，面对疫情带来的复杂的治理问题，政权首先需要具有权威性。城市聚集了拥有更多医学权威的医院、更多的医疗设备、更高的医疗技术以及负责患者确诊并承担上报责任“认证”的权威机构。城市的这些医疗资源优势使它在抗击疫情中，可以提供对疫情的权威判断与指导。“对专家系统的信任甚至是人类认识统一的基础。风险加重了个体对专家或权威的依赖。”权威专家的出现也在疫情当中对公众焦虑和恐慌情绪起到了平复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而言，“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并如此富有多样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理具有很大的难度。疫情对各国带来的是整体考验，不仅考验政府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且考验政府的作为与绩效。其中政府足够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是社会在面临大的疫情灾难时的主要依赖力量，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城市生活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北京市政府对第二波疫情的迅速应对，武汉首发疫情以来迅速“封城”、对疫情中行动不力的官员进行调整，以及疫情过后重新激活城市生产生活秩序的做法，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也巩固了城市政权的权威，二者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关系。

除了具有权威性，城市政权组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政策选择的责任性。疫情造成的社会情境为政府行为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价值衡量标准，包括对各级官员在疫情中表现的考验。中国历史上虽经战乱分离，但基本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事实上，在大的疫情等灾难面前，官员的作为逐渐塑造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疫情面前团结一心的传统，使政府总是承担着危机中的社会责任与民众期盼。

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召集当地有识之士，教导他们带头改掉将得了疫病的家人抛弃山林的愚昧做法；同时也依靠法律制止这些行为，终于有“数年之间，弊风顿革”。《隋书》也记载了辛公义在岷州亲自照料病人以劝告疫病患者的家人不抛弃患病老人，后来“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城市官员在疫情面前的作为表明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策的权威性与执行力。相反，在大都市地区，出现疫情应对不力等问题，常常是由于重叠分散的权力格局所致。

在分析疫情对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时，引发结构变革事件的时间次序非常重要。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在亚洲出现时，被认为是“偶然事件”，并未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大国的关注。直到疫情很快席卷全球，方印证了“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城市政策的执行效果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同样，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在面对疫情危机时也受到政府表现与反应的影响。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意大利等国各大城市初期对疫情的忽视，才导致政府行动迟缓。

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去解读，目的就是考察事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应该说，疫情虽然看似偶然事件，但是其背后的城市权力结构变迁趋势却是必然的。尽管各城市的作为的确受到其所处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家整体结构的制约，但是疫情的出现已经为城市改变社会结构提供了机遇。“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越是加剧，公众的核心价值越是受到显著威胁，所有人对此的意识越是清晰，经济、政治和公共领域间基于分工习惯的权力与职权结构也就越加受到撼动。”就像1348年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引起了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出现一样，疫情情境中的城市作为只是表象，实际上它反映了其背后的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

城市实力的核心是商业贸易，工业和服务业占据了城市经济的主体部分，城市的生命力就在于流动性：资源、人员、商品的流动，流动性是城市经济的命脉。为了追求商品的自由流动，19世纪中叶英国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保证鸦片从通商口岸进入中国。疫情造成人员流动受阻，产品需求锐减，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活动萎缩。相对于乡村更为自给自足的第一产业，城市经济受到疫情的打击更大。疫情过后，旅游、娱乐等服务业无法在短期内报复性恢复。再加上因疫情而采取的隔离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阻滞，整个城市社会对经济的信心都亟待重建。而疫情情境之下人们消费行为的缩减、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也在多个方面冲击着城市社会。

首先是冲击人们的行为观念。城市经济的繁荣依赖人的消费活动，尤其是第三产业，疫情下人们活动受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疫情中全球商业活动减少，工厂订单锐减，促使各地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对外依赖性减少。这虽然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却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引发城市居民对本国企业将生产供应链设置在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做法的不满，认为这造成了本土年轻人就业不足，收入下降。另外，愈演愈烈的大城市发展产生的结构分化，甚至冲击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年轻人对于老年人在退休前占据劳动力市场，而退休后又占用养老金，产生很大的不满甚至怨恨。疫情中老年病例的不断死亡，反而使美国青年将新冠病毒称为“Boomer Remover”（老人清除者）。我们习惯于认为在大的疫情等社会事件之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变化是事件的后果，但事实可能是，变化已经产生，只是在事件来临时显露出来。疫情中社会伦理关系的暴露，是之前积累的城市社会发展危机的显现。

其次是对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情境融合在社会发展中，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社会结构既是情境性互动的根本源泉，也是后者的产物；社会结构也被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被再生产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行动。”一切城市存在的组织化网络都维持着城市功能的运转和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此次抗击疫情的许多政策措施都是由城市社区最终落实的。中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始于本世纪初在北京和上海实行的社区网格化，后来逐渐在全国各城市社区设立网格长，开展到户管理。社区管理通过网格化将人员分管到户，是一种比较有效地将城市陌生人纳入社会结构组织、把国家与个人结合在一起的途径。相对于农村，城市基层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对象是陌生人群体，“必须兼顾社区管理的界线和不同背景人群的多样化需求”。疫情情境中，这种网格化管理结合物业等组织的工作对于排查和隔离居民非常有效。事实上，在抗疫工作中，中国几十年的单位社会基础与社区网格化相结合，有效地控制了人员流动。鉴于抗疫时社区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有的学者提出社区工作人员体制化、提高社区福利等建议。“制度变迁并非一项技术工作，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颇具价值的、有争议的以及依赖于情境的过程，它也经常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疫情中城市社区作用的发挥是因为之前各大城市社区已经通过基层党建，使社区网格长的具体工作得到下沉的党政工作人员协助，成为国家政策落实的终端。社区继单位之后充当融合城市陌生人群，使其社群化、地方化、产生多重身份归属的角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已经成为维护城市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使国家权力通过城市社区嵌入社会基层结构之中。

最后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改变。从19世纪上半叶到1866年，伦敦共经历了四次霍乱，斯诺医生发现其与泵井传播有关。疫情促使伦敦对城市下水道进行彻底改造，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伦敦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智慧城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各大城市都经受了挑战，面临不同程度的失业、教育和贫困等问题，亟待对城市结构（人员结构、经济结构甚至话语结构）进行调整以及解决财政赤字等城市发展问题。“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城市拥有人类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阶层、政治权力、行业分工，也是各种政治观念存在的空间。疫情来临，抗疫成为驱动所有社会要素的动力，这使城市变成一个客体，而不是发展的主体。疫情中对城市风险地区的比较与划分都产生出与以往不同的城市风险意识。此次产业结构的恢复调整，各城市都不再采取十年前投资房地产等基建的做法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改为投资5G和人工智能、物联网、可再生资源等“新基建”来提升内需。疫情后城市新的发展方向象征着人类科技与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一种新的城市现象。“城市是一种与自然相异的环境，因此推动孕育出某些新的态度与符号系统。”

现代世界体系在二战后基本确定，但还在不断地调整。国际秩序的改变取决于各国内部主要城市治理发展能力的对比。疫情情境下，各大城市有些面临危机，有些面临挑战。应对疫情使有些城市的权威得到了巩固，而另一些城市政府则由于应对失利而丧失了民众的信任。结构主义视角不是分析城市各要素在疫情来临时如何反应，而是探析各结构成分如何共同构成了政治现象。社会并非由独立的个体组成，而是由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组成，结构是人们感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而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由它在社会情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与常态下的应急管理预案不同，重大突发灾害情境中的应急管理需要面对人与环境的急速变化，而不是相对稳定性的情境设置。”疫情中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疫情暴露出的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危机不会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聚集而减弱，而应在政策、机构、技术以及认同问题中去理解。疫情不是世界末日，人类的意识形态分歧不会消失，但这无法阻挡各城市和国家面对疫情需要一种“live & let live”（活着也让别人活）的合作以及城市居民对国家的认同。

 

三、城市发展与危机中的认同建构

任何一种波及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大危机都是一种心理上的灾难。此次疫情在武汉爆发以后，市民的焦躁、沮丧等情绪伴随着疫情中失去亲友的悲伤一起袭来，而疫情过后对经济收入的焦虑和“湖北人”标签的愤怒更加严重。在疫情中幸存下来的人的这些心理创伤，使他们在面对疫后社会关系时更加退缩。即使疫情过去，心理上的应激反应也难以消退。

疫情带给城市居民的心理困扰和恐慌，比乡村更严重。乡村是熟人社会，日常的聊天都会交流村民的生活和村里的事件，大大减轻了心理压力。同时，“宗法纽带既对人构成限制，也给人提供了维系情感、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心理母体与社会母体”，人们身处其中“就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而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宗法之间的纽带较薄弱，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甚至包括邻里之间基本都是陌生人交往。陌生人群体在疫情期间采取线上交往的方式，不仅需要信任等社会资本作为交往的心理基础，而且需要借助发达的科技和便捷的网络信息在公共空间为集体记忆的渗透与传播提供情境。疫情使陌生人群体有了共同的目标（抗疫）、共同的行为模式（隔离）、共同的话题（疫情的防控）、共同的指引者（作为抗疫权威象征的专家等）甚至同仇敌忾的对象（隐瞒疫情而引发聚集感染的人）。对疫情的聚焦关注和统一行为规范，使人们结成心理的整体感，同时，与他人对疫情的“共同知晓”（common knowledge）创造出一种心理上的共在（together）氛围。这种集体危机情境创造了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使仪式具有更强的操演性。2020年4月4日我国举行全国性的哀悼活动，虽然是悼念逝去的人，但也是对生者心理创伤的抚慰，为他们提供一个释放悲伤的机会，走出危机产生的低落情绪。仪式通过重复的动作及语言让人们产生“习惯性记忆”，这些“习俗和礼仪是强有力的洗脑机制”，让归属感对抗危机带来的焦虑，唤起共同体情感。“危险不堪设想，人们却不得不与它一道生活。”城市相比于乡村共同体最核心的特点就是让相互依存的陌生人群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安全感，这个特点有利于城市人群之间的整合以及产生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集体记忆。

除此之外，现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通过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吸引人才，所以城市的识字率更高，不必像口传文化时代靠记忆进行信息存储和传递。疫情提供了记忆的素材，在城市共同体中储存了一种“生存的时间”（lived time）的现象经验。识字率提供了很好的动员和符号象征的基础，便于疫情中的城市记忆通过语言进行传递和得到解释。语言的变迁塑造着疫情下社会变革的城市记忆，也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相似情境的回忆。类似“瘟疫”或流行病等词汇首次出现在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爆发期间，而“自我隔离”首次用于17世纪英国亚姆（Eyam）地区居民为了防止第二次黑死病蔓延的牺牲行为，成为荣耀的称呼。作为文化象征的语言也彰显着城市文明的进步。此次疫情中的警示用语日趋规范化：以“风险地区”代替了具体的地名来限制人们的活动，并避免地域歧视，体现出人类超强的编码和创造符号的能力。“本体规划是语言治理规划中的基础工作，主要涉及公共卫生事件中专业语言的使用标准、规范，特别是专名译写的国际规范与原则的制定。”符号占据情感支配地位的方式本质上取决于它被使用的语境，疫情中人类“驾驭符号的天赋”将符号发展成为形成认同的有力工具，因为认同的产生不是通过对心灵进行规训，而是通过对符号进行重复性记忆完成的。

认同产生于我们从对社会结构的感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社会关系产生认知。城市居于国家的中心，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聚居的情况更为复杂，基本无法像村落或者边疆民族那样确认“自己身处何方”“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实现“地缘血缘想象”带来的社会整合。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外来性而缺失身份认同中的“祖源叙事”。那么，既然城市居民对这种地域认同和血缘认同都无法实现，他们依靠什么来完成城市社会的心理整合呢？

城市认同的目标首先有城市的景观（landscapes），它作为象征符号集中了城市居民的乡土认知和自豪感。景观既包括自然景观，也包括人文景观。比如北京的天安门，不仅凝聚了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也让北京成为祖国的想象，进而实现了情感的认同；莫斯科的地铁凝结了莫斯科市民对苏联时期的记忆；武汉的方舱医院等将成为社会共同经历危机事件的地标建筑。其次是城市的工业、物产与经济能力。以当地的工业或著名的物产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标志着城市的力量。中国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为了重启消费市场活力而繁荣的城市夜市经济，不仅带来商户的欢腾，也成为市民经历了隔离行动束缚之后自由活动的兴奋点，共同刻写在人们对这个城市特殊时期的记忆中。再次是城市的秩序与人文法则。城市的发展与治理能力凝结在城市生活的秩序当中。对人员的管控、对交通的疏导、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对国家科技与经济进步的贡献都凝聚着居民的评价与认同。第四是在危机事件中全球焦虑与民族主义情绪。“在风险转变为灾难的时候，求生的渴望会压倒所有的合作取向。”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疫情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更加凸显。单纯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归属感，但是疫情危机中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思考在竞争中区分“我们”与“他们”，会加强国家权力和民族认同。意识形态之争无法解决在世界上蔓延的焦虑问题，这时的合作是明智且必要的。合作是一种互惠义务，世界各国总是会在人类经历大的灾难之后联手合作。一战后产生了国联，二战后产生了联合国等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尽管疫情不会改变西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发展显现的危机和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已经无法被忽视。

疫情期间城市显现出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问题并非暂时的，它背后是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的变化。每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绕不开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城市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那么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所有的事件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时间上的切面。具体的发展情境引发行动者的反思从而“创造历史”，这些引起反思的社会情境作为一种历史条件，也就成了“关键性临界点”（critical thresholds），成为一种长期发展的契机。欧洲黑死病肆虐时，威尼斯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监察城内的防疫措施，并在1374年实行了封锁政策，成为第一个隔离来自疫区人员的城市。那次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卫生习惯以及对防疫的愚昧无知。可以说，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是促使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原因之一。但是，观念长期的变迁方向并不一定反映人们最初对危机的认识。“遭受危害并不一定导致相关意识的形成，它甚至可能引发相反的结果：因恐惧而否认。”如果现代社会人们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那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就不会出现城市官员、居民对疫情的忽视，疫情会更早得到控制。“降低接触率越及时，控制疫情进程的作用就越显著。若坐等疫情进入特定阶段后再采取降低接触率的措施，对于疫情的整体发展影响甚微。”在对疫情这种危机现象的观察分析中，我们需要了解行为改变背后的观念变革，重新认识城市发展与生态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重新思考城市风险社会中政府的角色。

危机尽管存在，但是城市的现代性不仅不会被疫情摧毁，而且必将在更深层意义上被理解。对城市发展的判断要进行从事实现象到城市象征符号的转换，探索意义世界，因为“世界不是一种'事实’而是关于事实的符号”。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人类对意义的认知是从理性分析到理性活动再到把符号与其价值联系起来，从而创造符号的终极伦理内涵的过程。感知能力是随着社会的文明复杂化程度而逐步提高的，正是这种能力的不断提升，让人类有了探索社会秩序“意味”的最高境界。城市现代性的逻辑也就是为城市发展提供解释意义的符号，描述城市中哪些行为是有意义的。

 

四、结语

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时间反复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再次显现出21世纪现代性的危机。疫情的社会情境对世界秩序和政治经济的作用之一，便是出现在城市中的疫情社会情境如何影响国家认同。城市为政治提供了想象空间，“没有想象就没有共同体”。疫情则是新世纪全球共同遭遇的最大的一场危机情境。这种社会历史情境通过影响城市人群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与群体分歧，限制边缘化群体进入现代城市核心区域及从城市经济中受益的能力。

关于国家认同在疫情情境下的重塑与恢复秩序之后的城市建设，尽管各种主张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争议，但是它们都把对疫情现象的分析作为问题争论的过程构建起不同的观点，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在特定时空下对现象进行话语性构建，因为城市已经被理解城市现象的话语实践不断地重现和重新安排了；问题是需要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各城市在疫情过后的政策、介入和控制详加考察，以了解疫情对我们这个时代将会产生影响的深远性、持续性和历史性，以及权力运行在其过程中的角色，并根据权力的行使者在这个时代情境中的作为来厘定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赋予其认同以及话语权。在这方面，每个城市的话语实践对意义和价值的建构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集体想象。疫情危机过后，城市的发展终将会在各自作为之下的地方框架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