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笔下的作者们

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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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多年文章，内容不外三部分：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来写去，想说的其实也就是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是日常生活里最重要的三件事，看似无比简单，却是最难。

——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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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 现代作家、翻译家

为签出版协议去（冰心）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 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里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傅惟慈 翻译家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惟慈）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条胡同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都是我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待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

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张长 作家

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北京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汪曾祺。张长知道汪先生是我父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关系近，托我邀汪先生去他家做客，想求一幅字。我满口答应，只让他多备酒。我知道，老头儿嗜酒，喝高兴了，别说一幅字，有求必应。

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我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且越来越密，双眼愈来愈迷离。我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出预备好的笔墨纸砚。老头儿欣然起立说：好吧，写一首这次云南旅次所作七言绝句吧。我和凌力负责抻纸蘸墨，老头儿笔走龙蛇，酣畅淋漓。

突然，老头儿拎着笔尴在那里，面露难色。原来，酒力之下，光顾着酣畅了，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完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忐忑地建议：要不……换张纸？

老头儿脚下已有点打晃，估计写前两句已用掉不少气力，这时早已无心恋战，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

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写完，笔一掷说：回吧。

张长看着那幅风格奇特的书法作品，夸也不是，嫌弃也不是，十二分尴尬。我见状赶紧打圆场：很珍贵啊！错版啊你知道吗，相当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个错版邮票啊，别人想求还真求不到呢！凌力也帮忙打圆场儿：前些天我们在笔会上，北京文联的韩霭丽求汪老赐画，原来都说他兰花画得好，结果，画了一块宣威火腿扔给人家了。

贾平凹 作家

贾平凹好像立志要收陶器，屋里大大小小、高高低低、胖胖瘦瘦的陶罐。爱屋及乌吧，连带收了不少汉唐或者更早的下水管子（也是陶土所做，大多是残段）。正想问他，为何如此青睐陶罐，忽然看见在那房中可算“陶罐王”的一个巨罐，上边有些整齐的墨迹，就凑过去辨识。不想辨识完，问题也没了，因为已经有了答案。罐子是古物，上边的墨迹却是今人贾平凹自留，百余字，一篇精彩的小品文。开篇即作惊人语：罐者，观也。得大罐者有大观，有大观者得大罐。大意如此。

说到贾平凹的字，很好也很有名，能卖钱，价还不低。我们都想求一幅作纪念，但书案旁贴了张字纸，说靠卖字画补贴家用，实属不易，来人若要，请按定额付润例，丈二若干，中堂若干，云云。话说得明确，不好造次，只好避而不谈索字事。

不成想，同来的朋友之一是贾的挚友，看出我们的心思，精心设计了一道贾平凹，最终让我们如了愿。挚友也随我们一道看罐子，但不像我们只看只叹，她的话故意的多，每当贾说到得意之物，她就多一句：这么好啊！那你得送我吧！你早说过让我挑一件的呀！一次两次这么说贾还不当回事，次数一多明显紧张起来，话少了，得意之情更是飞散九霄云外，不时眼珠滴溜转，露出些紧张与狡黠。

屡遭吓唬之后，挚友突然爽快地说：算了，我也不要你的宝贝了，作为交换条件，给我们几人各写幅字吧。贾平凹听此如逢大赦，满口应诺。铺开大纸，逐一写了交到各人手中。写完了，喝口茶歇歇定定神儿，突然眼珠转了转，回过味儿来，不甘心地嘟囔一句：少挣了几万块钱咧！

那一天，贾平凹的书桌上，摊着他正在写的新长篇《怀念狼》。书桌上方的墙上，有块匾，上有贾自题的书斋名“大堂”。我当时心想，“大堂”这名称，还真有点狼味儿。

黄有光 经济学家

有天正要下班，电话铃响，接起来是一个操着浓重潮汕口音的中年男人，说自己叫黄有光，要投稿。编辑部天天都接到这样的电话，当时没在意，只请他把稿件寄来。

隔了两天，黄又打电话来，话虽不多，但句句要害。我得到的信息如下：他的身份；北大邀请他来讲课，所以要在北京逗留三四个月；他因长年在世界多国讲学，经常在飞机上度过漫长的飞行时间，为解闷儿，写了这本武侠小说。

我的好奇心被大大调动，约他见面。

见面之后很失望，干瘪瘦小的老头儿，高度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却异常锐利，会突然爆发奇怪的笑声，刺耳而诡异。说实话，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加上他的汉语潮州味儿太浓重，不时还需用英语重说一遍，沟通有碍，匆匆告别。临走前，他把小说稿《千古奇情记》交给我，还送了两本国内新翻译出版的他的经济学著作。

当天夜里就读完了书稿，一是因为不长，只十来万字，并非像之前读到的武侠，动辄上中下三大卷；二是因为，写得吸引人，沾上就放不下。一边看一边觉得，这小说也是从头到尾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和作者那笑声严丝合缝。

黄有光是我迄今所有作者中唯一之前完全不认识，仅靠投稿最后得以出版著作的作者。

王安忆 作家

亚运村那次笔会上，我与王安忆初次相见，之后一直主动联系，请她赐稿。我的建议是新写一部长篇，由它带动，出一套六卷本的《王安忆自选集》。

王安忆说有两个故事想写，一是一个白净秀气的书生的故事；二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缘起于她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的一则几行字的小消息，说上海解放前夕一次选美大赛的第三名，八十年代某天在沪上寓所被杀。

我听了忙不迭道：第二个！当然第二个！小生戏哪有旦角戏好看！她当时听了只是乐，未做决定。

一天下午王安忆突然来到出版社，她说长篇已动手，如我所愿，写的正是“上海小姐”的故事，可以签合同了。我这才知道，她早离开上海，一直躲在北京潜心写长篇。这一天，是1993年5月21日。

几天之后我去王安忆的临时居所签合同。合同文本的稿酬一栏空着，我征询她意见。她非常爽快地说：我们这些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常标准就行。

当时版税制尚未流行，绝大多数出版社还以千字多少元的方式向作者付酬，作家社也如此。最终王安忆签了字的合同上，稿酬标准是千字三十元。

《长恨歌》1995年写完，当年10月出单行本。发行三万册后，又并入自选集，重新设计封面。自选集发行了三万套，之后《长恨歌》又恢复单行本封面，单独发行，截至合同到期的2004年，共发行几十万册。

心里一直觉得对王安忆有愧，以至今日写至此处，一股不安还直往脑门蹿——付给她的稿酬太少了。

阿城 作家

上中学时就读阿城小说，当时的读后感，有点像阿城说他最早在《收获》杂志读到张爱玲，以为出自上海哪个里弄，感叹潜藏的高人真多一样，当即折服。后来有友人带来台湾出版的《闲话闲说》和《威尼斯日记》，心里痒痒，可是多方联系，找不到阿城。他太闲云野鹤了，逮不到行踪。

有缘千里来相会，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上海出差，去王安忆家拜访，碰到正在她家喝茶聊天的阿城，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

当时正聊出书话题，我不失时机地问阿城，能不能把你的《威尼斯日记》和《闲话闲说》交给我出版？阿城当时思绪好像不在这儿，吧嗒一下烟斗，喷出一口浓烟，眯缝一下眼睛，沉着嗓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在美国，年轻一辈作家写了东西，自己印十几本，放在小书店零卖。卖得好，出版商闻着味儿，就来谈判了。

说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烟斗又灭了。他重新点燃烟斗，接着说，反正现在科技手段把出书这档子事变得再简单不过，他们自己做的那些书，漂亮着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问他：有多漂亮？

阿城顺手抄过身旁桌子上的一本书，侧着拿，书脊面对自己，一只眼眯着，另一只眼看书脊，说，至少人家书脊笔直啊。

王安忆从他手中接过书看了一眼，笑着说，这书脊实在也太歪了点儿，杨葵不至于做成这样子。我一听，借着话头趁热打铁：把你那两本书交给我出，书脊会像利刃削过。

这回阿城听得真切，他看看王安忆，又看看我，说，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