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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之谦的话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说：“书家有最高境者，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 这就是作品表现人的典型鼓吹。这一段话很多人引用，但多有望文见义之嫌，没有认真思考其中蕴含的意思。 “不学书”指大儒，这里的“书”指书法，大儒不攻书法。“不能书”指稚子，这里的“书”指书写，稚子连基本的书写都不会，只会涂鸦。大儒由深厚的学养脱去技法的桎梏，而能直抒胸臆见神韵；稚子不会技法，全凭儿童的天性涂鸦亦能自然流露出天真无邪的本质。从艺术表现文化与性情的传统主张来看，这二者是高境界。这一段话其实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如果不表现人不表现文化，只在技法层面上做书法，则连三岁稚子都不如！ 有人狭隘简单地理解这段话，以为既然大儒与稚子是高境，那就学他们好了。于是书家学者化被提出来了，但这显然不现实，王羲之不是学者，吴昌硕不是学者，所以这个口号太武断，没有人响应，也没人响应的了。学大儒不成，学稚子总可以吧！于是模拟童稚的东西出现了，说是烂漫天真、返朴归真，这总可以算高境了吧！ 误解啊！不是说稚气就是高境，高境是表现传统文化与自家性情。你不是三岁稚子，你表现出的稚气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模拟孩童的，说白了也是技法的表演。这算什么高境呢？
许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说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点了一个点，问：这是什么?如果是成年人，答案就是一个点。如果是儿童，答案就五花八门了，小星星、小石子、小蝌蚪……。由此作者感叹成年人想象力很萎缩，而儿童的想象却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这议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儿童有儿童的想象力，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想象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成年人早已过了儿童这个年龄段，已经没有了儿童的天性，成年人能够理解儿童的想象，但不能自觉地做儿童一样的想象。如果一个成年人也自觉地作小星星、小石子、小蝌蚪之类的想象，那一定是大脑还没有发育。 有人可能会问了：三岁稚子由着自己的涂鸦是高境，成年人难道就不能由着自己去涂抹吗？ 不行的。这是因为孩童是单纯的，我们看孩童的眼睛，漆黑、纯净、明亮，孩童的一举一动，没有半点的遮掩，全是天性的流露，所以即便是涂鸦，也是天性所致，所以可爱。而成年人呢？你看那眼睛，浑浊啊！那是尘世的污染。成年人沾了太多世俗的东西，机心很重啊！这机心掩盖了天性。所以成年人如果由着自己涂抹，出现的必然多是野气、浮躁气、酒肉气等等，总之是世俗之气。 传统书法是追求人格化的，所以很重视风度气息，气息要雅要正，我们常说的“古”，其实就是“雅”，就是“正”，就是不艳，不腐。 对书之气，清人刘熙载有高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艺概》） 所以成年人如果不明白传统书法的主张，而我行我“素”地去涂抹，所显之气必然为士之所弃。苏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这里的“无法”不是说没有技法，而是说在意象上没有去规模哪一家，哪一法，是自己“意造”，这个“意造”是遵循传统书法的主张建立自家的艺术语言，树立自家的艺术形象。
其实就书法来说，三岁稚子的所谓高境是虚幻的，史上也没有三岁稚子的书法被奉为瑰宝的例子，赵之谦只是以此说明书法表现性情的重要。小孩子总是要长大，天性总会被淹没，眼睛总要变浑浊，因此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书法艺术，都要适时加以学习与熏陶。待到长大了，孩童的天性没有了，但文化修养却丰富了，便能摈弃自身的机心，抵御世俗的东西，表现真性情、高品格。陆游有诗云：“文能换骨余无法，学到寻源自不疑”，是很意味深长的。 所以，在我看来赵之谦这段话不是叫人们做大儒做稚子，而是用一种极端的话语提醒人们表现性情表现文化才是书法的真谛。 听说某教授研究指出：从甲骨文到吴昌硕之5000年中国书法没有真正的艺术创作，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只是“书写唯一”行为。这让有些人很是惊讶不解，以为这是教授故作惊人之语，而我以为这很正常，传统书法并不是纯粹的艺术，这是个基本道理。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纯艺术行为是低层次的，是匠人，是被看不起的，艺术必须依附于文化才能提升品格，艺术必须用文化来阐释才能得到升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虽然五千年来书法没有艺术创作只有书写，但因为讲文化，五千年来出现了丰富耀眼的书法精品，这就更加说明了传统书法的特点。
四、君子什么样？ 按照传统的教化，书法要表现君子的高品格，那么会不会使得书法变成保守迂腐，没有生气而千人一面呢？ 在古人那里,君子是什么样的呢?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这个词，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斯文，很文雅。其实原意不是这样的，原文出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是后天的教化。 质，是先天的禀性。 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先天的禀性盖过后天的教化，那就会显得“野”，野就是粗野，如乡野村夫，粗俗少教养；反之，如果一个人后天的教化盖过先天的禀性，又会显得“史”，就是呆板无趣（史是古代祭祀仪式上祝官，就是司仪，祭祀仪式上的司仪，严格按程序操作，毫无个性特征可言，所以说是呆板无趣）。故而孔子提出了“文质彬彬”的要求，“文质彬彬”就是“文”与“质”要兼备，要相当，只有做到文与质都兼备都相当才可以称得上“君子”。孔子他也是很人性化，似乎是后人把他涂抹成一个顽固不化的迂老头。今天我们说“文质彬彬”，仿佛是一个戴着眼镜，从不会大声嚷嚷的柔弱书生，其实按孔子的说法这就是“文胜质”，也就是“史”，呆板无趣了。 书法要体现君子的形象与品格，也是要从“文”与“质”这两方面下工夫。 文是后天的教化，就是对书法从技法到思想乃至整个文化的学习修养。 质是先天的禀性，就是自家的性情。 如果质胜文，则浮躁、无法度而成野道。 如果文胜质，则墨守成规毫无个性而成写字匠。 必须让文化与性情在书法中得到相当的体现，才具有君子的品格，也就有了艺术的魅力。 《宣和书谱》卷四在杨鉅这一条有这么一段话：“杨鉅，史失其传，喜作字，得正体。其沉着处，有类钟繇，而点画则柳公权法也。当时赠警光草书诗序者，无虑数十人，而各出一家之见以附载于文，独鉅之立论以性之与习，自是两途。有字性不可以无学，有字学者复不可以无性，故其为言曰：'习而无性者其失也俗，性而无习者其失也狂。’盖以谓有规矩绳墨者，其习也；至于超诣绝尘处，则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无以相废，至此然后可以论书欤！”
由此看来传统的主张也并不迂腐保守，在这里有相当广阔的个人空间，关键是文与质如何融合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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