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龄就是优势，晚逝也是一种优势，更是一种绝对优势。因为比同时代的人活的时间更长，又有同时代的经历，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话更可信一些，更接近事实一些，至于真正的对与错，那就只有当时人知道了。
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9月25日，卒于1936年10月19日，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卒于1967年5月6日，梁实秋1903年1月6日，卒于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比周作人18岁，是他们的晚辈，比他们俩分别晚去世了51年和30年。 他们三人都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到周作人家，请他到清华做过演讲，后来共事三年。梁实秋和鲁迅先生因为“第三种人”、“自由人”的不同观点发生论争，长达8年之久。 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鲁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伟大导师。
周树人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梁实秋是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因为他们三人同处过一个时代，有过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而梁实秋死的又晚得多，所以，后来梁实秋对周氏两兄弟的评价，人们更看重一些。并且，无论梁实秋怎么说，他俩也不会争辩。这里看看梁实秋后来对二人的评说文章。 我们知道，梁实秋从1927年到1936年和鲁迅先生论战，持续八年之久，直至鲁迅先生逝世后自然结束。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970年，梁实秋写了一篇《关于鲁迅》。是应当时台湾许多年青人要求所写。当时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 他声明不愿意谈论鲁迅。在也被鲁迅骂过的陈西滢从自海外回到台湾，和梁实秋一起会餐时，人们问陈西滢对鲁迅的看法，陈西滢笑而不答。梁实秋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因为两人都和鲁迅有过冲突。“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 “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抗日战争时，梁实秋曾当时的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他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引用伏尔德的话说：“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说鲁迅从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太炎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 说鲁迅“是绍兴人，先天有“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说鲁迅不满现状，却没有自己的主张和办法。只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 说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还说鲁迅全集把鲁迅翻译作品也收了进去。 承认鲁迅的杂感用意深刻，文笔老辣。但说要心要忠厚，……在这一点上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说“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还说“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
说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说“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 说“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认为鲁迅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说“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大约在1982年后，梁实秋写过一篇《忆周作人先生》。开头就说在北平西城八道湾一个弯弯曲曲的陋巷里，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八道湾是当时鲁迅和周作人和住的地方。 梁实秋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到周作人家邀他到清华演讲。还说“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 说“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周作人准时来了，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日本的小诗》。 1934年梁实秋也到了北京大学，和周作人做了三年同事。期间，他们来往不多，但梁实秋到周作人家作过好几次的座上客。
“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我当时主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过我几篇文稿，我很感谢他。他曾托我介绍把他的一些存书卖给学校图书馆。我照办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儿子周丰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组四年级），我当然也义不容辞。”我在这里发表他的几封短札，文字简练，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说周作人“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 说周作人当汉奸是受妻子及留学日本影响。说“抗战开始，周先生舍不得离开北平，也许是他自恃日人不会为难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中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 说两人性格形成都受家庭生活影响。他们的祖父周福清，因为行贿买科考官员，被判改斩监候，为了祖父官司，上下打点，周家衰败，其父不堪生活压力，早早去世了。 “鲁迅兄弟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像的事。”
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他虽然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老朋友们还是对他有相当的眷念。” 可见，一直活到上世纪80年代的梁实秋，对兄弟二人评价是很不同的。对鲁迅评价，显然更挑剔了，似乎对骂他“乏走狗”一事还耿耿于怀。而对周作人则宽厚了太多，甚至连周作人当汉奸，他都有所开拓。——一句话说的对：历史是后人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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