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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殖民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秉持“帝国福利论”观念，即认为西方医学是殖民统治与帝国扩张所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好处之一，是殖民者留给被殖民者的恩赐与福利。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批评、依附和不发达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新一代殖民医学史研究者开始反思西方医学与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主张西方医学是维持殖民统治与促进帝国扩张的重要工具，即“帝国工具论”。在这两种取向下，殖民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侧重于强调西方医学对于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非此即彼的功能与价值判断，这显然未能更好地呈现与理解殖民主义与医学之间以及背后的更为复杂与微妙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史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殖民医学史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上逐渐呈现出日益多元的研究取向与范式，其中话语、种族、庶民、性别与网络等视角成为重要的解释维度。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医学也伴随着欧洲的海外殖民与扩张而逐渐传播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与亚洲等世界各地。由于殖民主义扩张动机、手段与程度的变化，西方医学对于推动帝国扩张与维护殖民统治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非殖民化运动高潮为止，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各自殖民地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组织与体系。顾名思义，殖民医学史以殖民医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学科边界涉及医学史、殖民史与帝国史等众多领域。就研究内容与主题而言，殖民医学史主要包括军事医学与殖民征服、西方医学与殖民统治、疾病全球化与帝国扩张、殖民医学专科与护理专业、殖民地医疗卫生机构、殖民地疾病与防治、殖民地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热带医学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殖民医学、性别与殖民医学、阶级与殖民医学、教会医学、西方医学与土著社会、土著医学及其从业者、殖民地医疗卫生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医疗卫生服务、殖民医学话语与殖民医学遗产等等。综观其发展历程，殖民医学史沿袭自19世纪以辉格主义、必胜主义、内在主义与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西方传统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范式，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批评、依附和不发达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史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中具有多元视角、跨学科特征与旺盛生命力的重要研究领域。虽然，在不同时期，学术界对殖民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概念、学术史脉络、研究范式与理论思潮等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回顾与评价，但很多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一个较长的学术史脉络中全面梳理和概括分析殖民医学史研究的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等问题。作为殖民医学史的研究对象，殖民医学这一术语的内涵包含历史与学术两个层面。作为一个历史术语，简单而言，殖民医学是指殖民者引入殖民地的西方医学，它是西方医学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与变体。目前学界也无法确定“colonial
medicine”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何时，但从现有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该术语最初主要指“殖民地的医疗卫生知识、机构、体系与实践”，并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与价值立场。而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众多学者都认为殖民医学一词来源于殖民科学（colonial
science）。在20世纪60年代，乔治·巴萨拉曾提出西方科学向所谓的边缘地区传播的三阶段模式论，他用殖民科学来指代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殖民地的科学活动与宗主国的利益紧密相连，使得殖民地的科学活动依赖于宗主国机构的科学活动。尽管“殖民”一词本意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贬义的，并不暗示存在某种科学帝国主义，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殖民医学一词很容易被学者赋予殖民主义特征或帝国主义性质，以致于有学者明确提出“殖民医学的殖民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殖民医学逐渐成为研究医学与殖民（帝国）主义历史的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即强调西方医学的海外传播及扩张与殖民主义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罗伊·麦克劳德与米尔顿·刘易斯曾指出：“本书的目的是展示医学如何成为帝国的工具，以及它本身又如何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文化力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本书是关于欧洲医学在通过征服、占领和拓殖所建立的海外殖民地的经历。”大卫·阿诺也曾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殖民医学的历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行病的历史有助于说明殖民权力和知识的更普遍的性质，并阐释其霸权和胁迫的过程。……医学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个科学兴趣的问题。……即使在受到批评和异议之时，它仍然是殖民主义的政治关切、经济意图和文化关注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通过确定医学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乃至各自之间相互接触、冲突和可能的融合的场所，殖民医学概念有助于说明医学对于帝国政治统治、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发现医学与帝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共谋关系。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警告，认为强调“殖民医学的殖民性”会使殖民医学史研究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没有将主题（医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殖民主义）中，而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批判殖民主义。”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认为殖民医学之所以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就在于它能指涉独特的医学实践背景，即不同于欧洲或宗主国的殖民主义现实。阿诺也认为殖民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具有其自身特点的研究场所，而这个场所也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在其中所实践的医学的性质。更有学者指出，由于殖民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气候、人口等方面的多样性，作为西方医学变体的殖民医学在不同殖民地也会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性。当然，除了强调殖民医学实践的空间维度之外，为了突显殖民医学概念的有效性与准确性，也有学者主张应该从不同的时间、主体、对象与内容等维度来理解殖民医学的动态性、多样性与差异性。就时间维度而言，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中，殖民医学的特征与功能也会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查克拉巴提以全球史视野将医学与帝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贸易时代（1600—1800）、帝国时代（大约1800—1880）、新帝国主义时代（1880—1914）以及新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时代（1920—1960）。就实践主体而言，引入与推行殖民医学政策和服务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与日本等，它们在国家制度、殖民模式、统治范围以及医学传统与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因而不同殖民帝国的殖民医学也各具特色。而在同一殖民帝国内部，作为殖民者的军队、政府、商业组织、基金会、政府医生、医学专家、传教士乃至私人开业医生，它（他）们对于殖民医学的引入与实施都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与诉求，甚至存在不同形式的合作、竞争与冲突。就服务对象而言，不同殖民地乃至同一殖民地内部的不同群体对于殖民医学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变化。就服务内容而言，我们可能更加需要关注殖民医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比如，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殖民性有哪些区别？同为临床医学的产科与精神科的殖民性是否相同？对于同为妇女健康服务的产科服务与性病治疗来说，殖民地女性又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对于同为公共卫生措施的牛痘接种、麻风隔离与鼠疫防治，在殖民地又为何会引发不同的社会反应？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需要通过不同的个案与比较研究才能不断深化与拓展，进而呈现殖民医学的多元历史脉络与图景。综上所述，我们很难概括殖民医学的殖民性，也很难找到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殖民医学类型。阿诺也直言：“与任何学术学科一样，即使是在寻找定义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创造新的殖民医学的刻板印象、建立殖民医学的固定模式或类型学的危险，任何模式或类型学只是代表了一个阶段或方面，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现象。”他认为我们不可能也无须就殖民医学给出一种单一的定义，而应该将殖民医学视为在某些方面总是具有地方性，而不仅仅是某种全球（或泛殖民）现象的统一表现。基于此，他特别强调殖民主义以及殖民医学概念需要根据新的问题而不断重新审视。不过，殖民医学概念的使用也出现泛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医学本身就被认为具有“帝国主义”特征或“殖民主义”性质。麦克劳德曾指出：“在我们今天的口语中，'医学帝国主义’不仅包括对新疾病的征服，而且还包括将所谓的'生物医学’模式扩展到非医学世界。这也意味着西方文化价值向非西方世界的延伸。”阿诺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代医学都在进行一种殖民过程。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和北美社会的医学史是一部干预不断增加和追求身体垄断权利的历史。……医学本身已经被视为一种殖民力量，是政治权威和社会控制的有力来源。”麦克劳德和阿诺所强调的西方医学本身的帝国主义特征与殖民主义性质已经超越了殖民医学所指涉的独特的殖民地背景。当然，殖民医学史研究并不排斥对于宗主国社会自身以及殖民地与宗主国互动关系的探讨。其次，有学者超越传统的殖民主义史范畴，将殖民医学概念沿用至中世纪（尤其是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甚至提出“中世纪殖民医学”概念。一般而言，殖民医学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殖民主义史范畴是指15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后期、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20世纪70年代或1415年至1980年等较为粗略的历史时段。之所以特别强调殖民医学概念所适用的殖民主义历史时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界对于殖民主义或殖民帝国的起源时间存在争论，甚至有学者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殖民主义追溯到公元前3200—1200年埃及对努比亚的殖民统治。如果将殖民主义历史时段的上限无限扩展，就很容易导致殖民医学概念的泛化与滥用。殖民主义历史时段的下限倒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殖民医学概念同样可以用于探讨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当下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的历史根源与殖民遗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殖民医学概念在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其特定的空间背景与时间脉络。由于对涉及殖民主义与西方医学的性质和影响的不同评价与判断，在殖民医学史书写与研究中，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相当尖锐的核心争论，即“帝国福利论”与“帝国工具论”。前者认为西方医学是殖民统治与帝国扩张所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好处之一，是殖民者留给被殖民者的恩赐与福利；而后者则认为西方医学是维持殖民统治与促进帝国扩张的重要工具。“帝国福利论”观念最初见诸于不同时期参与殖民活动的政府官员、军事官员、医疗卫生人员、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志学者、博物学者、商人、旅行者以及相关机构所撰写与记录的有关殖民地地理、气候、人口、风俗、疾病与医疗卫生等信息的各种资料中。在这些资料中，西方医学在殖民地的发展不仅被视为对抗与消灭殖民地疾病的有效武器，同时也被建构为实现殖民地社会文明化与当地人心智启蒙的重要手段。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细菌学理论与实验医学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医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欧洲，西方医学的发展不断背离医学多元主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相信西方医学独特的合理性与卓越的治疗功效。与此同时，对于西方医学的客观真理及其疗效的信仰也被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而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人员与医疗卫生人员也都认为西方医学是推动进步的重要动力，并通过殖民权力来实施医疗与卫生措施，使得医学界在公共生活与政府事务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威。正因如此，在殖民主义鼎盛时期，当帝国主义被宣称为肩负文明化使命与“白人的负担”时，在欧洲文明能够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的诸多好处中，西方医学与医生被赋予极为重要的角色。1899年，正当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处于顶峰时，时任印度副王及总督的寇松曾声称：“他们（指来到印度的欧洲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来，但同时也是施恩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科学。对于这些礼物，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怀疑。……现在我要讲最后一个福利，那就是科学，尤其是医学科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我们带给你们的医学科学是什么呢？……它是提供给所有人的福利……它是打破种姓藩篱而又不亵渎神灵的唯一溶剂。医学的确是所有科学中最具世界性的，因为它仁慈地拥抱了世界上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肩负起白人的负担……让疾病停止。’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国家建造的每一所医院，我们培训的每一名医生，我们培养的每一名护士，我们治愈的每一个病人，都是我们对印度的服务的一部分，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责任的一部分。”而作为法国殖民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法国元帅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甚至宣称：“殖民的唯一借口是医生”。他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曾指出：“当然，殖民扩张也有其残酷的一面。它既不是无可指责的，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它变得崇高和正当，那就是医生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使命和使徒身份。”很显然，在这些殖民医学话语中明确宣称西方医学所肩负的文明化使命与人道主义责任，它以西方医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来掩盖与否认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机和目的。同时，西方医学也成为殖民主义统治合理性与进步性的有利证据。除上述散落于各种资料与文本中的殖民医学话语之外，自19世纪末以来，以曾在殖民地工作过的医务工作者为主体的西方人推出了一大批反映白人医生的英雄故事与西方医学的伟大成就的殖民医学史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包括热带疾病的防治史、医学专科与医学机构的发展史以及医疗卫生人员的传记、自传与回忆录。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热带疾病：温暖气候疾病手册》《蚊子还是人类？热带世界的征服》《印度医务局历史（1600—1913）》《抗击热带疾病：向所有对热带卫生与管理感兴趣者的七次卫生布道》《回忆录：有关疟疾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完整叙述》《热带医学史》《白衣大使：美国热带医学的故事》《热带胜利：南罗得西亚历史上的医学叙述》《伦敦热带医学院历史（1899—1940）》《帕特里克·曼森：热带医学之父》《对抗采蝇的人：为非洲而战》等等。这些作品将殖民地及其人口塑造成为需要西方改造与拯救的野蛮之地和变态之躯，并以此强调殖民主义的文明化使命与人道主义责任；它们通过强调西方医学科学在殖民地传播的众多好处，进而将殖民主义的历史描述为一场对抗野蛮、偏见、无知、愚昧与黑暗的光荣而崇高的斗争；它们将医生视为人道主义者，并高度颂扬他们对抗疾病、治愈病人、传播西方医学、推动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改革的无私奉献精神，甚至称医生为殖民的唯一借口和帝国主义的最后理由。简言之，这种秉持“帝国福利论”观念的早期殖民医学史是一种具有进步主义传统、必胜主义信念、文明化使命与辉格主义解释等多元特征的“圣徒式历史”。殖民医学史书写与研究的这种“帝国福利论”观念也为部分专业历史学家所接受，即使是在非殖民化运动处于高潮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在一篇发表于1965年的有关德属东非的研究文章中，威廉·亨德森认为，在该地区被征服和殖民之前，非洲人就受到野蛮的部落战争、致命的疾病以及恶劣的生态环境等各种毁灭性问题的困扰，而20世纪非洲人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则完全归功于殖民主义，尤其是西方医学科学。刘易斯·江恩和彼得·杜伊格南强调指出：“在殖民统治下，人口的大幅增长是由于死亡率的显著下降，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富。非洲人获得了更长的平均寿命预期……无论殖民主义可能有什么政治弊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它的记录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这种观念也为独立后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所认可，雷纳尔多·伊莱托曾指出：“即使是菲律宾的民族主义作家，也发现无法质疑这样一种既定观念，即美国殖民统治的福利之一就是卫生制度，它拯救了无数菲律宾人的生命。”伊莱托提到的两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作家在讨论教育制度时坚决持反殖民立场，认为它是作为一种绥靖手段而建立的；但在谈及卫生和健康时，他们则认为是美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福利。他们在1977年出版的《菲律宾人民史》一书中指出：“1900年以前，霍乱、天花、痢疾、疟疾、肺结核和其他致命疾病肆虐全国。……当美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立即开始努力减少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开始改善人民的健康。”该例子似乎也证明了殖民医学的文明化使命的巨大成功。综上所述，除了广泛见诸于不同时期各种资料和文本中的以“帝国福利论”为核心观念的殖民医学话语之外，秉持这种观念的早期殖民医学史书写与研究范式沿袭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传统医学史，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甚至在新近的相关学术研究中，这种观念仍然有所体现。对于这种书写与研究范式，阿诺曾予以尖锐批判：“将医学史描述为与疾病作英勇斗争的传统，在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享有长期和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就像欧洲本身的历史一样。……医学从业者与帝国总督经常引用医学作为殖民统治的人道主义热情和高尚仁爱的证据，甚至为殖民主义本身辩护……特别是热带医学的历史一直被描述为白人取得成就的故事，他们对抗疾病与恶劣的环境以及'当地人’的无知、迷信与惰性。……即使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快速衰退之际，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医学是殖民主义的更高尚和更可取的特征之一……它已经给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批评、依附和不发达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开始质疑西方医学的绝对客观性与科学性，并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破坏性、压迫性、剥削性与霸权性提出尖锐批判。在此背景下，新一代殖民医学史研究者开始反思西方医学与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质疑和批判“帝国福利论”，进而主张：“与其说医学是赠予殖民地的礼物，倒不如说是帝国的'工具’。”法国著名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弗兰兹·法农引领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殖民医疗服务的组织机制是更为广泛的殖民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尖锐指出：“在殖民地，医生是殖民主义、压制和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和医学教授是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他们的最为可怕的和可耻的实践中，欧洲医生积极地与殖民当局共谋。”沿着这种思路，学者们开始全方位反思殖民医学的性质与功能，其中核心议题涉及西方医学（公共卫生）如何成为殖民统治与帝国扩张的工具，西方医学为何是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以及西方医学如何成为赢得被殖民者支持与信赖的手段等问题。正如麦克劳德和刘易斯所说：“欧洲医学及其公共卫生作为'帝国的工具’，具有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并作为代表欧洲人承诺的形象，以各种方式进行征服、占领或定居。”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殖民医学史研究的这种“帝国工具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海外殖民与帝国扩张造成殖民地疾病大规模流行以及当地社会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惨重的人口死亡，严重削弱了当地人的抵抗力量，最终助推其领土扩张与殖民统治。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与殖民医学没有直接关联，但对由帝国主义导致的疾病流行与传播进行控制与预防则是殖民者推行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措施的直接原因，所以它也是殖民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罗伊·波特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疾病全球化’的时代，受到全世界新的致命病毒的威胁，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疾病在塑造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帝国主义血淋淋的编年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他们都把可怕的流行病——天花、斑疹伤寒与肺结核——带到完全缺乏抵抗力的原始人群中。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新大陆的许多地区，多达90%的土著居民被消灭——在加速征服的过程中，细菌远比枪支致命。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大约有2000万奴隶被运送到美洲充当劳工，他们又带来了非洲特有的疟疾和黄热病。”这段话相当深刻地指出疾病在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新大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强调了帝国扩张所造成的疾病的全球迁徙。而在这个方面，最具引领性的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有关美洲征服史的系列研究，他认为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军队和武器，而是哥伦布航行和哥伦布大交换引入旧世界的疾病。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来说，他们过去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而完全缺乏免疫力，因而造成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而这也被认为是西班牙殖民者能够轻易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的主要原因。不过，克罗斯比的观点也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与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决定论。阿诺曾批评指出：“可以说，生物决定论的趋势已经走得太远，有忽视手段和动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危险，而这些手段和动机在几个世纪里塑造了欧洲的扩张主义。”基于此，一些学者修正了部分解释，认为疾病并不是造成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的唯一因素，还涉及一系列由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中包括环境破坏、森林砍伐、欧洲物种引入、耕地被殖民者占领，以及接踵而来的人口被迫迁徙、社会动乱与内战、经济破坏与停滞、饥荒、生育率下降与劳动力匮乏。这种解释范式不仅适用于美洲新大陆的殖民过程，也适用于18世纪以来的亚洲与非洲殖民地。赫尔吉·克耶克舒斯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东非的殖民主义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疾病灾难，其中包括牛瘟引入影响当地野生动物、森林砍伐导致长期干旱、现代农业和种植园经济导致传统畜牧系统和生活方式破坏。此外，波特认为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进一步造成了疾病的全球传播，为填补印第安人口锐减所造成的劳动力缺口，这又促使那些在新世界发展种植园经济的西班牙、英国与法国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卖奴隶。16世纪以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造成奴隶在航行途中大量死亡与患病，而且他们也将非洲的疟疾与黄热病等疾病带到美洲。而随着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与恶化，从17世纪开始，由非洲传入的黄热病在美洲与大西洋地区肆虐长达3个世纪之久。自19世纪海外殖民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疾病的全球化传播与扩张所波及的范围与带来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深远，最具代表性的传染病包括霍乱、天花、疟疾、黄热病、昏睡病与鼠疫等等。其中大部分传染病都爆发于亚非拉殖民地并长期在当地肆虐，这显然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着直接和紧密的关系。波特指出：“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健康几乎没有好处。先前相互孤立的区域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舰队、军队以及大量奴隶和契约劳工的流动，生态变化和社会混乱导致的疾病传播，贫民窟滋生的不幸——所有这些都与紧随欧洲统治而带来的死亡的明显增加有关。”第二，殖民医疗服务最初出于维持和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与需要而主要以殖民者的健康为优先考虑目标。对于殖民医学的这个显著特征，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麦克劳德指出：“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在非洲、加勒比海、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殖民医疗服务始于为帝国的军事、政治和贸易利益服务，而只是缓慢地转向当地居民的需求。”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不仅让当地人付出惨重的疾病与死亡代价，同时殖民地流行的各种疾病也成为早期殖民者（尤其是士兵）的梦魇。菲利普·科廷的研究显示，18世纪及更早的时候，进入热带世界的欧洲人的死亡率至少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增加好几倍——即使对于那些处于壮年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加勒比海、东印度与西非等热带地区也因为疾病而迅速招致恶名，被欧洲人建构为“白人的坟墓”。正因如此，控制疾病和改善殖民地的卫生环境被认为是殖民政府维持统治和促进扩张的迫切任务，而帝国海外驻军的健康问题则成为重中之重。科廷认为，正是随着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军队医疗卫生与军队组织改革，19世纪在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军队出现了一场“死亡率革命”，即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热带地区的欧洲军队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趋势。而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军事医学、热带医学与热带卫生学的进一步发展，海外殖民地驻军的死亡率继续大幅降低。基于此，科廷也认为这些成功“大大鼓舞了以后更多的帝国冒险事业”，因为“当这些死亡率开始下降时，欧洲人可以自由地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得多的风险进入热带世界。”简而言之，“帝国工具论”的最重要理据就是认为西方医学能够帮助欧洲殖民者不断征服热带疾病。丹尼尔·赫德里克曾强调，与蒸汽船、枪炮、电报与铁路等先进技术一样，医学也是帝国扩张与统治的强有力武器。而在医学方面，他就以预防疟疾的奎宁为例来说明西方医学对于促进殖民者向非洲内陆渗透的重要意义。正如查克拉巴提所说：“随着对疟疾预防作用的发现，奎宁似乎成为19世纪中期的神奇药物。在19世纪，英国公众对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健康和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而奎宁引入的乐观主义则有助于消除这种悲观情绪。它为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化提供了动力。”第三，殖民医学为殖民者不断干预与控制当地社会与居民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借口，而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卫生措施则是最为典型的体现。诺曼·欧文曾指出，殖民地医疗卫生政策具有“帝国傲慢”特征，它“为国家权力延伸到其属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借口”。阿诺则进一步将这种国家医学权力对殖民地居民生活的介入与干预解读为“身体殖民化”，以强调殖民公共卫生政策的霸权性与侵略性。而公共卫生则成为殖民者在殖民地普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科学理由，“热带医学之父”
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医生就认为隔离是“热带地区卫生的第一法则”。由于瘴气理论主导了19世纪关于疾病起因与传播的思考，因而殖民地的欧洲人习惯于将疾病爆发与流行的原因归结于当地的卫生条件与生活方式。而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细菌学与寄生虫学研究开始不断揭示疾病是如何经由病媒而从一个人类宿主传染给另外一个人类宿主，人们尽管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疾病是由致病的自然环境引起的，但仍然与活生生的疾病的“土著带原者”有关。因而，为保护欧洲军队和平民免受当地疾病侵袭和维持健康，殖民者极力主张在欧洲人与当地人之间实行居住空间的种族隔离政策，甚至在有益健康的地区设立临时或永久性度假山庄或山丘营地。比如，在有关南非殖民地时代斑疹伤寒防治的研究中，苏拉·马克斯和尼尔·安德森就曾指出：“从19世纪最后1/3时期南非发现矿产开始，人们就担心流行病会'不分肤色’而威胁到白人，或者它会干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许多公共卫生立法和国家干预背后的原因。被征服和殖民的黑人工人阶级在南非的存在导致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发展，这也成为保护白人拓殖者的公共卫生战略。在20世纪初期，公共卫生官员站在要求实施城市居住隔离的最前线。”而对印度来说，为士兵设立山丘营地则是更为普遍的做法。据统计，到19世纪70年代，印度英军有1/6驻扎在山区；而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则将近有1/4驻扎在山区。戴恩·肯尼迪更是认为这些山丘营地是维系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重要基石。显然，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并非完全是殖民者所宣称的实现文明化使命的重要手段与目的，在众多实践中，它们成为殖民政府实施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社会干预与控制的科学理由与借口。第四，殖民政府通过医学教育、立法与专业资格执照制度等手段逐渐确立并促进西方医学的霸权与垄断地位，并通过宣称其科学性与优越性而不断打压和排挤当地传统医疗体系与实践。查克拉巴提曾尖锐指出：“欧洲商业和文化优势的扩张导致欧洲医学从18世纪末开始在殖民地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殖民影响与权力的扩散，欧式医院、奎宁与疫苗等药物，以及只提供西医学位和认可西医的欧式医学院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殖民当局还取缔了一些传统医疗习俗……与此同时，欧洲殖民当局控制着医学院校、学位和执照制度。而这些做法往往导致传统医疗类型的边缘化。”当然，殖民地的西方医学与当地医疗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接触时可能并没有那么紧张，大量相关研究显示，刚刚踏上殖民地的医学研究者、贸易船队医生和医疗传教士也曾积极吸收当地医疗知识和寻找当地药物。不过，随着西方医学对于其独特的科学基础与优越的治疗能力的信心的日益增长，殖民当局不断干预并禁止他们认为在医学上或政治上令人反感的医疗实践与仪式，并因此让自己成为“好医”或“坏医”的仲裁者。正因如此，在1760年奴隶叛乱之后，殖民政府宣布牙买加的“黑巫术”为非法行为；19世纪下半叶，印度部分地区禁止使用人痘接种；1917年，尼日利亚的索波纳（Sopona）天花崇拜被殖民政府镇压；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巫术行为也被禁止。第五，殖民医疗服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当化与合理化殖民统治并提高其帝国声誉的重要手段。如上所述，殖民者宣称肩负文明化使命与人道主义责任，进而建立起一套西方医学能够带来文明、健康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但要得到被殖民者的认可与支持，还需要用实际效果加以证明。相较于政治、经济、法律与教育等殖民统治手段与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的确能带来较为实际和正面的效果，正如阿诺所言：“甚至在19世纪晚期的科学突破之前，帝国主义列强就开始使用医学来显示他们仁慈的和家长式的意图，并将其作为赢得新臣民支持的一种方式，以平衡殖民统治的强制性特征和建立更广泛的帝国霸权，而不仅仅是通过征服手段得以实现。”而在一项有关英属马来亚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中，勒诺·曼德森也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是合理化殖民存在与统治的重要手段。她指出：“首先，医疗服务维持了资本主义渗透所必需的劳动力，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渗透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其次，在履行这一功能时，殖民政权在该地区确立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并因此确保其自身的再生产。”当然，将西方医学作为合理化与正当化手段，就意味着殖民医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带来正面意义的客观性或附属性结果。综观殖民医学史的发展历程，在经历“帝国福利论”向“帝国工具论”的转向之后，也有学者主张应该平衡殖民医学的“殖民性”动机与“福利性”结果。在有关20世纪上半叶英属殖民地锡兰卫生政策的研究中，玛格丽特·琼斯指出：“殖民医学与殖民计划关系密切。它通过合法化殖民政府来促进西方霸权的建立；它通过帮助维持劳工的生产和生殖健康而参与对土著人民的经济剥削。在这方面，它的职能与大都市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后者也支持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关系。因此，对殖民医学的合理评估不应过分强调这种描述的'殖民’部分。……本研究中描述的政策和实践是在大英帝国的一个附属殖民地实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殖民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中的许多都是为了提高人类基本需求（也就是良好的健康）的满意度而设计的，它们是普遍的，而不是特定于某个时间和地点的。最终应该根据这些标准对它们进行评判。”而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英属殖民地城市拉各斯医疗机构的研究，斯宾塞·布朗也得出类似结论：“殖民医学作为一种工具，它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它的缺点。它确实在商业意义上促进了帝国主义，帮助欧洲人在拉各斯生活和工作。它还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为政府官员和一些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它作为保护欧洲人生命的一种工具是出于专业考虑，而并非意识形态动机，就像它被用来保护非洲人的生命一样。……在拉各斯，殖民医学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重要性似乎被夸大了。”对于上述观点，大部分学者也认为应该关注殖民医疗服务对于挽救当地人生命、改善其人口健康水平与建立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积极作用。但是，琼斯以西方医学在西方社会的实践同样存在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渗透为由而主张不应该过分强调殖民医学的殖民性，而布朗则以殖民医学的专业性否认其意识形态动机。对于这些观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表示反对，而前文对于殖民医学“帝国工具论”的分析就是很好的反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殖民医学运作具有特殊的帝国主义背景与意图，阿诺曾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全盛时代，医学在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过程中占有中心地位，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医学从业者可能是帝国的批评者，但更普遍的是，他们的影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整合和政治附属政策背后的知识驱动力的一部分。”在“帝国福利论”与“帝国工具论”取向下，殖民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侧重于强调西方医学对于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非此即彼的功能与价值判断，这显然未能很好地呈现殖民主义与医学之间以及背后复杂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史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在向“帝国工具论”的转向中，殖民医学史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上逐渐呈现出多元的研究取向与范式，其中话语、种族、庶民、性别与网络等视角成为重要的解释维度。在众多学术理论与思潮中，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医学史研究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有学者专门提出“后殖民医学史”（postcolonial
history of medicine）与“后殖民殖民医学史”（postcolonial history of colonial medicine）等术语。后殖民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西方学术思潮，它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试图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而非政治与经济）权力关系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知识、语言与意识形态霸权进行反思、解构与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等。对殖民医学史研究而言，以萨义德基于“东方主义”批判的殖民话语理论最具影响力。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主要是指西方人所建构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与话语体系。这套话语利用一套复杂的语言结构与修辞策略来建构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即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迷信、理性与非理性、民主与专制、贞洁与堕落、成熟与幼稚、正常与不正常等等。萨义德借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深刻揭示与批判了“东方主义”这一殖民话语背后所隐藏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与文化帝国主义观念。如上所述，在漫长的殖民医学发展过程中，殖民者围绕殖民地的自然、地理、气候、人口、疾病以及医疗卫生知识与实践等主题建构了一系列异常丰富并具有“东方主义”特征的殖民医学话语。在萨义德的殖民话语理论的启示与影响下，众多学者尝试从话语视角来分析与批判殖民医学话语及其背后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在《治愈他们的疾病：殖民权力与非洲疾病》一书中，梅根·沃恩曾强调殖民医学的力量并不在于它对属民身体的直接影响，而在于能够提供一种有关这些属民的“自然化的”和病理化的叙述，因而生物医学帮助生产了一种有关“非洲人”的观念。基于此，她认为她在这本书中的主要兴趣是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如何建构“非洲人”。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在澳大利亚等白人定居者殖民地，热带医学的话语既被用来宣称定居者在热带地区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被用来证明控制病理化的土著人的合理性；而在非洲殖民地，热带医学不仅被用来证明实施种族隔离和强制性医疗干预措施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将疾病归因于他们的热带环境和种族遗传，进而将大多数土著居民健康不佳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予以模糊化。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殖民医学话语的日益丰富与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殖民医学史研究者意识到医学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平衡殖民统治的强制性特征和破坏性影响，进而强调其殖民主义统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由此可见，作为体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差异的明显特征，种族成为以建构差异性与对立性为主要目标的殖民医学话语的重要主题。正因如此，种族不仅是殖民医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种族、科学和医学（1700—1960）》《殖民病理学：菲律宾的美国热带医学、种族和卫生》《英属孟加拉的医学、种族和自由主义：帝国的症状》等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从话语角度来探讨殖民医学中的种族建构问题之外，学者们也非常关注种族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影响殖民地社会不同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以揭示殖民医学的种族主义特征。笔者的研究显示，以华人妓女为主要卖淫监管与性病防治对象的1867年《传染病条例》反映了近代香港性病立法与执法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性别压迫特征。按照条例规定，所有登记或持牌妓院的妓女都要到性病医院接受医学检查。但在实践过程中，条例所规定的强制医学检查要求很快变为只适用于为欧洲人提供服务的华人妓院的妓女，而只为华人提供服务的华人妓院的妓女则被默许豁免医学检查。显然，该性病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确保为欧洲人提供干净的中国妇女，进而保护欧洲嫖客（尤其是英国士兵和水手）免受性病侵袭。此外，与聚焦于被殖民种族的大量研究相比，少数学者也特别注意探讨殖民医疗卫生服务如何关注殖民地白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以维护白人优越的种族形象与声誉。不过，萨义德的殖民话语理论侧重于强调殖民者如何通过“知识—话语—权力”对被殖民者建构起各种各样的殖民主义权威与霸权，因而有学者批评他在将西方同质化的同时，也将东方或被殖民者沉默化或边缘化。而在新社会史、庶民研究学派与巴巴的模拟（mimicry）和混杂性（hybridity）理论的影响下，一部分学者号召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史观，从普通民众或庶民的角度来书写“底层的历史”或“自下而上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下，庶民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也日益受到殖民医学史研究者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指出：“与其只关注西方医学话语在殖民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霸权和意识形态作用，不如采用一种'去中心化’的视角，强调庶民的反应以及殖民地人民和边缘群体表现出的各种形式的抵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殖民政府医疗体系中的底层医务工作者和从事土著医疗服务的治疗者以及作为殖民地病人的疯子、梅毒患者、麻风患者、工人与奴隶等庶民人物或群体逐渐成为殖民医学史的研究对象。除了较为客观和完整地呈现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庶民人物或群体的疾病与医疗经历之外，这些研究成果都试图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非单向和固定的，被殖民者能够利用他们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资源通过“模拟”或“混杂化”等策略来颠覆、拒绝、协调、改造或接受他们被动遭遇或主动接触的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服务，并以此凸显他们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比如，通过对基督教多国传教会（Christian
Missions to Many Lands）在赞比亚姆维尼伦加的教会医院中的非洲医疗辅助人员的研究，瓦利马·卡卢萨认为这些处于底层的非洲医疗辅助人员并非仅仅吸收了他们的欧洲主人的帝国意识形态和参与破坏了非洲的医学信仰和实践。相反，在翻译和解释西方教会医学时，他们从早已存在的隆达人的世俗和仪式词汇中挪用相关概念，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被西方传教士医生视为异教堡垒的土著医学得以表达、争论和内化，而被传播到该地的教会医学只不过是当地隆达医学（Lunda
medicine）的变体。作者认为，他们不仅挫败了其西方雇主破坏当地医学信仰的野心，而且还表明他们是自我激励的行动者，加入教会医院工作的原因往往与其雇主的期望不一致。当然，对于庶民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强调也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并不存在未被精英主义权力所玷污的纯粹的庶民意识，而且庶民本身就存在着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或性别等因素而造成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斯皮瓦克认为即使具有主体意识的庶民阶层得到再现，但仍然无法揭示男权支配下的性别差异。在她看来，庶民中的女性群体消失在男权话语的喧嚣中，她们无法言说，因而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概念的影响下，性别也成为探讨殖民医学发展过程中被淹没、遮蔽和隐藏的女性经历、女性意识以及两性关系的重要范畴与视角。作为对斯皮瓦克认为女性无法言说和缺乏能动性的回应，萨拉·霍奇斯的研究显示，殖民地的性病医院并不仅仅是殖民政府控制女性性病患者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公共卫生安全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工具。对于女性病人来说，她们也能够积极地将性病医院纳入自己的生存策略之中，并将其作为饥荒等特殊时期的避难和救济机构。此外，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还包括《卖淫、种族与政治：大英帝国的性病监管》《性别与埃及殖民时期现代医学的形成》《印度殖民时期的性别、医学与社会：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孟加拉妇女的医疗服务》等等。除了呈现作为殖民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女性医疗人员与作为接受者的女性患者的特定经历之外，这些研究也试图探讨医学、疾病、性别、性欲、母性、父权制、殖民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女性在殖民医学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与父权主义压迫以及她们可能做出的回应方式与应对策略。在巴萨拉的西方科学向边缘地区传播的三阶段论的深刻影响下，“帝国福利论”与“帝国工具论”视角的殖民医学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扩散主义特征，即强调西方医学从宗主国向殖民地的单向传播与输出。这种以“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为核心分析框架的研究模式过分强调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侧重于强调作为中心的宗主国对作为边缘的殖民地的单向影响，而忽视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反向作用以及不同殖民地之间乃至不同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全球史与后殖民理论影响的“新帝国史”研究者呼吁摆脱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和旧帝国史的研究范式，主张以互联与互动的整体视野来重新审视宗主国、殖民地与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在“新帝国史”学术脉络下，网络成为研究殖民与帝国关系的核心概念与视角。大卫·兰伯特和艾伦·莱斯特认为一个网络化的帝国概念（networked
conception of empire）有助于考察殖民关系的多元的意义、计划、物质实践、表现与经历，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帝国内部与不同帝国之间的人员、思想、实践、制度、知识、商品、资本的流动与移植。而在这个帝国网络中，有学者认为，直接在不同殖民地之间的思想与人员交流，与那些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同样重要。此外，从事殖民与帝国科学史的学者进一步提出“流通网络”（networks
of circulation）概念，他们认为网络是理解知识生产与流通的跨国、跨区域和跨帝国过程及机制的一种有用方式。在此背景下，殖民医学史也开始不断采用网络视角并涌现出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知识网络：印度殖民早期的科学和医学（约1750—1820）》中，马克·哈里森考察了一些与东印度公司和皇家学会等主要宗主国机构创建的网络相互重叠的非正式网络，以及它们在印度殖民早期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作者不仅关注英属印度内部的知识积累，也强调印度、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思想流通。在《热带医学网络：国际主义、殖民主义与医学专业的兴起（1890—1930）》中，黛博拉·尼尔探讨了欧洲医生和科学家如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跨越国界建立起涵盖不同宗主国、殖民地与帝国之间的热带医学网络，即使当时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马尔库·霍卡宁的《医学、流动性和帝国：尼亚萨兰网络（1859—1960）》通过将医学置于延伸到南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流动性和网络框架中来探讨英帝国与尼亚萨兰之间相互纠缠的医学交流史。根据一系列文献和口述资料，该书认为流动性是相互交织的医学文化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文化都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共同寻求治疗方法。在医学交流与互动过程中，流动的个体、思想与物质在涉及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医学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还包括《跨越殖民史学：跨国视角下的殖民与土著医学史》《肯尼亚的印度医生：被遗忘的历史（1895—1940）》《巴斯德帝国：法国及其殖民地和世界的细菌学与政治》《伦敦的帝国身体：帝国、流动性与英国医学的形成（1880—1914）》等等。对于上述视角，也有学者警惕它们可能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比如，过分强调殖民医学的话语分析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则会忽视殖民医学的具体实践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强调殖民医学的帝国网络与互联关系，则会掩盖殖民权力关系内部由政治与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再者，即使强调作为庶民的被殖民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有关这些群体的历史资料又极其缺乏或很难获得。基于此，还有学者提出应该采用文化、身体、阶级、宗教、认同、地方、差异、比较与政治经济学等视角与方法，并借助更为丰富与多元的资料以挖掘与呈现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关系。综上所述，在内容、资料、理论、视角与方法上，殖民医学史研究仍有许多尚待克服的困难和拓展的空间，不过因其主题涉及医学史、殖民史与帝国史等众多学科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中具有多元视角、跨学科特征与旺盛生命力的重要研究领域。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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