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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 关键词：辽朝；皇帝尊号；特点；孝；天 自秦王嬴政称“始皇帝”，“皇帝”便开始成为中原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皇帝的“尊号”，又称“徽号”，是臣僚为皇帝所上的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一种特殊称号，一般认为皇帝“上尊号，事始于开元元年”，即开始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由契丹人于10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建立的辽朝，其皇帝也有尊号。目前学界对辽朝太祖、太宗、圣宗和兴宗的尊号及诸帝尊号中带有“天”字的政治内涵等已经进行过探讨，但从整体上对辽朝诸帝的尊号及特点尚无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辽朝从开国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至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共有9位皇帝在位，都拥有尊号。下面就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同时代宋人和辽代碑刻中的记载，按照在位的先后顺序，分别对这9位皇帝的尊号进行概述，并对一些含糊不清或有歧义的皇帝尊号进行简单考证。 宋人的典籍《五代会要》《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契丹国志》《东都事略》《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中的记载，与《辽史》相同。 辽代碑刻中，称呼世宗也多数是尊号“天授皇帝”或简称“天授”。 4.穆宗耶律璟的尊号：天顺皇帝 《辽史》记载，应历元年（951年）九月，耶律璟即位，群臣上尊号“天顺皇帝”。关于其尊号，宋人的记载与《辽史》略有不同。《五代会要》《东都事略》《新五代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中均载其即位时的尊号为“天顺皇帝”，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明（即耶律璟——引者注）立凡十九年，谥穆宗，号天顺皇帝。”其中的谥号“穆宗”应为“庙号穆宗”之误，但其“号天顺皇帝”是尊号还是谥号，尚难以确定。《契丹国志》中未载其即位时的尊号，只载“帝在位凡十九年，谥曰天顺皇帝”，是把“天顺皇帝”当作谥号。看来，“天顺皇帝”是尊号还是谥号，宋人的记载就不一。 在辽代碑刻中，《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撰写于穆宗耶律璟在位的应历十五年（965年），其中称其为“天顺皇帝”，这证明“天顺皇帝”是尊号，不是谥号。而在其死后的碑刻中，还有称“天顺皇帝”或简称“天顺”的，如《刘承嗣墓志》、《李内贞墓志》、《耶律琮神道碑》、《王裕墓志》、《张正嵩墓志》和《陈公之铭》等，此乃辽人用尊号来称呼已故皇帝的习惯表现。据《辽史》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九月称追上“天顺皇帝”的谥号“孝安敬正皇帝”，也是这一习惯的表现。 另外，面世的碑刻中无一例用重熙二十一年所上的谥号来称呼耶律璟，也证明了辽人的这一习惯。那么，耶律璟死时，到底有没有谥号呢？这一点应该与其父太宗耶律德光死时的情况相同，即后继者景宗耶律贤没有给其上谥号之举。 5.景宗耶律贤的尊号：天赞皇帝 据《辽史》记载，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遇害，群臣拥立耶律贤即位，上尊号“天赞皇帝”，改元保宁。十一月，行柴册礼。 关于耶律贤的尊号，宋人的记载与《辽史》相同。例如，《东都事略》载：“兀欲之子明记立，更名贤，改元曰保宁，自称天赞皇帝。”《契丹国志》载：“景宗讳明记，更名贤，世宗兀欲子也。……诸将迎立帝即位，号天赞。”《文献通考》载：“述律为帐下所杀，国人立兀欲之子明记，号明照王子，称天赞皇帝，改元保宁。” 辽代碑刻中也用尊号“天赞皇帝”来称耶律贤，如《耶律宗政墓志》《耶律宗允墓志》等，证明《辽史》的记载无误。 6.圣宗耶律隆绪的尊号：昭圣皇带、天辅皇帝、至德广孝昭圣皇帝、至滾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 在辽朝9位皇帝中，圣宗耶律隆绪是上尊号次数、用修饰性词语最多的。据《辽史》载，乾亨四年（982年）九月，景宗病死于焦山，耶律隆绪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十月，群臣上尊号“昭圣皇帝”。统和元年（983年）六月，群臣上尊号“天辅皇帝”，改元统和。统和五年（987年）四月，上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十月，上尊号“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行柴册礼。开泰元年（1012年）十一月，上尊号“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改元开泰。太平元年（1021年）十一月，上尊号“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改元太平。 上引《辽史》中，统和五年（987年）的尊号与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的相同，中华书局校勘记［一］认为：“知统和五年确有上尊号事，然前后所上尊号不应相同，疑两处所记当有一误。”向南对此的考证较为合理，他根据《重修云居寺碑记》认为：“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号无天辅二字，是二十四年以前，圣宗尊号只云至德广孝昭圣皇帝，如碑所记。至二十四年，则合元年尊号'天辅’二字以称之，否则二十四年所上尊号与五年无异，何用群臣复上乎？窃疑《辽史》亦有误。”也就是统和五年有上尊号之举，尊号非“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而是“至德广孝昭圣皇帝”。 根据《圣宗皇帝哀册》，隆绪临终前的尊号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与《辽史》所记圣宗最后于太平元年所上的尊号不同，证明了《辽史》记载有误。其中的“遵道”当为“宗道”，还漏掉了“启元”二字。个中的内幕当是辽末在修实录时，“宗道”的“宗”，因避讳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而改为“遵”；删掉“启元”或是因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皇太叔耶律宗元发动叛乱而恶其名。 关于圣宗的尊号，宋人的记载非常复杂、混乱。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其中引《十朝纲要》：“契丹主隆绪殂……谥天辅皇帝。”《契丹国志》载：“谥曰天辅皇帝。”《东都事略》记其尊号为“洪文宣武至德广道孝皇帝”。《宋会要辑稿》载：“契丹改元统和……隆绪自号天辅皇帝。”景德元年（1004年）称隆绪为“昭圣皇帝”。《宋大诏令集》的诏书中称耶律隆绪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略称“昭圣皇帝”。《文献通考》载：“隆绪卒……谥天辅皇帝。”看来宋人认为耶律隆绪即位时，尊号是“天辅皇帝”，“昭圣皇帝”也是尊号，其间曾加尊号“洪文宣武至德广道孝皇帝”和“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死后的谥号亦是“天辅皇帝”。结合前引《辽史》和《圣宗皇帝哀册》的记载可以确定，“天辅皇帝”是其尊号，而非谥号，宋人所记有误。《宋大诏令集》中的尊号和略称无误。尊号“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的略称，其中的“洪”、《辽史》记载尊号中的“弘”，与辽道宗的名讳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圣宗钦哀皇后哀册》、《圣宗仁德皇后哀册》和《兴宗仁懿皇后哀册》中，道宗的名讳均作“弘基”，而《辽史》中作“洪基”，看来道宗的名讳应该为“弘基”。那么，结合《圣宗皇帝哀册》，圣宗开泰元年的尊号应该是“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根据陈述的考证，《东都事略》的“洪”是宋人为了避讳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名讳而改，《辽史》中道宗的名讳“以洪代弘似是为宋避讳”，说明辽宋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道宗时期已经非常广泛而深入了。 7.兴宗耶律宗真的尊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 据《辽史》载，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崩，宗真即皇帝位于柩前。“皇太后听政，帝不亲庶务。”重熙元年（1032年）十一月，群臣上尊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重熙三年五月，“皇太后还政于上”。四年十一月，行柴册礼。十一年十一月，群臣上尊号“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二十三年十一月，群臣上尊号“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 关于兴宗的尊号，宋人也记载耶律宗真即位时由母后称制，未见有尊号。此后曾两次上尊号，死后谥号“文成皇帝”。与《辽史》相比，宋人所记不仅上尊号次数有缺略，所记尊号也略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文成皇帝”为谥号。关于“文成皇帝”，刘浦江认为“文成”乃“文武”之误，是兴宗重熙元年尊号“文武仁圣昭孝皇帝”的略称。而撰写于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的《郑颉墓志》中也有“文成皇帝”，向南等人认为是圣宗，为太平元年（1021年）尊号“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的略称。综合《郑颉墓志》与《辽史》及宋人的记载，可以确定《郑颉墓志》中和宋人记载的“文成皇帝”均不是圣宗，而是兴宗，但不是兴宗的谥号，而是重熙二十三年尊号的略称。 兴宗在位时的称呼，在辽代碑刻中，《车轴山寿峰寺经幢记》由和《大掠马庄石匣记》中为“昭孝皇帝”，《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中为“仁圣昭孝皇帝”，《秦国太妃墓志》和《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中为“仁孝皇帝”。可以看出，“昭孝皇帝”“仁圣昭孝皇帝”乃是其重熙元年（1032年）尊号的略称，“仁孝皇帝”乃是其重熙十一年（1042年）尊号的略称。其死后，有称庙号“兴宗”的，如《萧旻墓志》、《耶律宗政墓志》、《张绩墓志》、《纯慧大师塔幢记》、《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宗福墓志》、《兴宗仁懿皇后哀册》、《秦德昌墓志》、《萧乌卢本娘子墓志》、《耶律智先墓志》、《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悟空大德发塔铭》、《妙行大师行状碑》、《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画、《萧孝资墓志》、《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和《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有称“兴庙”的，如《刘祜墓志》。有称“兴皇”的，如《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笔有略称谥号“神圣孝章皇帝”为“孝章皇帝”的，如《耶律宗愿墓志》。还有略称谥号为“孝章”的，如《圣宗钦哀皇后哀册》有庙号“兴宗”和谥号简称“孝章皇帝”连称的，如《耶律庆嗣墓志》。总之，耶律宗真在世时称其尊号的略称，死后的称谓以庙号“兴宗”居多，无一例称尊号或尊号略称。 8.道宗耶律洪基的尊号：天祐皇帝、圣文神武全功大略神广智聪仁睿孝天祐皇帝 据《辽史》记载，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兴宗崩，洪基即皇帝位于柩前，未见上皇帝尊号，改元清宁。清宁二年（1056年）十一月，群臣上尊号曰“天祐皇帝”。清宁四年（1058年）十一月，行再生及柴册礼，御清风殿受大册礼。咸雍元年（1065年）正月，百僚上尊号“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聪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咸雍。 在宋人的典籍中，《东都事略》载耶律洪基的尊号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孝惠天祐皇帝”。《宋大诏令集》中其尊号有“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和“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亦有作'佑'）皇帝”。宋人漏记了清宁二年（1056年）的尊号，咸雍元年的尊号是略称，而且《东都事略》的尊号与《辽史》略有不同，当系抄录过程中出现了讹误。 辽代的碑刻中，耶律洪基在世时，辽人以称尊号“天祐皇帝”者居多，而《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中的尊号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聪仁睿孝天祐皇帝”，北京房山石经《造经题记》（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中的尊号略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也证明了《东都事略》的记载确有讹误。洪基死后，称其庙号“道宗”的碑刻多达11例，即《悟空大德发塔铭》、《妙行大师行状碑》、《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萧孝资墓志》、《宁鉴墓志》、《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王师儒墓志》、《孟初墓志》、《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和《重修觉山寺碑记》，而称尊号或尊号略称的只有2例，即《道宗皇帝哀册》和《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称谥号或谥号略称的有4例，其中3例还是庙号和谥号连称，即《道宗皇帝哀册》、《萧义墓志》和《王师儒墓志》。这说明在道宗死后，辽人多以庙号来称之。 9.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的尊号：天祚皇帝、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 据《辽史》记载，寿昌七年（1101年）正月，道宗崩于混同江行宫，耶律延禧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号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乾统三年（1103年）十改元乾统。”《宋会要辑稿》载：“建中靖国元年耶律延禧即位，号天祚，改寿昌七年为乾统元年。”《文献通考》载：“建中靖国元年，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只记载了其即位时的尊号“天祚皇帝”。 辽代碑刻中，关于耶律延禧的尊号，有称“天祚皇帝”的，如《妙行大师行状碑》、《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和《萧义墓志》，《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中还把“天祚皇帝”简称为“天祚”。有把尊号“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略称为“圣孝皇帝”的，如《梁国太妃墓志》和上引《妙行大师行状碑》。还有略称尊号为“天祚圣孝皇帝”的，如北京房山石经《造经题记》（四十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国太妃墓志》中，还记有耶律延禧的尊号为“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与《辽史》中乾统三年（1103年）的尊号“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有异，向南等人认为“疑本纪所记有误，应以本志所记为是”。这一推定是合理的，因为在辽朝诸帝中，作为末代皇帝的天祚帝一朝是没有实录的，加之乱世导致资料极为混乱匮乏，元代在修《辽史》时，《天祚帝本纪》是取《契丹国志》加以补充而成的。而墓志撰写于天祚皇帝乾统七年，撰者杨丘文时任“乾文阁直学士、乾文阁待制”，无论是从官职还是从学识来看，其撰写的墓志较为可信，《辽史》所记当有疏漏。 除上述9位皇帝外，辽朝末年，在南京（今北京）称帝的耶律淳，也有尊号“天锡皇帝”。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部西迁中亚，建立了“哈喇契丹”，史称“西辽”，他有突厥语尊号“葛儿汗（古儿汗）”和汉文尊号“天祐皇帝”。 第一，太祖、太宗、世宗等早期诸帝是举行契丹旧制柴册礼后上尊号的，而景宗以后诸帝是依汉制即位上尊号的，柴册礼要在即位后多年才举行，且不再上尊号。皇帝的即位仪式有两套：一是属于契丹旧制的柴册礼，在上述诸帝中只有穆宗在位期间，《辽史》没有记载其举行过柴册礼，联系后来诸帝的情况，可以肯定当是《辽史》疏略所导致的；二是中原汉制的皇位继承仪式，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年）的即位仪式就是典型的汉制，太宗行完柴册礼后“御宣政殿”也是汉制仪式。也就是说，辽朝有两套上尊号的仪式：上契丹受册仪（即柴册礼）和皇帝受册仪。 通过梳理《辽史》的记载，发现诸帝在行柴册礼与上尊号之间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太祖之后的太宗、世宗、景宗等早期诸帝的柴册礼都是在即位的同年举行的，而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等中后期诸帝是在即位多年后才举行柴册礼的，如圣宗在即位后的27年、兴宗在即位后的4年、道宗在即位后的4年、天祚帝在即位后的6年。这一方面与当时的政局有关，如圣宗在行柴册礼之后一个月承天皇太后萧绰就病逝，可能表明他在之前一个月实际上开始完全主政了。而兴宗举行此礼是在前一年刚从母后手中夺权。道宗是在帝位得到巩固后，才行再生礼和柴册礼，并御清风殿受大册礼。另一方面可能与随着辽朝契丹人汉化，开始更加重视汉制有关。另一个是太祖、太宗、世宗在行柴册礼后都上尊号，且太宗两次行柴册礼都上尊号，景宗以后诸帝则不见上尊号，他们是依汉制即位就上尊号。这可能与辽朝中期以后柴册仪被汉制的皇帝受册仪取代，柴册仪改为“上契丹册仪”有关。 第二，诸帝上尊号的时间多数选择在冬季，以十一月为多。 如果因先皇去世的特殊原因，诸帝即位时上尊号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相对来说，辽朝皇帝在冬季上尊号的次数比较多。例如，太祖的两次上尊号时间为正月和二月，太宗的两次上尊号都是十一月，圣宗六次上尊号中十一月两次、十月一次，兴宗三次上尊号都在十一月，道宗两次上尊号分别是十一月和正月，天祚帝两次上尊号一次是正月、一次是十一月。总体来说，多是选在十一月上尊号。 为何会如此呢？这与契丹皇帝的四时捺钵惯例有关。辽朝皇帝一年之中按照季节的变化，四季各有捺钵之地，其与北、南臣僚商议处理政务的大政会议只在夏捺钵和冬捺钵期间召开，而十一月正是冬捺钵召开大政会议之时，这就是上尊号之举多出现在此时的原因。 第三，诸帝在上尊号的同时，基本上都进行改元，宣布大赦。 中原王朝在明清以前，因皇帝上尊号是举国庆贺的大事，所以多要改元，宣布大赦，以示吉祥和庆祝。辽太祖阿保机在神册元年上尊号，改元，大赦。太宗德光在后晋遣使上尊号时也改元，大赦。世宗举行柴册礼，上尊号改元，大赦。景宗即位上尊号，改元，大赦。但也有没有改元和大赦的，如太祖在公元907年取代遥辇氏称“天皇帝”时，未见改元和大赦。太宗即位上尊号“嗣圣皇帝”时未见改元，但实行大赦。穆宗即位上尊号，改元，未见大赦。圣宗统和五年（987年）上尊号，未见大赦。太祖取代遥辇氏称“天皇帝”时，完全按照契丹旧制进行，故不会实行属于中原汉制的改元和大赦。太宗即位不改元、圣宗即位的次年才上尊号及改元等不合中原礼制的举动，也都可能与契丹旧制有关。穆宗即位上尊号、改元，未见实行大赦，可能是《辽史》中资料缺略所致，也有可能是未遵循汉制实行大赦。 第四，辽人较为重视尊号，中期以后也开始重视庙号。 通过对《辽史》和辽代碑刻中相关记载的统计，总体来看，在诸帝的尊号、谥号和庙号中，辽人是较为重视尊号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皇帝在位期间，辽人都称其尊号或者尊号的略称。另一方面是皇帝死后，尽管辽人称尊号或尊号略称也很常见，尤其是对早期诸帝，但相对来说从景宗开始以后的诸帝则以称庙号为多，说明辽朝从中期也开始重视庙号。另外，如果与同时代的宋朝相比，宋人因皇帝的尊号过多过滥，故多不重视尊号，不以尊号或尊号略称来称呼皇帝，也显现了辽人对皇帝尊号的重视。 第五，相对于谥号和庙号，辽朝诸帝的尊号规范。 据《辽史》记载，太祖阿保机的谥号有三：“升天皇帝”、“圣元皇帝”和“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尤其是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追上的谥号，竟然是弃前两个“升天皇帝”和“圣元皇帝”不用，而是在原神册元年（916年）的尊号“大圣大明”和“天皇帝”之间加上“神烈”一词作为新谥号。据研究，太宗和穆宗父子死时，均未上谥号，太宗是在耶律隆绪在位的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才上谥号的，距离其死已经长达61年。耶律璟是至耶律宗真在位的重熙二十一年才上谥号的，距离其死已经长达83年。而辽朝庙号制度的完善则是在圣宗统和二十六年，此年七月耶律隆绪下诏正式给耶律阿保机至耶律贤等诸帝上庙号。 综合辽朝的尊号、谥号和庙号，可以发现尊号相对规范，早期诸帝的谥号和庙号不规范，似乎很难用中原的礼法来衡量，圣宗耶律隆绪以后诸帝的尊号也出现了字数过多过滥的现象，如圣宗和兴宗的尊号。 第六，圣宗以后的尊号中都有“孝”字，反映了辽中期以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圣宗“至德广孝昭圣皇帝”（987年）、“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1006年）、“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1012年）、“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1021年）这4个尊号中有'孝”字；兴宗“聪文圣武 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1043年）、“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1054年）这2个尊号中有“孝”字，道宗“圣文神武全功大略神广智聪仁睿孝天祐皇帝”（1065年）和天祚帝“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的尊号有“孝”字。“孝”乃是中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将孝与忠相结合，提倡“以孝治国”。辽朝从圣宗以后的皇帝尊号中都有“孝”字，反映了契丹人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说明儒家的治国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辽朝的契丹统治者。 第七，诸帝的尊号中都带有“天”字，反映了“神道设教”、君权神授的政治内涵。 辽朝皇帝的尊号中都带有“天”字是又一个显著特点，如太祖的“天皇王”和“大圣大明天皇帝”、太宗的“天皇王”和“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世宗的“天授皇帝”、穆宗的“天顺皇帝”、景宗的“天赞皇帝”、圣宗的“天辅皇帝”和“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及“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兴宗的“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道宗的“天祐皇帝”和“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聪仁睿孝天祐皇帝”、耶律延禧的“天祚皇帝”和“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连北辽和西辽的皇帝尊号也带有“天”字，如耶律淳的“天锡皇帝”、耶律大石的“天祐皇帝”等。 不仅皇帝的尊号如此，皇后的尊号中也有很多带有“天”字，如太祖皇后述律平、景宗皇后萧绰、圣宗皇后萧菩萨哥、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兴宗皇后萧挞里，还有西辽耶律大石皇后萧塔不烟称制时的尊号。另外，辽朝还有很多带“天”字的年号，如太祖和太宗时期的“天赞”和“天显”，天祚帝的“天庆”，西辽末帝直鲁古的“天禧”等。 辽朝皇帝尊号包括皇后尊号与年号中带“天”字的词，从构词的方式来看，动词加“天”所构成的词语，如法天、钦天、应天、承天、齐天、仪天等，属于中原式的，反映的是“天人感应”；“天”加动词所构成的词语，如天赞、天授、天顺、天辅、天祐、天祚等，则属于古代北方草原行国式的，反映了契丹人信仰萨满教崇拜最高神祇天神。其政治内涵就是“神道设教”，表明君权神授，统治获得了天神的护佑、辅佐，为皇位披上一层神圣的合法外衣。 三、辽人重视皇帝尊号的原因 元人所修《辽史》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疏略的，加之辽朝在圣宗以前并没有完备的史官制度，早期诸帝的历史和实录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与辽帝尊号相关的一些问题，如辽朝重视皇帝尊号的原因，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如前所述，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契丹人属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继承了自匈奴以来古代北方草原行国君主可汗（单于）称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以柔然为例， “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就是说可汗和大臣“因其行能”在生前拥有了自己的专属称号，如郁久闾社仑即位后号“丘豆伐（豆代）可汗”等，死后不再有中原王朝的那种谥号。罗新认为，“内亚民族可汗号的传统，绵力久远”，“可汗与可汗号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内亚草原游牧族群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使北方游牧民族习惯用专属的可汗（单于）尊号来称呼已故的君主可汗（单于），如匈奴政权的单于、柔然汗国的可汗、突厥汗国的可汗、回鹘汗国的可汗及大蒙古国的可汗等。 作为契丹旧制中的古代北方行国政治文化传统，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即位后也有可汗称号，并且死后亦不再更改。例如，契丹传说的祖先称“奇首可汗”，武周时发动“营州之乱”的李尽忠有“无上可汗”的称号。遥辇氏部落联盟的九位首领也都有可汗称号。阿保机在取代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成为契丹首领时，也继承了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称“天皇王”，即“天可汗”，其子德光也是如此。这一政治传统到西辽时还有体现，如西辽皇帝都有“葛儿汗”的称号。阿保机的谥号用原来尊号的词语及德光父子死时没有上谥号，也是古代北方行国君主——可汗（单于）死后不再有谥号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表现。 正是因为契丹人继承了中国古代北方行国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所以辽人也特别重视皇帝的尊号，无论是在皇帝生前，还是在其死后，都多以其尊号或尊号的略称来称呼，辽代碑刻中这一传统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正是辽朝契丹旧制和中原汉制并存，番汉礼法杂糅，导致皇帝的尊号颇有草原文化特色。 四、结语
注：本文刊发在《宋史研究论丛》第30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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