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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瓶貌似糅合多种器物之特征，尤其丰肩鼓腹，肚大似斗之样式较于一般龙泉窑双耳衔环瓶的温和比例，重心偏下，殊为另类。 考之嘉靖万历景德镇的同类器物可知，该瓶的原型或还有一种——元明景德镇象鼻耳瓶。最著名的象鼻耳瓶自然是“大维德元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此种瓶式初见于元青花，明代尤其盛行，但龙泉窑十分少见。目前所见著录仅有四川省成都市永丰肖家村明墓出土的“明嘉靖青釉划花缠枝莲纹象耳瓶（高32.2厘米）”、成都市红牌楼明墓M3出土的“明万历青釉象耳瓶（高33.2厘米）”。前者制作尤其精美，从口至足刻划蕉叶纹、灵芝纹、覆莲瓣、缠枝莲、仰莲瓣、朵花团云纹等多道花纹，虽刻划线较浅，但其纹样之精美讲究，颇有官样之风。此器纹样格局及造型与成都市高新区新北小区明太监墓出土的“明嘉靖青花缠枝牡丹纹象耳瓶（高32.4厘米）”非常类似。另，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一件“蕉叶灵芝纹双耳衔环瓶（高29cm）”，应该也是嘉靖万历时的同类产物，而此类款式风格应系一时之好尚。
明万历青釉象耳瓶 成都市红牌楼明墓M3出土 现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明万历青釉刻花八卦缠枝纹奁式炉 成都市红牌楼明墓M3出土 现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明龙泉窑刻花八卦纹奁式炉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红牌楼明墓M3墓主是供职于明代蜀王府内“承奉”副职的太监，掌管蜀王府内的侍奉、礼仪等事宜。象耳瓶和炉是供器组合，很可能为墓主生前所掌管使用的器物。不过龙泉窑中常见的是一种凤尾式大瓶（通常装饰牡丹纹而称牡丹瓶）和炉的组合，墓葬出土的龙泉窑象耳瓶很可能为专门订烧的产品。鉴于该墓葬同时所出的青花大瓷缸上印有“大明嘉靖年制”字样，故M3墓所出的龙泉窑象耳瓶和奁式炉亦有可能为嘉靖时所制。 以上几件器物质量均在上乘，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上述青釉盘口人面耳衔环瓶，颇能说明，至明代嘉靖万历间，核心产区大窑仍能烧制高质量的器物，且仍维持着与景德镇瓷器的某种关联。所谓“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之说并不绝对。  纵观多例传世器，明代龙泉大窑早中期产品在烧制工艺、胎釉特征以及造型种类等方面多一贯相承，包括嘉靖万历早期（一般以万历十年为明代中晚期分界点）。 不过明代早期产品往往遗留着元风，有一种过渡性。到了中期，时代性的特征风格明显加强，做工上整体不如早期的工致（也有像上述青釉人面耳衔环瓶那样的精品）。尤其表现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比如通常修饰于瓶罐近底处的狭长莲瓣纹，早期多一丝不苟，匀整划一，瓣瓣岀筋，中期时的莲瓣辅纹刻划手法要随意很多。 而晚期制品则与早中期判然有别，无论胎釉特征、纹饰风格还是烧制工艺都不尽相同。明代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器常见满布细碎纹片的釉面，玻璃质感的光泽，缺了如玉蕴翠的厚釉，花纹图案的修饰十分普遍，底足露胎呈褐色，不同早中期朱砂底的鲜艳，器型种类也大大减少。 笔者认为，此种晚期风格与早中期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是一种断层。这个断层很可能是大窑停烧引起的，这是导致龙泉窑青瓷由盛而衰的一大主因。大窑在明代以前皆称琉田，至明末清初始称大窑，或许名称上的变化也与大窑停烧青瓷有关。 大窑的停烧的具体时间很可能在嘉靖至万历间。创修于嘉靖三十年，成书于嘉靖四十年的《浙江通志》载：“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价高而征课遂厚，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粗陋利微，而课额不减，民甚病焉。”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名扬天下之后也招致了高额税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利润减少，而税额依旧，世代以陶为业的琉田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此处提到高额税收导致大窑走向衰落，但未明确大窑停烧。 成书于万历七年的《万历栝苍汇纪》卷之七·地理纪龙泉县条中有一处记载“（琉华山）山之下为琉田”下有注文：有青器窑今废。据此，大窑停烧荒废的时间大致可推断为嘉靖三十年到万历七年之间。 当然，由于龙泉窑青瓷之前强大的生产能力，巨大的市场，纵使核心产区停烧，其影响力绝不可能戛然而止。考察彼时之文献，亦可体会其日渐式微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应是在万历一朝完成的。 《光绪平湖县志》卷三·祭器：“宣德时始置文庙祭器。俱用处州青瓷。（雍正初尚存酒海一）万历九年毁于火。二十二年知县黄焰教谕吴锡德更置以木”。明代有不少地方志中提到文庙祭器用处州青瓷，且时间上集中于明早期，平湖县志即是一例，此为明早期龙泉青瓷拥有一定影响力和地位的明证。但也正如记载所示，处州青瓷祭器毁于火灾之后没有重新配置，却换成更容易为火灾所毁的木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万历九年时，处州青瓷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祭器用青瓷的社会习尚也在发生变化。 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遵生八笺》中也有不少对龙泉窑的记述，其中“论诸品窑器”首列龙泉，并罗列了种种器型，其中提到“有坐鼓高墩，有大兽盖香炉，烛台花瓶，并立地插梅大瓶，诸窑所无，但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蔑。但在昔，色已不同，有粉青，有深青，有淡青之别。今则上品仅有葱色，馀尽油青色矣。制亦愈下。”作者高濂将龙泉青瓷分为古今之别，贵古而薄今，而其所指的今龙泉应该是明以来面向市场的主流产品，尤其一些以实用为主的大件器物。坐墩（绣墩）、大香炉、立地插梅大瓶等明代独有的大型器物，较之元代大器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牢固耐用，却不受文人雅士所重。至于当时的新品，无论釉色、品种还是造型工艺都已入颓势。 万历五年进士，王士性的看法也类似，其《广志绎》曰“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广志绎》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按王士性一生游历所见，此时的龙泉窑青瓷质量虽大不如前，却仍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此处的语境原是针对官哥二瓷而言的，实则见出当时龙泉窑传世器物的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明代的龙泉窑窑口，名声地位虽不如大窑显赫，但并未像大窑一样断层停烧，比如庆元县的竹口窑在晚明时仍能烧制质量相对好的产品，以上所述的明晚期龙泉青瓷的特征其实也更符合竹口窑的风格。其次《万历栝苍汇纪》，处州府各县的物产条下，庆元一地的土产货名单中仍有“青瓷器”，龙泉则未见提及。此外，现今两岸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明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藏品中应该也有竹口窑的产品。再如《康熙庆元县志》卷之二·学宫祭器条下亦提到“青器爵（大小一十五）……青器大香炉（三）。青器中香炉（十）。青器花瓶（五对）”等，这里的青瓷祭器很可能为庆元当时当地所产，其烧制时间应持续至清代。
 大英博物馆藏龙泉窑爵杯 参考文献：2、《成都市红牌楼明蜀太监墓群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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