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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烈士”为代号，秘密潜伏兰州10年；他和他的战友们周旋于国民党的军警、宪兵、特务之间，用三部电台，源源不断地将情报发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活跃着一支神秘的情报小组，他们在敌营潜伏近十年，上演了一段段至今令人惊叹的“情报战”。 从国民党军队师部带出绝密文件自由翻拍，为甩开特务从飞驰的汽车纵身跳下，潜伏者也没有想到他身边还有潜伏者…… 这是一段传奇往事，其曲折惊险远远超过电视剧《潜伏》。 “情报英才”王新潮。（摄于1940年） “烈士”名叫王新潮。王新潮是甘肃秦安人，1933年进入邓宝珊部当兵，后任一营一连连长。1938年在伍修权的介绍下，进入抗大学习半年。1939年2月，王新潮回到兰州，被“八办”负责人伍修权赋予“潜伏”重任。1942年，他担任情报组领导人，掌握着三部电台。1947年10月，王新潮身份暴露，躲过敌特追捕后，在奄奄一息中被人抬回了边区。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他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 不久前，著名党史专家袁志学，给我们讲述了“情报英才”王新潮的“潜伏”故事。 抗战爆发 伍修权安排他成为“烈士” 王新潮的潜伏经历，其惊险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部电视剧，而且也创造了我党情报战线上一个奇迹。这个故事要从抗战说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航空志愿队和大批苏联援华物资经新疆运抵兰州，再转往各个战场。一时间，兰州成为大后方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为确保运输物资车队的安全和去向，掌握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抗战的态度，方便进一步沟通和协调，苏联政府专门在兰州设立了外交、军事代表处。为了加强和苏联的联系，党中央专门把精通俄语的伍修权派到了兰州，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 伍修权的到来直接改变了王新潮的命运。他一眼就看中了具有军事专业知识且胆大心细的王新潮。得知伍修权要自己作为一个“钉子”潜伏在兰州的计划后，王新潮毫不犹疑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新潮到设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算是镀了一层“保护色”。 许多人的记忆中，王新潮是一个聪明能干、机智灵活的人。军官班受训结束后，校方组织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不加入显然是不行的，加入的话王新潮又不愿意。紧急关头，他灵机一动，说：“我都是老党员了，还加入什么？”此后，再也没有人和他提加入国民党的事情了。 回到兰州后，他在杜汉三(邓宝珊部属，1947年入党，策反胡宗南部时，事泄被捕，西安解放前夕牺牲在狱中。)的介绍下，成为邓宝珊新一军留守处参谋，后来成为留守处副官。 起初，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曾经在福建厦门大学开展地下工作的俞鸣九（即肖项平，江西萍乡人，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1940年夏天，组织上把他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了一个情报组，直接领导一部电台。 一开始，王新潮就把“烈士”作为自己的发报代号，其含义是，如果被敌人逮捕，什么也不能谈，就以身殉职，当一个烈士好了。从这个代号上，我们能看出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部电台，架设在邓宝珊的公馆内 在一些人的材料中，说王新潮曾经将电台设在中山林。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王新潮领导的电台并没有设在中山林，而是设在中山路（原炭市街）。他的报务员李勇文（代号“罗拉”，长征老战士），在炭市街开了一个纸烟铺，以此作为联络地点。 当时极端保密，内部的同志自然也不知道，人们往往把中山路和中山林弄糊涂了，不过王新潮经常在中山林发报。去年，福建厦门大学一位专门研究党史的教授在撰写肖项平文章时，还专门来电寻找中山林的图片。 王新潮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俞鸣九搜集来的情报发走。直到1942年上半年，由于形势恶化，俞鸣九身份暴露，被调到南方工作。王新潮负责整个情报系统的工作。 这时，王新潮就有了2部电台，1945年他又多了1部电台，这样就有了3部电台。第一台设在黄河北的庙滩子，第二台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中山路李勇文的那部电台，第三台是备用电台，放在泥窝子（宁卧庄）王新潮的住所，解放前夕交给中共皋榆工委所属金崖工委。 第一台的报务员是卢席珍，化名“罗殿元”。这部电台是在王新潮的领导下以代号“烈士”直接发报的。第二台报务员李勇文的公开职业是出售香烟的商贩，以“罗拉”的代号向外发报。这部电台后来就设在兰州东关邓宝珊公馆后院的楼上，具体由邓宝珊家女佣人刘兴兰（地下党员）负责保护，也有人说，这部电台当时藏在邓公馆的佛堂内。 而王新潮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旋在军警宪特之间，在酒局饭桌上获取大量的情报。最为重要的情报是他通过四十八师参谋张曼西（王新潮军官训练班同学）等人获取的，张曼西经常下午下班把文件从师部带出来，让王新潮晚上拍摄。 这些情报中有胡宗南嫡系组织铁血救国团成员名单，汤恩伯放弃河南溃逃的情况，有胡宗南围攻延安的情报。他还曾搞到了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三大情报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活动情况。 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后，邓宝珊知道了王新潮把电台架设到他家的事情后，还埋怨把电台的事情没有给他打招呼，说万一出事了，就不好开脱了。 兰州地下党瘫痪了，他成了孤军 敌人也不傻，王新潮们的活动引起了军统局的警觉。1940年戴笠到兰州布置侦缉。6月，甘肃工委被敌人破坏，罗云鹏、李铁轮、赵子明等被捕，兰州的地下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王新潮他们就成为一支潜伏在兰州的孤军，尽管形势异常严峻，各种情报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 王新潮不时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据王新潮的女儿王立芳回忆，她小时候，王新潮经常变换着穿衣服，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国民党军服，时而衣衫褴褛醉卧街头。有一次，王新潮从外面回来，手和脸多处擦伤，走路一瘸一拐。王新潮说是喝醉摔伤了。解放后，家人才知道，他是为了甩开暗探，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摔伤的。 王新潮从来不照相，同时使用着好几个名字，经常变更着使用，他不让孩子称他为父亲，而叫王家爸。这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正是这些细节后来成功帮助他摆脱敌人的追捕。 1941年，秦安豪绅王国玺向特务机关告密，王新潮曾在抗大学习过。王新潮引起了特务的关注。但由于身份（王新潮是邓宝珊部驻兰办事处副官）和证据问题，特务迟迟下不了手。 1947年5月，甘肃工委派葛曼来到兰州，准备恢复和发展兰州地下党组织。王新潮在葛曼的建议下，将隐蔽在邓宝珊公馆内的电台转移到黄河北的盐场堡岸门街。为确保安全，王新潮把电台装在皮包内提在手里，上了羊皮筏子。就在这时，一个警察也跟着上来了。王新潮心中一惊，难道警察发现了什么问题。他迅速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取电台的过程，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转念一想，要跟踪也是特务，不会派警察公然跟踪。果然，过河后，那个警察就自己走了。在隐蔽战线上，王新潮“大胆心细，处变不惊”，一次次躲过敌人的追捕。 解放后，他才知老车夫也是地下党 王新潮他们发报时，经常变换地方，中山林、颜家沟、贡院巷、庙滩子等地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 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特务也日益疯狂，王新潮身份也面临着随时暴露的危险。为了确保王新潮的安全，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做了多方面的安排，当时电台有使用人员，也有保护人员。 王新潮的人力车夫李克云，忠厚实在，人非常可靠。还经常随口说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多次带着王新潮躲开暗探的追踪。王新潮对他非常感激，直到解放后，他才知道李克云也是地下党员。 1947年下半年，一场灾难向北平、西安、兰州等地的地下党袭来。8月，中央情报部设在北平的电台被敌人破获。敌特顺着这些线索，发现兰州也有电台。10月10日，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率电检科长来到兰州。当晚，破获了中央情报部兰州情报站。兰州情报站的公开身份是胡宗南的“西安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11日拂晓，兰州城内警笛大作，敌人终于动手了。在这次大搜捕中，电台台长尹家明及其报务员和八九位同志同时被捕，损失电台一部。 王新潮凭着敏锐的感觉，察觉到了危险，当晚就在城外的宁卧庄住宿，等特务查清他在宁卧庄的门牌号时，他早得知信息转移了。 此时，王新潮并没有走，而是在等党组织进一步的命令。他从黄河沿进城，通知所属小组将电台转移，又给他夫人交代了备用电台的埋藏地点。 等小组人员全部转移了，这时命令来了让他撤到延安。王新潮平时注重生活细节，自我保护极强。在亲人和战友的掩护下，他总是抢先一步，在敌特来临之前撤离。一个月后，奄奄一息的王新潮到了边区边上，被陈成义和窦志安抬到了陇东边区的甘肃工委驻地元城子。
1948年，中共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派人带着王新潮的条子，找到了他夫人陆友竹，从马粪中取出了电台，被送到了榆中金崖。这部电台就是皋榆工委设在沈秀峰烟厂中的电台。王新潮小组潜伏兰州十年，三部电台完好无损，小组十几位成员只有冉莘一人被捕（冉莘受西北通讯社一案牵连被捕，后逃脱，前往延安）。 如今当年的潜伏者早已去世了，但他们的故事依旧在流传。
袁志学 著名党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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