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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辉 北京支部生活 1949年上半年，在许多新接管的城市中，军事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经济战线的战争已悄然来临。一方面，抗战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投机商趁火打劫、囤积居奇，造成许多地方物价攀升，市场混乱，人心浮动；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和接收旧政权人员需要很大开支，恢复生产和交通也急需大量资金。对此，一些人宣称：“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中国共产党是否既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首先要过治理通货膨胀这道关，解决好民生问题。  ▲打击银元投机商的非法活动 这个问题在上海尤其突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回到人民手中。但有10多天时间，人民币“挤”不进上海市场。反映银元投机猖獗的电报不断传到北平。实际上，上海解放第二天，市军管会就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用人民币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收兑工作很快结束。然而，敌对势力趁人民币尚未建立信用之机，疯狂打压人民币，转而任意抬高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价，掀起了一场银元投机风潮。原来1块银元兑换100元人民币，没几天就涨到1000元以上。当时，上海的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见不少人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吸引过往人群注意。他们嘴里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坐落于上海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金融投机的大本营，更是每天汇集几千人。银元一时间成为上海市场实际使用的本位币。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收人民币，造成早上发行的人民币晚上又差不多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严重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政府和军管会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定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商全部“吃”进，不仅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 上海的经济状况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共中央意识到，在金融领域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根据中央要求，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参与指导“银元之战”。  ▲陈云参与指导“银元之战” 6月10日上午，经中央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被果断查封。200余名公安干部换上便装，分散进入证券大楼，按照预定部署控制各活动场所。华东警卫旅副旅长等人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分乘10辆卡车对大楼实行包围。楼内的公安人员同时亮明身份，逮捕200多名银元贩子，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 一个月后，疯狂的银元风波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以至全国开始站稳脚跟。可是，投机商并不甘心失败，不久，他们把目标转向“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和煤炭，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控制整个上海。在他们的哄抬下，仅6月21日至7月21日一个月内，上海的米价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国民党特务更是放出谣言，说什么“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饭”，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其他各大城市也存在这种情况。 为了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财委多次组织研究上海物价问题。陈云做了一番分析，认为，“两白一黑”中，大米是保市民吃饭，棉花是保棉纺厂恢复生产，从而掌握棉纱棉布货源，保城乡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业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解决这三样东西，单靠上海是不能办到的，必须要有各地区的支持和全国的统一调度。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经过分析，大家豁然开朗，感到心中有了底。同时，中财委要求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交通运输，水陆并进，大规模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  ▲解放区农村筹粮支援刚解放的大城市 11月25日，当物价上涨到高峰时，中共中央命令上海、北京、武汉等大城市集中抛售棉纱和粮食。抛售时，投机商惊喜若狂，根据他们的经验，“吃”进物资以后，很短时间内甚至当天就能够转手，将价格抬上去，于是纷纷拿出手中资本争相抢购，不少人不惜借高利贷，使得高利贷市场也出现资金紧张局面。但随着国营公司的货物越抛越多，价格越压越低，投机商才感到大事不妙，只好以低价向外抛售。这时，国营公司反过来买进，同时政府催征税收，进一步收紧银根，大批投机商因无处借款，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 这次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不仅稳定了民心，还给私人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资本家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之后，人民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生产，为稳定新生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对于这次胜利，毛泽东由衷地称赞，它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读史 本文原标题：打赢“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来源：《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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