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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为了稳固东北境内的局势，消灭东北境内的东北民主联军，专门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的作战方案，准备调集重兵对南满地区的我军主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负责编订作战方案的赵炜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一方案，他意识到这份方案一旦实施将会对我军造成不小的打击，可现在再把消息送到部队从时间上来看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国民党军正在进行调动。 尽管赵炜的心里非常紧张，但为了隐藏身份，此时他依然面无表情，他仔细地回想着杜聿明作战方案中的每一个细节，尝试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果然，他就想出了一条计策。 他回到参谋处后，立即拟定了一份发给13军的电令，大意是让其立即进入阵地强攻兰山制高点。该地非常险要，三面环山，我军早已在此布下口袋阵。 这份电令并不是敌军高层 下达，而是赵炜自己编造的。赵炜平时就负责起草电令，参谋部门人员较多，战时又有各种情报和电文，赵炜拿去审批签字时，他的直属上级并没有询问是谁下达的命令。 有了第一个领导签字，电令便能一层层往上传，最后这份赵炜编造的假命令却得到了敌军层层签批，成了一份真电令。 直到数十年后，石觉仍然在回忆录中对杜聿明的“瞎指挥”耿耿于怀。
于是，石觉的13军被一步步诱入我军的口袋阵。待石觉发现解放军主力全集结在左翼时，急电司令部请求右翼部队立即转向增援。但为时已晚，而且增援部队在途中又遭到解放军阻击。十多个小时后，敌军89师及54师162团被全歼。 对于这次战争的失败，蒋介石十分恼火，可是因为一封电报的签发，本就需要走很多流程，大量的人在这封电报上签名，所以尽管在后来查到了赵炜的头上了，可是却因为诸多原因最后不了了之。 对于东北的局势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大为震怒，不甘心就此失败的国民党再次发起了夏季攻势，随后又为了巩固沈阳的门户，出动兵力想要结四平之围。 此时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此时赵炜担任郑洞国前线指挥所军事参谋，这一职务对于赵炜获取情报简直如鱼得水，再加上彼时黄埔校友为为主体的作战科都互不避讳，再加上这些人经常需要询问赵炜诸多业务以内的事宜，因此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赵炜处传到了中央，这些详细的情报，让中央在后续打赢这场战役后，对赵炜用了“居功至伟”四个字来评价。
1947年9月27日，接替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的陈诚让赵炜带着“东北防御作战计划”到北平谒见蒋介石。这份作战计划原本就是出自赵炜之手，在此之前已经将情报送了出去。但计划最终落实后，赵炜按规定去地下党员沈秉权家里送情报时，却在房子的窗户后看到了“警号”。赵炜马上意识到，地下电台出事了，急忙抽身返回。 赵炜经过多方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沈秉权被捕了，特务搜走了一幅手绘的军事地图，那幅地图正是赵炜画的。 到北平后，赵炜先是将作战计划送到北平行辕，随后便开始打听老朋友朱建国，但他很快就听说“朱建国是共产党，已经被捕了”。至此，事态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沈秉权、朱建国这些清楚他身份的人都被捕了，但凡有一个意志不坚定，他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已经暴露，赵炜给新上任的作战科科长打了个电话。 科长一说话，赵炜就知道事情不对。这位科长说话的语气十分热情，不似以往。而且迫切想要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更是在自己说出假地址时要求他说慢一点。此刻，看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绝对不能再回去。 对此，他当即决定离开沈阳，去解放区。由于担心国军在城里进行大肆搜捕，赵炜这一路都是走的偏僻的小路。 在渡过临近解放军腹地的太子河时，赵炜遇到了几个国民党的士兵。眼下他只有一人，对面却好几个，真干起来自己必输无疑。赵炜看着这几个兵穿着都是普通的士兵服，料想他们对上官是不了解的。于是就板着脸对几个士兵喝道： “我是52军军长的随从参谋，前面出现敌情，奉命前去侦察。你们是哪部分的？” 别说，他看着狼狈，但毕竟也是带过人的军官，气势一摆出来，那几个国民党军官马上就被吓到。
这几个国民党士兵以为自己是得罪了大佛，连连鞠躬揖手给他赔不是，连忙找来船夫，将赵炜送去了对岸。 经过连续几天的长途跋涉，赵炜终于安全地到达了辽南解放区的前沿地带。 此时，赵炜已经筋疲力尽，他实在是无法支撑下来，便在一片小树林里背靠着一棵大树上休息。正巧，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巡逻到了这片小树林，他们的警惕性非常高，一眼就发现了在大树后面休息的赵炜。这样一来，便发生了我们在开头说的那一幕。 赵炜被一级一级送到了辽南军区司令部驻地，当赵炜见到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之后，他开口说道：“首长，我是'902’情报员，名叫赵炜，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知道我的身份！” 经过了解放军领导的调查，赵炜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从此以后，他总算是脱掉了国民党的军装，穿上了解放军的衣服，再也不用过躲躲闪闪的日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赵炜继续在情报机关工作，直至1981年离休。离休后，他仍然不肯休息，开始不停地去往学校和企业，给自己的后辈们讲述革命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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