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该有不同的答案。
许倬云先生说：“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
《四大圣哲》透过历史的目光，告诉如今的我们，向内看，安顿自己。
雅斯贝尔斯曾说，人类史中有四位极具代表性的圣哲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典范，分别为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耶稣。
在他看来，这个孔子和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步相近，是人类思想史的璀璨时期，同时也是人类哲学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一大群天才级人物同时出现，可谓群星闪耀，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认识领域贡献着巨大力量。他们放弃小我，眼光朝向于苍穹宇宙，对大自然和万物有着无尽的遐想和好奇。这样的人生何等壮阔，这样的生命何等珍贵，这样的生活何等伟大。
关注圣哲的思想，更关注圣哲的命运。拭去神话色彩，他们也都是“人”。若依当时来看，四位圣哲生前其实不能算是成功顺遂，但无论高光低谷，无论身处何间，都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击破虚无、困顿、生死、人性限制的枷锁，进而超凡入圣，升华为闪耀着神性光辉的高贵灵魂，成为人类文明思想范式的缔造者，以整个生命成全自己的哲学。
《四大圣哲》
作者：［德］雅斯贝尔斯 译者：傅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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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本人是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他提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之说，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在他笔下，四大圣哲的修行过程、独到见解、人格魅力、处世态度，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散发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谈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时，雅斯贝尔斯将孔子的学说、思想娓娓道来，深入剖析，引经据典，对孔子的学说有着透彻的理解。
孔子自谓“传述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人的存在必须在历史中寻找其实体与根源。他对历史的关注点，是并不着重那些发明舟车耕耨等器具的人。真正的历史始于建立社会、国家、礼仪与习俗的先王。理想的先王是尧、舜、禹：他们秉持上天所启示的永恒原型。孔子对他们推崇备至：“只有天是最伟大的，只有尧是效法天的。” 这些圣王选择最贤能的人继承王位。到了夏代，传子不传贤，才开了恶例，产生许多争端。君王的道德难免趋于堕落，最后在暴君手上断送了帝国；这是符合天命的意愿，就是经由革命再委任一位真正的君王。商汤继夏而起。但是由于王位世袭相传，同样的情形再度发生。到了公元前12 世纪，商朝终于被周朝推翻。
周朝重新建立了古老的中国世界。时至孔子，周朝又渐趋式微，分崩离析，诸侯争强。孔子希望再一次复振国家。孔子的历史观是“批判的”；他在检讨史迹时，明是非、辨善恶；他选择那些足资表率或可供警惕的事实加以评述，传诸后世。此外，他也知道，要想恢复古代的善政，不能光去追寻外在的认同。“活在今天的社会却要恢复古代的法则，像这样的人，灾祸一定会降到他身上。”他所宣教的，并非模仿古代，而是再度实践“永恒的理想”。他研究古代，只是因为永恒的观念在古代明显可辨。
对于孔子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雅斯贝尔斯有如下见解。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的人，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人，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学习要像赶不上什么一样急切，赶上了还担心会失去。”
孔子在教学时采取什么方法呢？他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考核的方式并不在于当下的回答。孔子说：“我整天与颜回谈话，他都没有任何质疑，好像是个愚笨的人。离开教室以后，留意他私下的言语行为，却也能够发挥不少心得。颜回并不愚笨啊。”孔子不会过度称赞自己的弟子，他说：“如果是我称赞的，一定经过了某些检验。”
此外，书中还详述了孔子的“礼”“乐”主张，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和基本智慧。
在孔子看来，礼并无绝对不可改变的一面。“启发上进的意志，要靠读《诗》；具备处世的条件，要靠学礼；达成教化的目标，要靠习乐。”光靠形式，就像光靠知识一样，是毫无价值的。重要的是礼的原始创意以及协和相应的人性。“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
“克己复礼”才能成就一个人。“义”是基本品德，但是君子行义须以礼为引导。礼与人的原始本性必须保持平衡关系。“质朴多于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在实行礼仪时，应该着重“自发与简易”，但是自发的表现必须依循“既定规则的程序”。子贡曾想废弃“告朔之礼所供的活羊”，子曰：“赐呀，你舍不得那只羊，我舍不得那种礼。”
善政需要良君。良君开发自然资源、制造财富；谨慎选择人民应行之务，使民无怨言。他优越而不傲慢；不论与多少人、与任何身份的人交往，他都一视同仁。他不以任何威吓之力来赢得人们的尊敬。就像北极星一样，他安居其位，万事依序绕之而行。
在西方，也出现了一位与孔子相似的圣哲——苏格拉底，也是多以谈话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生命中的基本部分，是由一连串的“对话”所构成的。他的谈话对象包括工匠、政治家、艺术家、辩士，甚至娼妓。他像许多雅典人一样，把时间花在街头、市场、体育馆或各种宴饮集会，与每个人都谈话聊天。交谈原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形态，现在则大异其趣，变成苏格拉底践行哲学思维的方法——他的谈话挑动着、困扰着、压迫着众人内心最深处的灵魂。交谈对于真理本身是必要的，因为真理的性质就是如此：它只有在一人与他人交谈时才会展现。为了辨明真理，苏格拉底需要众人；他也深信众人需要他，尤其是青年需要他。苏格拉底有教无类。
若以哲学为某种“理论”，则苏格拉底不是哲学家；若以希腊哲学史为一理论递嬗的历史，苏格拉底亦毫无地位。探讨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人必须认清自己的无知，并开始从事思想之旅。他深知理性的证明有其极限，但是在不断质疑之下，这一极限的底基不仅屹立不摇，而且益发显得光彩夺目。
在谈到苏格拉底之死时，雅斯贝尔斯站在历史观的角度上，将这一圣哲的结局和他的思想紧密结合，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苏格拉底的人生观、哲学观、生死观，称他为“一位真正的烈士”。
黑格尔（1770—1831）率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雅典没有错，因为它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存在；苏格拉底也没有错，因为他正在开创一个新世代，而这个新世代须以摧毁旧有的存在为前提。这种介于历史传统与具体事项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苏格拉底身上尖锐地对立起来，似乎显得极不恰当。每一世代当然都有它独特的精神，而且世代交替之时也会有繁巨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一世代都有它的绝对正义，以及因此而有许多历代的正义存在。在一切世代中，就人之所以为人而言，确有恒存之物。
人的作为将交付于一个比历史更高的法庭。真伪善恶皆不应该被视同悲剧而遭到蒙蔽或斥逐的命运。我们只有透过苏格拉底本人，才能坦然接受他的死亡。当他死时，既不反抗也无怨怼。“我不责怪那些判我死刑或控我有罪的人”——这是他的临终之言。他深深相信，正直的人是不会遭遇任何不幸的，他的生命也绝不会为诸神所忽视。
可是，在这之前他还说了一段话：“凡是杀我的人，在我离世之后……即将遭受惩罚。……控告你们的人将比现在更多；我一直约束着他们，不让他们发难；他们年纪较轻，对你们也更不容情，你们也就更危险。你们若以为杀人可以禁止别人谴责你们邪恶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
雅斯贝尔斯对于四大圣哲思想理念的分析鞭辟入里，值得反复品读。
《四大圣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