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彤 王 晗 | 波斯统治时期的埃及王权形象

来源：《史林》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作者：郭丹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晗，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波斯统治时期的埃及王权形象

郭丹彤   王  晗

摘 要

波斯帝国对埃及的征服与统治，是埃及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本文根据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从波斯统治者、埃及官僚、埃及平民这三个视角出发，解析波斯王权在埃及的形象。其中波斯皇帝在统治埃及时仍自视为波斯皇帝，埃及官吏则多以法老的形象来理解波斯皇帝的形象，埃及平民则很难把握对他们而言颇抽象的波斯皇帝形象。本文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统治者们在埃及的王权形象，梳理埃及王权形象的流变，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古埃及文明衰亡进程。

关键词

波斯帝国；埃及；王权；形象

公元前525年，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前530—前522）率领多民族大军横扫埃及全境，荡平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前664—前525），开启了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对埃及前后两次共计百余年的统治。托勒密时期的祭司曼涅托（Manetho）将波斯对埃及的第一次统治称为第二十七王朝（前525—前404），之后埃及经历了六十余年由本土法老统治的短暂独立期，随后又被波斯皇帝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前358—前338）再次征服，学界通常将波斯对埃及的第二次统治称为“第二次波斯统治时期”（前343—前332）。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斯对埃及的统治，是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被外族统治。由此可见，波斯对埃及的统治对古代埃及文明的最后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郭子林就认为，波斯对埃及的征服与统治，是埃及文明走向衰亡的起点。那么，研究波斯皇帝在埃及的王权形象对剖析波斯统治对埃及的影响就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已不乏对波斯帝国王权形象的研究。英国学者库赫特（Kuhrt）的论文《阿契美尼德王朝王权理念》认为，波斯皇帝们的王权形象主要借鉴新亚述帝国的王权形象。美国学者鲁特（Root）的著作《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作品中的王与王权》则是通过分析波斯帝国雕塑等工艺品，认为波斯皇帝们的王权形象主要还是受原始印欧习俗的支配，同时也逐渐为新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的文化所影响。然而学界对波斯皇帝在埃及王权形象的研究则较为有限，法国学者布里昂（Briant）在《王·国·民：阿契美尼德王朝剪影》一书中通过分析一些原始文献，得出波斯皇帝们在埃及的王权形象的本质便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帝的形象这一结论。瓦斯穆斯（Wasmuth）与汉克曼（Henkelman）合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埃及-波斯国王”》将研究聚焦于波斯皇帝在埃及的众多头衔，例如“波斯的伟大君主” “埃及法老” “埃及的神” “埃及-波斯国王”等，从这一独特的角度阐释了波斯皇帝在埃及王权形象的复杂性。我国对波斯帝国王权与波斯皇帝在埃及王权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李铁匠在论文《古代伊朗的王权理念》中，按照历史的演进顺序简述了伊朗文明从古埃兰文明至萨珊王朝三千余年王权理念的演进，但没有对波斯王权进行深入分析。

据此，本文力图立足于不同种类的相关文献，从三个方面出发剖析波斯征服时期埃及的王权形象，从而为波斯王权乃至于帝国王权的研究找到一个新视角。

一  波斯皇帝何以自视

探究波斯皇帝在埃及民众面前呈现出的形象，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与埃及相关的王室铭文入手。与前代相比，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们在埃及留下的王室铭文较少，且目前已发现的铭文，多为冈比西斯二世、大流士大帝（Drius the Great，亦称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统治时期所刻。这些铭文中最富盛名的当数“大流士大帝运河石碑”。公元前517年，在大流士一世的诏命下，在埃及境内大举动工，完成了第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前610—前595）未完成的运河工程。大流士大帝时期开掘的运河长约85公里，连通了红海、尼罗河与大苦湖，从而使船只可以从红海经由埃及直达地中海，之后取道波斯湾迅速抵达伊朗地区。运河的宽度足以并排通行两艘三层桨战舰，船只通过运河需要4天时间。为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大流士一世在运河沿线至少树立了12块石碑，目前已经发现了4块，但其中一块在被发现不久后即告失踪。这3块石碑为：1866年被法国外交官莱塞普（Charles de Lesseps）发现于卡贝莱特（Kabret）的“夏娄弗石碑”（Chalouf Stele）；1889年被沙俄东方学家果列尼舍夫（Владимир Голенищeв）发现于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的“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1911—1912年被法国埃及学家斯卡勒达特（Jean Clédat）发现于苏伊士的“苏伊士石碑”。这3块石碑均为粉红色花岗岩材质，残缺较为严重。根据目前对这3块残碑的研究，运河沿途的12块石碑很有可能内容一致，至少大体相同。这些运河石碑的一面用古波斯文、埃兰文、阿卡德文等三种文字刻写，由于这三种文字均属楔形文字，故而在下文的论述中将刻有这三种文字的一面称为“楔形文字一面”，另一面则只有铭刻体埃及语。

解读大流士大帝运河石碑中楔形文字这一面，需要从最为知名的夏娄弗石碑入手。该石碑的最顶端为融合了埃及风格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风格的带翼日轮，圆盘的羽翼庇护着两个相对且相同的站立的波斯皇帝形象，这两个波斯皇帝形象均着波斯传统王服，并留有波斯式胡须，很可能为大流士大帝本人。这种国王相对站立的形象，在埃及的石碑中极为常见，在波斯传统的艺术中则几乎不存在。坐像中间为埃及传统风格的王名圈，但王名圈内刻的是古波斯文，系大流士大帝的名字。两坐像身后的阿卡德文铭文为：“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万邦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两坐像脚下的铭文，是用埃兰文与古波斯文书写的相同的一段话：“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创造了这大地和天空，他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的幸福，他立大流士为王，他把这个兵强马壮的伟大国家，赐予大流士王。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行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大流士陛下如是说：'我是波斯人，我从波斯而来，我征服了埃及。我命令从流经埃及的尼罗河至通往波斯的大海（即地中海），修建这条运河。这条运河后来完全按照我的旨意开凿成功。船只经由这条运河可以由埃及到达波斯，一如我原来所想。’”可惜夏娄弗石碑刻有铭刻体埃及语的那一面破损较为严重，无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从夏娄弗石碑楔形文字一面雕刻的图像来看，在其中居于主体的是波斯风格，埃及风格占比极小，即使其中一些图像的细节中展现了埃及的风格，这些图像也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主要还是为了凸显更重要的波斯风格的内容。从这一面的铭文内容来看，其措辞风格与在诸多波斯帝国遗址中发现的铭文亦如出一辙，特别是“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行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这句话，在几乎所有的大流士一世时期的王室铭文中都会出现。总而言之。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在其中展现出来的王权形象，无论是从其形象来讲，还是从铭文用语来讲，体现的皆是波斯帝国皇帝神圣的威严。

解读大流士大帝运河石碑铭刻体埃及语的一面，需要从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入手。运河石碑的铭刻体埃及语一面与楔形文字一面基本毫无相似之处。铭刻体埃及语的顶部为埃及传统风格的带翼日轮，日轮之下两个相对而立的形象，不再是波斯皇帝，而是站着的埃及哈皮神。左面的哈皮神头顶纸莎草，代表下埃及；右面的哈皮神头顶灯芯草，代表上埃及，这两个相对的哈皮神象征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在两个哈皮神之间是埃及法老所用的阿太芙冠，阿太芙冠之下为王名圈，王名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为埃及语对大流士皇帝名字的拼音IntrywS。两个哈皮神身后均为铭刻体埃及语铭文，右侧铭文损毁严重，但根据现存部分与左侧铭文的比对，笔者认为两侧铭文内容可能是一致的。左侧铭刻体埃及语文献写道：“我将使你永生，我将赐予你无上权威，我将使你身体永远康泰，我将赐予你全部的欢乐，拉神所拥有的，我都将馈赠给你。我将赐予你天下珍馐，我将赐予你我所创造的所有宝货，我立你为王［……］如拉神一样直至永远。”

左边哈皮神腿间的文字为铭刻体埃及语文献：“我赐予你一切的土地，一切的匠人，一切的异邦土地，一切的异邦子民。”右边哈皮神腿间的文字为铭刻体埃及语，破损严重，但根据另外两块石碑上的相应内容，可以基本恢复原貌，内容为：“我赐予你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男子，和爱琴海诸岛。”

两个哈皮神脚下为众多人像，人像下面的椭圆形圈内为铭刻体埃及语。右侧部分亦缺损严重，但依据已发现的波斯帝国其他类似浮雕，可以对其进行还原。这些人像共24个，被分成两组，每组12个，左右相对，着装各异，呈跪姿，做出埃及传统的手势，表示赞美、崇敬，每个小人下面圆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为臣服于波斯帝国的各邦国名称，其中左侧的12个为伊朗诸邦，右侧的12个为非伊朗诸邦。

24个人像之下的铭刻体埃及语为正文，破损严重，尽管依靠其他石碑的相应之处可以对此进行一些补充，但仍旧无法完全恢复原貌。该铭文写道：“［这位完美无瑕之神］乃赛易斯城的保护神奈特女神所生，他是拉神的化身，拉神将他扶上自己的宝座，以使他［在大地］所行一切之事尽善尽美。［这位以维系正义为乐的完美无瑕之神，］当他尚在女神子宫之时，当他还未诞生之际，［他便已被赛易斯城之主奈特女神所拣选，］成为太阳［之主］。作为奈特女神亲自生的儿子，女神安排他掌控［全部的土地］，女神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女神挟着强弓在他前面保护，每天将他的敌人尽数射杀，就像女神为自己的儿子拉神所做一样。因此他无比强大有力，［他将叛乱一一平息，］他将各地的敌人一一［歼灭］。上下埃及之主，大流士，愿他永生，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行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作为她神勇的儿子，他开疆拓土……”

从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铭刻体埃及语一面的的浮雕来看，其浮雕图像主体为埃及风格，特别是两个相对而立的哈皮神，明显是在暗示埃及的两土地只有在波斯的强力之下才能统一，而波斯风格体现在两个哈皮神脚下跪着的24个人像中。这种设计无疑是波斯统治者在告诫埃及人民，埃及只是这个庞大帝国之中的一个行省，和其他行省相比亦无特殊之处，埃及臣民应当心悦诚服地拜倒在波斯皇帝的脚下。

从该石碑铭刻体埃及语一面铭文的内容来看，与运河石碑楔形文字一面的内容大相径庭。楔形文字一面的内容侧重于大流士大帝开凿运河的目的与结果，而铭刻体埃及语一面有关开凿运河的内容，只能从正文末尾的只言片语中方可觅得一二。铭刻体埃及语一面的内容主要着力于宣扬波斯帝国征伐四方的强盛、大流士大帝的神性与神勇，以及表示大流士一世统治埃及是得到埃及众神的认可的。在铭文中的大流士大帝的形象一如前代埃及本土的法老们，是神亲自生的。

从该石碑铭刻体埃及语一面铭文的语言风格来看，其融合了波斯王室铭文用语风格与埃及王室铭文用语风格。例如“上、下埃及之主，大流士，愿他永生”这句话是典型的埃及用语风格，“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行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这句话是典型的波斯用语风格，“我将使你永生，我将赐予你无上权威，我将使你身体永远康泰，我将赐予你全部的欢乐”则糅合了埃及用语与波斯用语风格。铭文中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呈现出了波斯皇帝形象与法老形象的融合。

除了“大流士大帝运河石碑”之外，大流士一世雕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在埃及的波斯王权形象。该雕像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1972年由法国考古学家佩罗（Perrot）带领的考古队在伊朗境内原波斯帝国首都之一的苏萨（Susa）宫廷的主道遗址附近被发现。目前学界仍无法得知这个原本矗立于埃及的雕像为何会被挪到波斯帝国的首都。笔者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公元前486年，即大流士大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在埃及爆发了一场反对波斯统治的起义，大流士大帝之子薛西斯一世（Xerxes I，前486—前465）即位后，旋即派大军前往埃及镇压，在公元前484年将起义镇压之后，薛西斯一世便将其父的雕像运到苏萨。这尊雕像是古波斯唯一的独立立式雕像，上面刻有铭刻体埃及语、古波斯文、埃兰文、阿卡德文，共计四种文字。

雕像发掘出时便已失去头部，根据残存的色块可知，雕像雕成之际，身上绘有彩色。雕像从底座到胸部高约2.4米，算上头部可能正好有3米高，材质为埃及哈马玛特干河谷采石场专有的硬砂岩。大流士大帝左脚向前跨出半步，右臂自然下垂，左臂置于胸前，表现握着某物的姿势，根据波斯浮雕中常见的场景，推测其手中握着的很可能是被波斯人与埃及人都视为神圣植物的莲花。

在雕像的短剑与剑带上，用古波斯文、埃兰文、阿卡德文重复着这样一段铭文：“伟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他创造了这大地、天空，他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的幸福，他立大流士为王。奉大流士皇帝圣旨，要在埃及雕成此石像。雕像完工后将被所有人瞻仰，人们将会知晓这位波斯皇帝亦是埃及之主。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行省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成员。大流士陛下如是说：'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我与我所行的一切！’”在雕像腰带上，有着大流士大帝的王名圈，里面用铭刻体埃及语拼写着大流士大帝的名字，铭刻体埃及语内容与上文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上王名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一致。在雕像腰带的流苏上，用铭刻体埃及语刻写着：“上、下埃及之王，主持祭典之主：大流士，愿他永生、繁荣且健康！完美无瑕的神，两土地之主：大流士，愿他永生、繁荣且健康！”

在雕像的长袍右褶，用铭刻体埃及语刻写着以下铭文：“他是完美无瑕的神，他亲自将上、下埃及统一，并同时戴上上、下埃及王冠。他令全人类心存敬畏，他使全部一睹龙颜之人皆能感受到他的威严，他强有力地将两土地的每一寸土地皆纳入自己统治之下，他严格按照诸神的要求行事。他是拉神之子，他是阿图姆神亲自生下的，他是拉神活着的化身，他被拉神扶上王座，以使他所行之事尽善尽美。他是完美无瑕的神，他以维系正义为乐，赫利奥波利斯城之主阿图姆神知晓他是自己的儿子，亦是自己的守卫者，便拣选了他，使他成为太阳光芒所及万物之主。阿图姆神安排他征服两土地的每一寸土地，奈特女神对待他一如自己的长子拉神，赐予了他自己的强弓，以助他扫灭一切敌人。他将全部叛乱尽数平息，他将一切敌对自己的人悉数消灭。他是强有力的王，拥有无上威严，他的权柄一如莱托波利斯城之主赫恩提-赫姆，他亲自将“九弓”诸部打击得溃不成军，他的军团是如此忠诚高效，他的筹划是如此出神入化，当他冲入战阵之际，他亲自拉弓控弦，他的射技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射出的箭精准地消灭了每一个敌人，他就如孟图神一样强有力。上、下埃及之王，两土地之主：大流士，愿他永生、繁荣且健康！伟大的王，众王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叙斯塔司佩斯之子，阿契美尼德宗室。他端坐于荷鲁斯统御众生的宝座之上，他是上、下埃及之王，他如拉神一样，定将在众神面前永生。”

在雕像的右脚附近，用铭刻体埃及语刻写出如下铭文：“完美无瑕的神，两土地之主，上、下埃及之王：大流士，愿他永生、繁荣且健康！陛下下诏制作了此雕像，此雕像精准地雕刻出了完美无瑕的神，两土地之主，即陛下的龙颜，这尊雕像必将永远矗立（于埃及），他的子民亦会将陛下与他的父亲阿图姆神与拉-哈拉凯提一同铭记在心，直至永远。愿阿图姆神（对待陛下）如同对待拉神一样，赐予陛下永生，强力，健康与幸福。”

在雕像的基座，正面有着两个相对的哈皮神浮雕，其中左边的哈皮神代表上埃及，右面的哈皮神代表下埃及，这两个哈皮神同样象征着上、下埃及的统一，两个哈皮神身后的铭刻体埃及语铭文内容一致，均为：“我赐予你永生，强力，与幸福，使你的统治永固。我给予你四海万邦，天下的平原与山峦尽在你的统治之下，万物皆在你的脚下伏拜。我亦将上、下埃及赐给你，全体埃及臣民须无限景仰你英武的面庞，就如同膜拜拉神一样直至永远！”

雕像基座的两侧各刻有12个人像，这些人像着装各异，呈跪姿，做出埃及传统的手势，表示赞美、崇敬，每个小人下面圆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为臣服于波斯帝国的各邦国名称，其中左侧的12个为伊朗诸邦，右侧的12个为非伊朗诸邦。

从该雕像的艺术风格来看，雕像基座以埃及风格为主体，两个相对的哈皮神是埃及浮雕中常见的场景，同时又有波斯风格的24个跪着的人像，雕像主体的部分以波斯风格为主，大流士大帝的长袍、手势、腰带、短剑均为典型的波斯风格，但主体部分的埃及风格又不容忽视，大流士大帝左脚向前跨出一步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及开罗博物馆所藏“孟卡拉王与哈托尔神、巴特神”雕像中的埃及第四王朝国王孟卡拉的姿势，并且此雕像的铭文主要为铭刻体埃及语，楔形文字仅说明了雕刻此像的目的，并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很显然，大流士大帝在统治埃及的时候，仍旧将自己视为波斯帝国的皇帝，只不过为了便于埃及臣民更方便地理解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他授意工匠，允许在自己的雕像中加入埃及风格的内容，并主要以铭刻体埃及语来表达自己的丰功伟绩。

从该雕像铭文的内容来看，其特点与目的亦如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从铭文的用语风格来看，此雕像中波斯王室铭文风格与埃及王室铭文风格的融合，较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更进了一步。铭文中波斯神祇（阿胡拉·马兹达）与埃及神祇（奈特女神、阿图姆神、拉神、拉哈拉凯提、赫恩提-赫姆）并列出现，波斯王室铭文常见修饰语“伟大的王，众王之王”与埃及王室铭文常见修饰语“上、下埃及之王，两土地之主”前后相邻，这些构成了波斯帝国时期埃及独特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波斯皇帝们统治埃及时，展示的波斯帝国皇帝与第二十七王朝法老的双重形象。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这两块石碑与这一个雕像所表现出的波斯风格与埃及风格相融合的现象，便就此断定波斯皇帝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埃及法老的角色。要进一步研究波斯皇帝们在统治埃及时如何自视，还需要从和埃及相关的波斯皇帝御用之物着手。

如果说通过王室铭文研究波斯皇帝在埃及的王权形象，会产生以小见大的效果，那么通过研究和埃及相关的波斯皇帝的御用物品，亦足以见微知著。在埃及卢克索地区即古埃及的旧都底比斯，出土了一块大流士大帝御用玛瑙滚筒印章，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块印章的来源与功用目前尚不明晰，笔者推测它很可能是公元前497年大流士大帝第三次亲赴埃及，以视察运河并安抚埃及民心之时带到埃及的。该滚筒印章描绘的是大流士大帝狩猎的场景，张弓射箭的大流士与身前的驭手，其装扮均为典型的波斯风格，两人所乘战车为西亚常见的重型战车，而非埃及传统的轻型战车。两侧为在两河文明与伊朗文明中象征着王权的椰枣树。战车前的狮子呈跃起扑杀的姿势，狮子的形象与狮子的姿势，以及猎杀狮子的场景，在新亚述帝国的浮雕中经常出现。天空上为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常见形象。图片右侧的文字为古波斯文、埃兰文与阿卡德文，三种文字重复了同样一句话：“我，大流士，伟大的王。”

从该滚筒印章与印章所描绘的场景可以看出，埃及风格在这块滚筒印章中完全缺席，这说明，在无需面对埃及臣民时，波斯皇帝会完全将自己视为波斯帝国的皇帝，前文夏娄弗石碑上楔形文字一面的内容，亦可以证明此结论。

二  官员眼中的波斯王权形象

那么同时兼任埃及法老的波斯皇帝们，在埃及官吏眼中，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我们首先从著名的《乌扎赫尔瑞斯纳雕像铭文》入手。乌扎赫尔瑞斯纳（Udjahorresnet）是第二十六王朝晚期的海军指挥官与首都赛易斯城奈特神庙的祭司，公元前525年波斯大举入侵埃及之际，在两军对战中他临阵倒戈，率领埃及海军投靠波斯，为波斯成功征服埃及助力甚多，因而受到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与大流士大帝的重视。在冈比西斯二世统治时，他成功说服冈比西斯二世修复赛易斯城的奈特神庙，并成功促使冈比西斯二世尊重埃及传统，莅临奈特神庙进行祭祀。在大流士大帝登基初期，乌扎赫尔瑞斯纳被允许返回埃及并主持“生命之屋”的修复工程。后来他的雕像在赛易斯城的奈特神庙中被发现，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雕像上由铭刻体埃及语写就的铭文记载了他一生的经历。

在铭文中乌扎赫尔瑞斯纳如此描述冈比西斯二世：“所有外国伟大的首领冈比西斯来到埃及，每一个国家的人都随之而来。当他彻底征服这片土地之时，他们在埃及居住下来，他是埃及伟大的统治者以及所有外国的伟大酋长”， “我向上、下埃及之王冈比西斯请求，清理所有居住在奈特神庙的外国人”。对于大流士大帝，乌扎赫尔瑞斯纳是这样描述的：“当上、下埃及之王，永生的大流士在埃兰时，当他作为所有外国土地的伟大之主和埃及的伟大统治者时，陛下命令我返回埃及”， “按照两土地之主的旨意，他们把我从一个国家护送到另一个国家”。

从该雕像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外国伟大的首领冈比西斯”这句话说明，作为前半生经历了漫长本土法老统治的乌扎赫尔瑞斯纳，他心底其实是无法真正接受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的。但毕竟已经投降了波斯且为波斯统治者服务，所以他随即使用形容埃及法老的传统修饰语“上、下埃及之王”“永生的”“两土地之主”来形容波斯的皇帝。乌扎赫尔瑞斯纳似乎试图通过用传统的埃及法老的形象来阐释波斯皇帝的形象，以期缓解被波斯统治的痛苦。

在波斯统治埃及的早期，乌扎赫尔瑞斯纳的心态似乎普遍存在于埃及本土权贵之中。公元前524年，即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之后的第二年，埃及萨卡拉（Saqqara）地区阿匹斯神牛的祭司们为阿匹斯神牛树立了一块“冈比西斯二世献祭阿匹斯神牛石碑”，该石碑为石灰石材质，现藏于开罗埃及博物馆。该石碑的场景为在埃及风格带翼日轮双翼的庇护下，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全身埃及法老装扮，亦如之前埃及本土的统治者一样，虔诚地跪在阿匹斯神牛之前，用埃及人的姿势进行献祭。整个石碑的浮雕为纯粹的埃及风格，与之前描摹本土法老们的石碑如出一辙。从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阿匹斯神牛石棺铭文中，我们可以知晓波斯统治者不会染指和阿匹斯神牛有关的铭文，也就是说，此石碑完全为阿匹斯神牛祭司自主创作。因而此石碑可以充分反映埃及权贵阶层中的神职人员，在波斯征服埃及之初，其看待波斯皇帝王权形象的方式。

卢浮博物馆编号为AF 2913的藏品是“大流士大帝护身符”，此护身符高约10厘米，用陶土烧制，表面涂绿色釉彩。目前已无从知晓它的出土时间与地点。护身符为女式项链吊坠，制作于大流士大帝统治时期，在哈托尔神宗教仪式上供埃及神职人员使用。此护身符的艺术风格完全是埃及传统的艺术风格，上面刻写着铭刻体埃及语，其中王名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是大流士大帝名字的拼音，与戴尔·艾尔-玛斯克胡塔石碑和大流士大帝雕像上王名圈内的铭刻体埃及语完全一致。护身符上面的铭刻体埃及语写道：“完美无瑕的神，两土地之主，上、下埃及之王：永生的大流士皇帝。”该护身符上铭刻体埃及语内容对波斯皇帝大流士大帝的修饰，与之前对本土法老们的修饰如出一辙。鉴于这是埃及神职人员所用的护身符，其上所刻铭刻体埃及语内容应该出于护身符持有者本意。这样看来，随着波斯统治埃及日久，波斯在埃及的统治日益巩固，埃及本土的权贵阶层，逐渐开始发自内心地将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与埃及传统的王权形象画上等号。

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委派了大量波斯贵族前往埃及担任实职，他们当中很多人与埃及本地女性结婚，并繁衍混血后代，这些后代们很多也子承父业，继续在埃及为官，为远方的波斯统治者效忠。1995年，由英国考古学家马西森（Mathieson）领导的考古队，在埃及萨卡拉地区发现了一块刻写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之间的石灰石材质葬祭石碑。石碑的所有者为官员杰德霍尔贝斯（Djeherbes），其父为波斯人阿塔姆（Artam），其母为埃及人塔奈菲尔霍尔（Taneferthor）。石碑的最顶层为融合着埃及风格与波斯风格的带翼日轮，这个带翼日轮的样式与夏娄弗石碑中楔形文字一面的带翼日轮相同，带翼日轮下面是一个在埃及风格木乃伊盒内的死人，躺在狮子形状的停尸架上，左边的奈芙蒂斯女神与右边的伊西斯女神分别为死者作出哀悼的手势。死神阿努比斯则为死者奉上酒卮。停尸架下面为盛装死者内脏的卡诺皮克罐。石碑的两侧为铭刻体埃及语铭文，石碑中间横向书写的文字为埃及语世俗体文字，两种文字的铭文内容均为古埃及传统的葬祭用语。

如果说以上这些场景还属于比较传统的埃及风格的话，那么最下面的场景尤为值得考量。由于相应考古证据的缺失，目前学界对该场景的解读分歧极大，本文采用的是艾米丽·库赫特的解读。在这一场景中，最右侧一个穿着波斯服饰的男性，坐在波斯的王座上，头戴波斯皇冠，左手拿着莲花，右手持碗，他的面前有两张供桌，两名留埃及风格发型却穿着波斯风格服饰的侍者，左面的侍者在向皇帝进献装饰有花的圆环以示赞美，右面的侍者双手下垂，呈波斯式表示恭敬的姿势。这一场景的构图，即端坐着的皇帝，面对着数名臣下的场景，在伊朗境内阿契美尼德王朝遗址的浮雕中颇为常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统治埃及之初，波斯的王权形象，是如何强势地冲击了埃及传统的王权形象理念。

这个萨卡拉石碑上的浮雕特别是最下面的场景，颇为鲜明地反映出在波斯征服埃及的早期，波斯派遣至埃及的官员，以及有着波斯血统的埃及官员，其眼中的波斯统治者的形象，主要为波斯帝国皇帝的形象。

然而，其他类似身份人物的铭文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这些波斯勋贵后代的眼中，波斯皇帝们的形象也逐渐与埃及本土的法老合二为一。公元前461年，即波斯皇帝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前465—前424）统治埃及的第五年，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波斯起义。波斯官员阿塔美斯（Artames）与埃及女性秦周（Qandjou）之子、时任埃及科普托斯地区长官的混血儿雅利亚乌拉塔（Ariyawrata），组织了一次探矿的远征活动，远征队成功归来之后，雅利亚乌拉塔在哈马玛特干河谷的一处岩壁上刻写了一段铭刻体埃及语铭文记录此举：“科普托斯的敏神啊，您乃塞亨特（Sehent）神庙之主！上、下埃及之王，两土地之主，受众神眷顾的阿塔薛西斯陛下，愿他永生！在他统治的第五年。［……］由波斯人、阿塔美斯与秦周之子，雅利亚乌拉塔完成。他将会在科普托斯的敏神、荷鲁斯神与伊西斯神面前永生。”

此铭文的内容完全是传统的埃及式的，铭文中波斯皇帝阿塔薛西斯一世王权的形象，亦与埃及传统的法老类同。可以推断，在长时间的文明融合中，即使是有着波斯文化传承和波斯血统的埃及官员，他们也逐渐地接受了埃及传统文化对王权形象的描述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波斯统治埃及之时，埃及的本土权贵尚能将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与本土法老的王权形象区分开来，同时为了能让自己更易于接受波斯的统治，他们会有意识地用从前法老们的王权形象来阐述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后来则习惯性地将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与埃及传统法老的形象等同起来。有着波斯血脉的埃及官员在最初尚能清晰地将波斯皇帝理解为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王权的认知逐渐被埃及传统的理念所同化，亦使用埃及传统法老的王权形象来阐述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

三  黎庶心目中的波斯王权形象

有关波斯统治时期埃及平民生活的纸草文献与陶石片，受益于在埃及考古工作的扎实推进，其总量浩如烟海。同时得益于埃及学家、伊朗学家、《圣经》学家们的不懈译注，目前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和平民相关的文献翻译亦取得不小成果。

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和平民有关的文献，主要出土于赫尔墨波利斯·玛格纳遗址与象岛。1945年出土于赫尔墨波利斯·玛格纳遗址的阿拉米文纸草，共8份文献，系离家在埃及各地为波斯政府执行公务的雇佣兵与家人通信的誊抄本，在这些家信中并没有提及波斯的皇帝。

自19世纪初以来，海量和平民有关的第二十七王朝多语种纸草陆续出土于象岛。这些由阿拉米文（Aramaic Language）、埃及语世俗体文字写成的纸草文献中，有一部分提到了波斯皇帝。例如，在公元前456年，象岛妇女耶虹罕（Jhohen）向象岛的犹太人美舒拉姆（Meshullam）借贷了4谢克尔的白银，并在4名见证人的陪同下写下了阿拉米文纸草文书，明确利息与还款规定。此借款文书内容如下：“基斯流月7日，即托特月4日，阿塔薛西斯王九年。耶虹罕，美舒拉赫（Meshullach）的女儿，埃利芬提尼要塞的女士，对美舒拉姆，扎克尔（Zaccur）的儿子，埃利芬提尼要塞的犹太人，说道：'你借给我白银，按照国王的石秤，一共4谢克尔，外加利息。利息按照白银数量累积，利率为每谢克尔每月2哈鲁尔（hallur），故而每月利息8哈鲁尔白银。如所获利息计入总资金，则以相同利率按新总金额计算利息。若第二年到了，我仍然未按照此文件规定，向你付清白银及利息，你，美舒拉姆，以及你的子女有权拿走属于我的任何物品作为抵押——砖房、白银或黄金、铜或铁、奴隶或女仆，或属于我的任何食物——大麦、小麦；直到你收到白银本金及利息总额。而且，若此份文件仍在你手中，我不能向你说，我已付给你白银和利息。我也不能向长官或法官控诉你，说，你拿走我的抵押品，若此份文件仍在你手中。若我去世时仍未向你付清白银及利息，则我的孩子将会付给你白银及利息。若他们没有付清白银及利息，你，美舒拉姆，有权拿走属于他们的任何食物作为抵押，直到你收到白银本金及利息总额。他们不能向长官或法官控诉你，若此份文件仍在你手中。此外，如果他们去诉讼此案，他们也不能胜诉，若此份文件仍在你手中。’”该纸草以“基斯流月7日，即托特月4日，阿塔薛西斯王九年”这样一句话开头，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即体现于这句话中，从整篇文献分析，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起到了纪年的作用，并且强化了整篇文书的正式性。

公元前416年，阿斯旺要塞的阿拉米移民乌里亚（Uriah）释放了自己的奴隶热丹亚（Jedaniah），并收养他为儿子，他在象岛要塞指挥官与9位见证人面前立下了一份释奴契约，全文如下：“提斯利月6日，即大流士王八年帕欧尼月22日。在阿斯旺要塞，来自阿斯旺要塞的阿拉米人、玛塞亚（Mahseiah）之子乌里亚，在阿斯旺要塞指挥官韦德兰伽（Vidranga）面前，对来自阿斯旺要塞的阿拉米人、美舒拉姆（Meshullam）之子扎克尔说（Zaccur）：'你给我的奴隶塔霍伊（Takhoi）之子热丹亚，关于他，你已经给我立了文书。日后无论什么人，无论是我、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或我的任何亲属，都不应把他变为奴隶。他将是我的儿子。无论什么人，无论是我、我的儿女、我的其他亲属，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权给他烙上标记。我没有权力，无论是我，我的子女、我的兄弟姐妹，或我的其他亲属，都没有权力奴役他，（给他）烙上标记。倘日后任何人胁迫热丹亚，给他烙上标记，把他变为奴隶，则此人应被罚以白银，此人应缴纳国王石秤30卡尔什白银、10枚祖兹银币给你，而热丹亚（仍然）是我的儿子。任何人都无权奴役他，热丹亚永远是我的儿子。’乌里亚口述、涅尔加尔舍齐布（Nergalushezib）之子劳赫沙纳（Raukhshana）立契。”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出现在该文献的首句“提斯利月6日，即大流士王八年帕伊欧月22日”之中，在该文献中，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起到了纪年、确保契约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作用。

公元前401年，在第二十八王朝法老阿米尔塔奥斯（Amyrtaios，前404—前399）率领的起义大军已然收复埃及大部分故土之际，位于埃及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象岛要塞仍掌握在波斯人手中，象岛居民也仍旧在尊奉波斯正朔。这时要塞内的一名犹太雇佣兵玛尔基亚（Malchiah）强行闯入了波斯士兵阿塔弗拉达（Artafrada）的住宅，在侮辱了他的妻子后抢走了这位波斯士兵的财物。案发后仍在发挥职能的象岛地方法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庭审内容为：“阿塔薛西斯皇帝四年，法奥菲月18日，在象岛要塞，阿拉米人、有恒产者、雅舒比亚（Jashobiah）之子、象岛要塞纳布库都利（Nabujudurri）派遣队士兵玛尔基亚，［对］阿瓦斯塔玛拉（Arvastahmara）之子、玛尔雅（Marya）派遣队士兵阿塔弗拉达（Artafrada）说：'你指责我［……］。’'你强行闯［进了我的住宅］，侮辱了我的妻子，并强抢了我住宅内的财物。’'［我］被问询，在这桩诉讼中众神的召唤降诸我身。’玛尔基亚向降临于庭审官吏之中的赫拉贝瑟尔神（Herembethel）发誓说：'我确实强行进入过你家，但我并没有侮辱你的妻子，也并没有强抢过你住宅内的财物。［……］并且如果我没有向［……］发誓，降临于庭审官吏中间的［……］。’”这桩案件庭审记录的开头为：“法奥菲月18日，阿塔薛西斯皇帝四年，在象岛要塞”，波斯皇帝的王权形象体现在这句话中，其王权形象在起到了纪年作用的同时，也明确强化了这一庭审记录的庄严性。

通过对这3篇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波斯皇帝都在文献的开头被提及，且波斯皇帝的形象均以纪年的形式出现，在文献中起到的作用是明确公文的时间，并确定公文的合法性。另外，无论是在这3篇文献的开头还是全文中，相关人员都没有刻意对波斯皇帝表达任何感激之情。

事实上，在象岛平民纸草上出现和波斯皇帝相关内容的文献，多为上文所列举的这种经济契约或法律文献，并且波斯皇帝出现的位置亦多在文献的开头。再结合前文有关赫尔墨波利斯·玛格纳纸草的情况，可以断定，在波斯统治下的埃及，波斯皇帝的形象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基本是缺位的，只有在比较正式的公文中，平民们才会借助波斯皇帝的抽象的形象，来明确公文时间与明确公文的合法性。

因而，在埃及平民的心目中波斯皇帝的形象是诸多法律文献的主要纪年方式，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抽象的化身，是管理他们的大小官吏的主宰。当然，在更多的连文字都无法触及的埃及最底层人民心目中，诚如布里昂所言，波斯皇帝们的形象，与之前法老们的形象一样，更是遥不可及，虚无缥缈，他们甚至很可能都不清楚波斯皇帝已经取代了本土的法老统治埃及的这一事实。

结  语

概言之，在波斯皇帝自己看来，他们在埃及仍系波斯帝国的“伟大的王，众王之王”，但是为了方便埃及本土臣民的理解，以更有效地统治埃及，常常会允许埃及本土的权贵们将自己波斯的王权形象与埃及传统的王权形象相融合。埃及本土的官吏，在埃及被波斯征服后，一直在尝试去套用埃及传统的王权理念，来描绘波斯皇帝们在埃及的王权形象，并形成定制。对于有波斯血统的埃及官吏而言，最开始他们确实能够按照波斯传统的理念来描绘波斯皇帝们在埃及的王权，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王权的理解，逐渐被埃及传统的理念所同化。至于埃及的中层、底层人民，波斯皇帝们在埃及的王权形象，对他们而言一如之前统治他们的本土法老，是一个遥不可及且极为抽象的概念。

波斯帝国对埃及的征服与统治，对埃及传统的王权形象及传统的王权理念造成了一定冲击。在波斯征服之前，数千年以来，埃及王权基本上都是竭力因循着之前固有的传统，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更替丰富着“王权”这一理念，埃及人普遍坚信埃及国王本身便是全天下地位最高、权柄最大的无比神圣的统治者，其他一切的异邦统治者均须匍匐在法老的脚下。在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帝国征服后，埃及沦为波斯帝国众多行省的其中之一，被纳入了波斯帝国体系中，在这期间，埃及国王的这一神圣地位让位于波斯皇帝。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再是埃及法老，而是波斯帝国的皇帝，与此同时，波斯皇帝又兼任埃及的法老，但“法老”只不过是波斯皇帝众多煊赫头衔其中的一个，并无特殊之处。这样一来，波斯在埃及复杂的王权形象，就强烈冲击了埃及传统的王权理念，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埃及文明的断层。按照德国学者阿斯曼（Asman）的理论，古代埃及属于典型的“冷社会”，这种社会需要集体内部不断重温并严格恪守古时候的传统，唯有这样，整个社会、整个文明方得以成功延续。波斯统治对埃及传统王权理念的冲击，对埃及文明自身是无法弥合的，而之后埃及这种自身文明的断裂，又在其后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中逐渐得到放大，致使埃及文明逐渐丧失了内在的自我修复能力，最终于公元641年，在阿拉伯人铁蹄的征服下，彻底湮没于滚滚黄沙之中。

事实上，埃及传统王权理念在波斯统治之下所受到的冲击与异化，其实只是埃及在波斯时期文明异化的一个缩影。在波斯的统治之下，传统的埃及文明与强势的波斯文明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之前相对封闭的埃及文明在波斯统治者的强势主导下，被迫融入波斯庞大的帝国体系之中，并且参与到环地中海文明圈的交流之中。可以说，波斯对埃及的征服与统治，是埃及文明首次真正意义上融入东地中海文明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编号：18ZDA20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蒋宝麟

终      审：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