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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女士被人称作“最后一位士”，她对诗词精髓的熟悉让她成为大师，教人赏析诗词。而另一位胡小石，以史学的眼光梳理中国文学的脉络，为鉴赏诗词开辟一条大道。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的启发。 胡小石，小石是先生的字，先生全名胡光炜。他的书法师从李瑞清，与林散之、萧娴、高二适并称“金陵四老”。他问学于王国维、沈曾植，和陈中凡、汪辟疆并称南大中文系三老。 《中国文学史讲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最早是一九二八年上海人文出版社发行，内容是根据胡小石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笔记修订成。胡小石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所以书里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的源流和变化。 读完这本书，很容易就明白，“诗中仙才”李白其才究竟从何而来；杜甫和李白在作诗上的理念有何不同。语文课上单薄的诗人形象，在这里变得感性延绵：语文课上接触的是诗人作品，这里看到的是诗人的思想与风格形成。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诗，它从头到尾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即便是小说也是它的后辈。在贯穿整个历史的过程中，诗又演化出来其他形态，于是我们又能看到乐府、词这样的形式。而诗本身，也因为文人的不断创新，有了新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之下，诗有了古体诗、近体诗。 《诗经》和《楚辞》中间相隔了三百年，两者风格差异较大，显然不可能一下子由诗突变成辞。胡小石提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间必然有演变过程，有演变之作。这样的说法，需要一些史料来证实。虽然年代久远，中间的资料甚少，但仍旧有一些零星作品证实了胡老的猜测。 这样的演变之说，其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多次出现。它不仅表现在诗转化为词的过程中，也表现在古诗演化为律诗的过程里。 演变又是因为什么而来呢？多半是受到政治时局的影响，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在时间的步伐中，政局时而动荡时而安稳，人的处境也随之不同，处境不同心境亦不同。文学是心境的由发，变化自然显露出来。 地理环境的限制，具体表现在物质丰富程度。南方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自然收成好，南方人心境自然雀跃活泼，更倾向于浪漫意境；相对地北方就显得困苦，北方人就更务实了，质朴实际成他们的气质。 书中几次出现了南北文学作品的对比，比较的基础也就上面两条。当然演变不是无限的，而是循环的。胡老多次提到建安、正始和太康之风的交替出现。建安期间，诗风重内容，不太重形式；正始（魏），诗风走向玄谈，重形式，内容反而忽略；太康，诗风又回复到建安的习气。每一次的循环都会比上一次有些许不同，这就是文学发展的循环交替。
诗和文，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诗，能从四言，变成五言、七言，又能化出绝句、律诗。文人从诗句整体结构上琢磨到头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句子，句子长短变化得差不多时，又把目光投向了字，开始推敲文字。所谓练章后，练句练字就是这个意思。总之，要写好诗，总要有出彩的地方，不是结构就是句子或字。那些佳作、佳句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每个时期的偏重还是不一样的。 文，就要单调一点。文，其实指的是散文，多半是议论争辩之文。文的变化主要在于每个时期推崇的手法不同，有时是单笔，有时是复笔。 可能是因为单笔句调参差不齐，可以随意变化，灵活度高。复笔，句调整齐，少有伸缩余地。《史记》用复笔，作者赞叹司马迁的复笔用得出神入化。如果后世推崇的复笔源自《史记》，那么单笔则来自《汉书》。总体来说，在唐韩愈之后，单笔更盛。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知识点，读得越多，越了解诗词、散文、杂言比自己想得要复杂，里面的各种精髓实在让人着迷。
词，称之为“诗余”，可见源自诗。作者还提到词源自乐府，最初的乐府没有词，只有声，而后慢慢填词，是乐府中文字的一种放宽。这种说法朱熹、沈括都提过，所以作者认为还是可信的。 南北宋的词差别还是很大的，这就应和了之前提到政局地理环境影响。北宋词大，南宋词深。北宋词可以入歌，南宋词不能入歌。北宋词明白，南宋词曲晦。北宋词俗，南宋词雅。北宋人写感觉，南宋人写意境。大抵如此。 词的篇幅比起诗要少许多，毕竟出现在宋朝，已经是整本书的末尾了。小说就更少了，堪堪几页。这点上，还是要参考其他的文学史书籍，那里可是详实地写明了史书和小说的渊源，涵盖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变文、话本、短篇小说、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作为补充内容弥补这本书没有下编的遗憾。
《中国文学史讲稿》是没有下编的，因为胡老的遗教要求，不再整理增补元、明、清的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唯一庆幸的是上编已然汇集了中国文学最灿烂的时刻，各中文人风采依旧可以采撷。胡老的点评也是幽默有趣，有观点有内容支撑。 上编，丰富精彩的内容，让人大快朵颐；下编，却是永不出世。这才显得《中国文学史讲稿》更为珍贵。 【文/云玖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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