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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 东方红广场、老街庆阳路、酒泉路一日见闻（五）  1951年的兰州中山林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中山林可能就是酒泉路南口那块地方吧？因为那儿的公交车站的站名就叫中山林。其实不然，真正的中山林离这个车站还有一截路程呢，不过，既然酒泉路上有个“中山林”，那就顺带着也说说中山林的那些往事吧。 按照现在兰州市的标准地名所指，中山林的范围是从五泉南路到白银路。我们依此划定一下大概的范围，那中山林就是：南北方向——自五泉南路以北至白银路以南；东西方向——自市政大坡到甘报社，或者说是从27中学以西到西北大厦。  中山林市政公司办公楼 中山林这一名称起源于民国早期，刚开始时，仅仅是为改善兰州老城区的周边环境，进行人工植树造林的一个小林区。后来这地方经过不断地规划和修建完善，由林区而华丽转身为中山林公园，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最好去处。它既是一个大公园，但也有一些单位机构驻扎和部分市民居住。所以，要想严格界定中山林的区域是比较困难的，那得查询和计算所有地契标注的边界才行。 以前这里属于荒郊野外，一眼望去都是乱葬岗，遍地坟头林立，山势起伏，高低不平。后来这一带慢慢的才有了萧家坪、狼洞子、二郎岗、方家庄、鲁家沟、红泥沟、周家拐子、力行新村等地名。比如说这个二郎岗，就是因为以前半山坡上曾经建有一座二郎庙，其所处的小山岗也就因庙而得名，叫成了二郎岗（五泉山公园内的动物园区域）。这些地名各自涵盖的区域形状都是不规则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第27中学来说吧，也就是吴仪副总理曾经上过学的、以前的那个兰州女子中学，现在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很规整，当初周边可是七长八短的，很多地方都是在中山林区域的。  西北国际交通线上行驶的苏联援华物资运输车队 白银路以前是很窄的一条城外驿道，是本地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条“国道”，名称先后有什么左公路、国际运输联络线、民主西路等。经过长期不断地向南扩建整修，肯定也蚕食了中山林不少的地方和建筑，起码大门、牌坊这一类临街的东西是要首先拆毁的。 中山林公园内，规模比较大的建筑群就是位于女中西北侧的忠烈祠了。为了便于祭祀抗战期间牺牲的本地籍将士，“以垂永久，以慰忠魂”而遵照国民政府指令修建的。祠内供奉着有名有姓的4382人的灵牌。建筑群包括牌坊、祠堂、纪念碑等，另外还仿照杭州岳王坟前的秦桧夫妇，塑造了汉奸汪精卫、陈壁君两口子的跪像。当然了，作为一个经过标准规划的大公园，里面的亭台楼阁、鱼塘假山也是一样也不能少的。  1954年，中山林忠烈祠前，兰州市营建筑企业公司劳模及积极工作者奖励大会 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将位于中山林腹地的孙中山铜像迁移至五泉山公园秦公庙院子里，并将此庙正殿改建为中山纪念堂。随后市营建筑企业公司在铜像旧址上修建了办公大楼。标志着中山林这一地名在真正意义上的消失。 解放前后，中山林陆陆续续的有省盐务局、陇右中学（兰州第二初中，现八中）、矿场、兰炼筹备处、省军区警卫团九连、兰州市营建筑企业公司（市政公司前身）等单位进驻、占用。居民既有赵锡候等大地主、大户人家，也有李莲英、田培霞、张福、刘世安、王得奎、刘法、赵宝山、张牛娃这些一般小市民、小户人家，更有土匪马如林、马德魁等人混住于其间。  茶园子里的说书艺人 中山林因其处于偏僻、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是市郊的一个公共娱乐休闲场所，就像是一个特大的茶园子。里面的花前林间池塘边，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深夜，说书唱戏的，挑担卖吃的，舞枪弄棒、舞文弄墨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居民、游人熙熙攘攘，穿梭往来，社会情况及其复杂。其中不乏流氓、游民、二流子，贩毒、窝赃、贼娃子，以及隐藏的敌特、土匪和反动分子。 1953年，门牌为中山林45号的住房，说是住房，其实也就是个从山崖上掏的土窑洞内，搬来了一个叫李采图的单身汉，此人每天一大早便到南稍门外的酱园里批上些酱油等物，然后就挑上担子进城去沿街叫卖。别人都当他是个老光棍，他可好，为了抬高一点点身价，到处吹嘘有儿子在军队某下属单位工作。那时候为了保卫新中国、新政权，人们的阶级斗争这根弦是绷得很紧的。群众常听他说儿子是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的，可又从未见过其儿子的面，便将疑点向街道和公安机关作了汇报。组织上委派街道治保主任陶育英进行排查核实。最终确认李采图真名叫李采翠，是畏罪由山东潜逃来兰、化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其在原籍罪恶多端，血债累累，背负多条人命。  1940年左右，兰州城外的窑洞 在旧社会，陶育英是兰州一家人的童养媳。解放后由一个家庭妇女，参加了中山林街道治安保卫委员会，由于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性十分高，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治保委员当上了治保会主任，后来又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在任治保会主任期间，为了追踪一些有重大嫌疑的人员，陶育英经常在夜晚，一个人蹲守在中山林后面的乱坟滩里进行侦查。经她手直接或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多名敌特、土匪人员。在中山林这个“大茶园子”一带活动的的违法犯罪分子，见了她无不心里发憷、胆战心惊。  抗战时期，兰州城外遍布的坟滩荒冢 由于陶育英在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被评选为甘肃省“一级模范”，参加了全省第一次人民警察、治安保卫委员会委员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并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民警、治安功臣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全省第一次公安功模大会代表合影留念 上图拍摄于1956年2月1日，是全省功模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大会自1号至4号在兰州召开，会期4天。兰州市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7名，其他还有来自宁夏等全省各地的杰出代表。图片中为陶育英（女，前排右）与惠汉顺（后排左二，二级模范，鼓楼巷派出所民警）、冯康福（后排右一，二级模范，白土台户籍警）等人合影。 在中山林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解放前还有那么一个人经常“游弋”在此。这人出生于秦安县，到兰州后，就在城外东郊的“泥窝子”定居了下来。白天进城到一个“代表处”或是“办事处”打卡上班、应付着差事，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跑出去，小心谨慎地干一些自己的重要事情。 他上班的这个代表处，就是抗战期间苏联在兰州设立的两个代表处之一的“苏联驻兰军事代表处”（另一个代表处是“苏联大使馆驻兰代表处”，也叫外交代表处，领导人是阿札诺夫）。军代处原先的领导人是阿克莫夫将军，这个人不咋地，亲蒋介石政府。后来接任其代表一职的是杜特喀姆，这人要比前任好，作为一名苏共党员，比较亲我们中国共产党。 办事处则是指邓宝珊将军的“新一军驻兰办事处”。  苏联驻兰外交代表处 说他“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重要事情”，貌似兼职干“第三产业”，其实不然，他是把这项工作当做主业来做的。那么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搞情报！并且他还有个搞情报的专门组织，这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甘肃省工委联共情报组”。这位同志任这个情报组的组长，全面负责整个情报系统的正常运转，代号“烈士”。其公开身份，在驻兰军事代表处为中方工作人员；在邓宝珊将军手下则是新一军驻兰办事处上尉副官。  “烈士”旧照 “烈士”常常穿梭往来于中山林、中山路、邓家花园、庙滩子等地。庙滩子那里设有情报组隐蔽的一部电台，报务员化名“罗殿元”，这部电台专门以“烈士”的名义发报。邓宝珊家的后院子里也藏有一部电台，这是一部备用的电台，由邓宅女佣人、地下党员刘兴兰看管保护。另外还有一部电台，隐藏在中山路南段、也就是被老兰州人称为炭市街的一个纸烟杂货铺里。这里是联共情报组的主要联络点，地下党员李勇文既是掌柜的，也是情报员和报务员，代号“罗拉”。 “烈士”经过多次观察踩点后发现，中山林一带是个绝佳的活动场所，带着“罗拉”和电台到这里来交换情报、收发电文，很少出现意外情况。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烈士”如鱼得水，多次化险为夷，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根据地。这主要的方面还是他聪明过人，非常的机警灵活，天生就是一块干情报的料。再加上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又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进行了专业的训练，在西安的这个军官培训班上，既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也结识到不少有用的人，加之中央军校的名头又响亮，更为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1941年，陕西，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培训班毕业时，军校要组织非国民党人员举行集体入党仪式，问到“烈士”时他心想：我早就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但嘴上却回答说：“我都是十几年的老党员了，还叫我加入个啥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培训班长官也就没再说什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烈士”领导的情报小组，在地下党组织“甘肃工委”被敌人破坏；工作陷入瘫痪；罗云鹏、李铁轮、赵子明等地下党员被捕的情况下，坚持孤军奋战，情报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在兰州潜伏的十年当中，三部电台除了一部作为备用，其它两部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十几名情报组成员无一受损，最后三部电台和所有成员全部回归组织。 抗战时期的电台 解放后，首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得知手下这名副官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一直在自家后花园里架设着一部电台时，还埋怨“烈士”也不悄悄地打个招呼，万一出事了，自己一问三不知，都不好帮着开脱了。“烈士”心里想，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想不到的事情呢：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人力车夫李克云，经常貌似不经意地说几句话，自己听来却都是非常关键的、有价值的情报。有几次坐车时，发现有可疑人似乎一直在后面跟着，每次都是正在琢磨着怎么脱身时，还没等开口吩咐，李克云已经就像是随意的便绕着街道、钻个小巷子甩了后面的人，多次有惊无险，或是化险为夷。所以，“烈士”一直感觉李克云非常忠厚可靠，心里常常暗暗地感激。“烈士”和邓宝珊将军一样，也是到解放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使用的车伕竟然——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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