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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闲谈录 吴营洲 写在前面的话 许多年前，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都要去一位长者的家。在他狭小的书房里，我们俩天南海北地闲聊。 这位长者的家，很小，书房更小，除去书案及两个书架，只余了四五平米。每次我去，总是坐在紧挨着墙的硬沙发上，而他则将客厅里的一把旧藤椅搬进来，放在书房里唯一的空地儿上…… 一杯清茶袅袅地飘着热气…… 一晃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记得当年，有一小册子《相约星期二》风行一时，而我呢，颇想借鉴其名，以其为范（尽管那是本小说），将这位长者把盏而谈的话语，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个所谓的《相约星期天》。 遗憾的是，此处所记的，只是记忆里残存的点点碎屑…… 谈“中国历史” 所谓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要用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陪着一个个独裁者老病死去……” 仔细想想，这是多么悲惨而无奈的事情啊！ 然而，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谈历史的意义 人们之所以喜欢“历史”，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是想“以古鉴今”； 其二是想“满足好奇”。（因为对历史上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感兴趣，便想知道与之相关的更多更详细的隐情。） 其实这第二点，最终依旧是想：“以古鉴今。” 但是，果真能“以古鉴今”吗？或也难说！ 印象里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的最大教训，是记不住历史教训！”（这句话或许是从黑格尔那里套来的，黑格尔的原话是：“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谈历史研究 不敢说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既不懂什么是历史，也不懂历史本身，总是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一些研究历史的人，充其量也只是在对历史做了些去伪存真的工作。 傅斯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说得自然不错，但这只是“史学”最起码的最基础的东西。而一些历史学家，所做的也仅此而已。 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得研究历史中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进而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而所谓的历史研究，就是应该研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去研究。 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关注皇家档案，关注官家文书，其实，中国的历史，当是藏在民间的，可这总是很少有人去挖掘去研究。在这方面，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研究不过来。最直接的资料，就是各地的地方志。 可是，当代史里一些事件，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都难，即便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恐怕都不行，还谈什么研究啊！ 谈历史之“谜” 常听人说，历史总是留下很多谜。 其实，历史本是不该有“谜”的。 所谓历史，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堆砌。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事儿在一天一天地实际发生着，何谜之有？ 只是，“实际发生”的一些事儿，被人有意无意地误记或漏记了，或被人有意地歪曲或篡改了，再加上岁月尘埃的掩埋，遂使后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了，这也就成了所谓的“谜”。 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历史不是一面镜子，而是黑板上的记号，可以随时擦去，随时填补。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涂改了，你找不到证据去证明这是篡改历史的行为。” 谈“人物评价” 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仅仅看他的“私德”如何，还得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看他对历史是否有促进，看他对人民是否带来了安康。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其“私德”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很小的方面。 世上没有完人。 据称希特勒的“私德”非常好，与人和善，无不良嗜好，热爱小动物……然而呢？ 谈传统文化 我们这个民族，早熟。像《周易》《老子》《庄子》等，至今都无法超越。而且在诸子百家时期，就已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基调。 我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很有魅力。既令国人引以为自豪，也令外国人称艳不已。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东西其实是很丑陋的。 比如，某人去赴宴，在席间随口说了句：某某侍女的手臂真漂亮。没想到在他告辞时，主人送给他一个锦盒，说是礼物，打开一瞅，竟是那位侍女的手臂。 再就是所谓的“丁忧”制度，同样极不人道。“丁忧”制度就是父母死后，其子女必须按“礼”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回家守孝。这种制度始自汉朝，到了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服满后起复。夺情则另有规定。后世大体相同。到了清代则规定，凡匿丧不报者，一律革职。你想想，这种制度人道吗？人家父母在世时，你让人家去千里为官，不让人家在床前行孝，待人家父母故去了，却让在坟前枯守三年。 在我看来，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批判。甚至可以用一种极端的行为，先将它彻底打碎，然后在那些碎渣里，捡出有价值的部分，重新塑造。 谈“礼乐文化”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乐文化”，也有“礼文化”。 统治者喜欢“礼文化”。 “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乐”，是人性的体现。 “礼”是礼仪，是约束，是对人性是一种约束。 殷商以前，以“乐”为治；周代之后，以“礼”为治。由此可知，先民们活的颇为自在。 周代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转型”——从“乐文化”转为“礼文化”。 但，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文化形态，都是从商以前的“乐”中发展而来的。 在传统文化中，常常是“礼”“乐”并举。 “礼”“乐”文化的形成，源于祭祀，源于先民的期盼，均是以期使自然、社会秩序同鬼神苍天等超自然存在相互沟通，相互感应，从而达到最大的和谐。 “礼”“乐”的核心是“天人合一”。 在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称：“春秋时代，在人文教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统治地位……”其实这种说法不对。不是取代。历史本相是：战国前期，以乐为先导，礼是乐的辅助形式；战国中期，以礼式为先导，乐是礼的辅助形式。 礼乐不分，是汉以前的情形。 谈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总观念。 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安于一，人和社会安于一，人和他人安于一，人与神灵安于一…… 谈回归自然 “社会”有适合人的一面，也有不适合人的一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谁都无可奈何的事。 不过，身为“社会”的人，应该努力使自己从“社会”方面向“自然”方面回归。 回归“自然”，不一定是去当隐逸之士，也不是重新去过刀耕火种的日子，而是要回归“人的自然本性”。 所谓“人的自然本性”，是指生之为人，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别于禽兽。 谈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的提出，始自汉代。初衷是对最高统治者进行制约。 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天子最大，无人能“制约”天子。然而，天子出了错，做了坏事，该又由谁来对其进行警示、惩处？一帮臣子或文人想来想去，想到了“天”，想到了“天人感应”，于是就杜撰出“人主失德、政乱会引起天象与自然变异”之类的说辞。即，天子做了错事，“天”是知道的，于是就有了雷电旱涝。天子看到这些，就该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就赶紧去祭天，去下罪己诏，去修订自己的现行政策，去体恤民情…… 谈“五均” 所谓的“五均”，是指：“为官者虑贪；强者不侵弱；智者无诈愚；市无二价，万物同均，四时共得；公家有余，恩及天下。”（《乐纬·协图徵》） 这种思想，颇有种“桃花源”的味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倘若果真如此，那恐就是“共产主义”了。 谈儒学 将儒学定为正统思想，不好。 之所以说“不好”，有个很浅显的理由，就是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我国的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就没有了任何进步。周而复始，只是朝代的更替。 在我看来，儒学自汉朝开始，至唐宋，再至晚清，所谓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倡导人治。即，有一个好皇帝，有一群佞臣，其余的，便是愚民。 儒学培养出来的“君”，只能是昏君。也许他在做“君”之前，并不昏，但是到了“君”的位置上，便会不由自主地“昏”。不“昏”不行。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制约他了。譬如说他杀了两个人，而且是杀了两个本不该杀的人，可是没人敢说他不该杀，反而会有人说他杀得好，杀得太少了…… 有清一代，宋明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儒学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而是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去，让它“安其位”，不要人为地拔高它，不要让它成为统治者牧民的工具。 据说，国外有位汉学家，经过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学要在二十一世纪消亡。为此，他伤心地哭了。 谈儒、道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文学的影响很大。 道家思想对我国的绘画的影响很大。 儒家的思想，是通过社会，通过人的伦理道德，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尤其是表现在一些文论上。 道家的思想，则是通过自然，通过人的自由精神，对绘画产生影响的。尤其是表现在一些山水画上。 谈哲学家 哲学家们自古至今似乎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要对人类的前途或未来的命运负责。 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用各种方法，去阐述自己所认为的人类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当然，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完成的。况且，这又是一个至今仍无结论的命题。即使是从殊途同归这一点看，仍无令人满意的又行之有效的结论。 但仅就先哲们所要研究的这一命题，就足以使这些圣者贤者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一点不错，哲学家们至今所受到的各种尊敬崇拜，都无一过分。因为哲学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为追求自身真正的存在而永不消亡的一门伟大的学问。 哲学最终要阐述的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学说。 不管哲学将怎样把宇宙概括进去，但最终还是要告诉人们——人类将怎样生活才幸福美满？ 所谓的“来世”，“出世”，“入世”，只是现象，并非本质。 谈哲学家的种类 一部分哲学家是专门给统治者出谋划策的。 一部分哲学家是给民众，即被统治者找出路的。 一部分哲学家介乎二者之间，不三不四。 文学艺术也是如此。 谈哲学 哲学是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来的东西。 哲学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才能生活得好？ 在古希腊时期并称“希腊三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他们所讲述的，其实就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外遇？什么是生活？…… 中国的哲学也是这样，也是在告诉人们，怎样才能生活得好：孔子告诉你，只有遵从秩序，人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老子告诉你，只有绝圣弃智，人们的日子才能过得恬淡；庄子告诉你，只有清静无为，人们的日子才能过得逍遥…… 印度的哲学，诸如佛教，同样如此。 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也不例外，但他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骑在别人的脖子上，才能生活得好。他的权力意志学说和超人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如此。所以希特勒很欣赏他，并按他所说的去做了。 其实，所谓的哲学，无论有多少派别，唯心也罢，唯物也罢，就“功用”而言，只有两种：一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一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尼采的哲学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老庄的哲学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哲学是讲“入世”的，教人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人如何于社会有用。西方哲学是讲“出世”的，要远离生活，研究些纯粹的东西，如逻辑学、数学等。印度哲学则是讲“来世”的，人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受罪的，只有忍受，才能赢得来世的幸福。但是，这三种哲学，倒是有个共同点，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谈“有无” “有无”属于禅宗，是禅宗中比较高的境界。 “有无”不是指物的有无。 “有无”也分好多层次。具体到《红楼梦》中，就是“色”和“空”。 在“有无”方面，不能创新，只能阐释。 * 其实，谈论“有无”的空间，很小。主要是这个命题不好说清楚。它形而上的东西太多，太抽象。 谈“有无”，自然还要牵涉到“哲学”。曾有人开玩笑说，“哲学”就是把一件极其简单的事物越说越复杂的学问。一涉及“哲学”，一些问题就很难说清楚了。这也可能是自己智商不够的缘故。 * 谈论“有无”，还涉及到两个概念：时间和空间。一般读者对“时间”“空间”之类虚无缥缈的概念，不大感兴趣。不如谈谈王善保家的、赖大家的等等，有可读性，有趣味性。 * “真假”和“有无”一样，也是分层次的。有浅层次的“真假”，也有深层次的“真假”。浅层次的好理解，深层次的不好理解。 深层次的“真假”有好多表述，到了最后，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究竟人生是真，还是梦幻是真？ 就像庄子和蝴蝶，究竟哪个才是自己呢？ 谈“对话” 人类的思想史，甚至人类的文明史，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人类的思想史是以“对话”这种形式为肇始的。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出现了儒学。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出现了佛学，以色列出现了圣经，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种种著述。 儒学的经典著作是《论语》，《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录。佛学的基本教义是佛经，佛经是释迦牟尼与其弟子的谈话录。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本与辩论为形式的对话录。苏格拉底的著作直接就叫《对话录》。 据说，苏格拉底常在雅典大街上与人“对话”，问人们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这样提问题的目的，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对话录》中，我们通常很难分清哪些思想是苏格拉底的，哪些是柏拉图的。 在彼此的对话或激辩中，“思想”产生了；在彼此的对话或激辩中，思想认识也就达成了“共识”。 历史发展到今天，“对话”这种形式应该重新被认识。总觉得，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还应回归到“对话”这种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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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吴营洲文存 > 《品茗闲谈（散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