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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1995年金庸写给远在悉尼的梁羽生书信。该信共三页，八个段落，1772个字。信的主体打印而成，开篇的“文统老友”和结尾处的“弟 良镛安 15.Oct.95”则由金庸亲笔书写。该信是2006年7月2日，梁羽生先生在悉尼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信中，金庸向远在悉尼的梁羽生讲述了自己遇到的一次“重病”。这次重病让金庸先生十分危险。还好，最后经过全力抢救，金庸先生转危为安。
文统老友， 久未通讯致候，常致思念。 我于三月二十二日傍晚突然心痛大作，在浴室中呕吐时昏倒在地，其后自行醒转。其时我妻受我委托，正作东道在外宴请友人，家中乏人照料。我先已安排，定三月二十七日前赴杭州，接受浙江大学所授名誉博士学位，并约定在浙江大学及杭州大学分别各做一次演讲，然后前往嘉兴，参加嘉兴中学故校长、我恩师张印通先生纪念铜像的揭幕礼，并与抗战时期共经患难的诸位良师及同窗好友聚会。因事先一切均已商妥，实不愿以临时病患，失约于人，故未紧急通知医生，免误行期。两小时后我妻归家，见病况严重，急召我次婿吴维昌医生前来，送入养和医院做心电图，并电请心脏病专家谢德富医生赴院诊治。谢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血管栓塞，以药剂稀释血栓，扩张血管，但病势突然转恶，心痛剧烈，心脏停止跳动于一分钟之久，谢医生紧急抢救，得以转危为安。在深切治疗部观察数日后，谢医生再邀请数字名医会诊，并作导管心脏检查（Cardiac Catheterization）,在做了冠状血管图（Angiography）详细了解血管阻塞情况，断症为冠状动脉有三条严重阻塞，经数字医生详加商议后，最后由我本人决定：作血管绕道手术（CABG，一般简称“搭桥”，bypass）. 主持手术的是香港大学医学院莫志强教授，由一位女外科医生做助手，分为两组，将病者胸骨从中锯开，以机械撑开左右肋骨，用一体外的机器接替心脏及肺脏呼吸供氧的工作，冷却心脏，维持于低温，止住流血，使心脏在静止状态下接受手术。女医生的一组在病者左腿上割出一条静脉管，自足踝至大腿根，长逾四尺，分别接上心血管，绕过阻塞的血管，另建通道，然后使心肺脱离机器接回人体原来血管，心脏恢复跳动，肺脏回复呼吸，用六条不锈钢的钢线抓起锯开的胸骨，初步大功告成，然后缝起胸肉皮肤伤口。这项重大的手术一共耗时八个半小时。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明报共同创办人沈宝新兄在病房外自始至终守候了八个半小时。我们相交五十余年，到老来友情弥笃。（“搭桥”手术最早于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克利夫兰首次实行，此后不断改进。以前医药及手术经验为达到目前水平时，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心脏脱离机器再接回人体血管后，心脏不能回复跳动的情况。现在不再发生。） 麻醉师黎健明医生实行麻醉，用药精准，病人回到病房后，便即清醒，我醒转后第一句话是问：“我做了手术没有？”因为当时伤口并不感觉疼痛，也无特殊不舒服的感觉。 在深切治疗部休养时，护士小姐们密切观察心跳、呼吸、供养的数据，进展甚为顺利，但一星期后，由于听到一个与出版事业有关的不快消息，受到一些刺激，清晨醒来后竟出现轻微中风的现象，幸好是在医院之中，医生例行检查时及时发觉，立请脑科专门医生诊治，期间李烈基、吕火胜、谢胜生几位医生的诊断相同，断定右脑血管中有小块凝血，用药稀释后症状便即消解。 康复期间，除几位主治医生及我婿吴医生悉心照料外，养和医院的院长李树培医生曾亲来探访，本身曾做过“搭桥”手术的曹世杰医生及梁兆文医生几次前来病房，述说自身经验，对我大加鼓励，并强调多做运动及注意膳食保持清淡之必要，多位护士小姐亲切而周到的关怀护理，都使我永感不忘，对我迅速康复有极大助力。 我妻林乐怡在病房朝夕相伴，我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及许许多多位好朋友的慰问关怀，（我弟弟良浩夫妇从上海来港，好友王世瑜夫妇及女儿从温哥华来港，都是特地为了探病。好友蔡澜先生每日早晨四时半起身，沐浴梳洗后，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于七时过海送来医院，盼我静心领悟心经中世法本空之旨，有助康复，日日如是，直至我脱险出院，尤为感怀。明报三十余年的旧同事叶运兄因病双目失明，得讯后摸索来到病房，要摸住我的手，听到我说几句话，这才放心离去。)传播媒介已作了许多关心的善意报导，使我深刻感到人生感情的可贵，觉得虽然大病一场，经历了肉体极大的痛苦，其实还是所得多于所失。倘若我没有这样一次死里逃生的困厄，自己还不知道，以我这样冷冰冰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的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太讨厌，大可暂时不要死，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会做些什么。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百分之十六，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经过半年彻底休养，现口服药物已大部分停止，每四个星期复诊一次，各位医生对康复均感满意，如能节劳、忘忧、膳食清淡，适当运动，心血管病六七年内当可不致复发。 患病期间，多承关怀，现简述病情经过，并深切谢意。 弟 良镛安 15.Oct.95 这次重病让金庸先生在医院休养了近7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远在悉尼的梁羽生心生牵挂，并多次问候。可那时，金庸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回复老友。现在终于在近7个月后，自己的病情总算稳定了，身体也渐康复，金庸终于可以提笔时，他第一时间便想到要写信告诉自己的老大哥梁羽生自己的近况，请他勿再牵挂。因为这次重病，让金庸切身感受到梁羽生对自己的情谊是多么珍贵。正如信的最后一句所说： “患病期间，多承关怀，现简述病情经过，并深切谢意。” 在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及友人探望的情况后，金庸告诉梁羽生，医生告诫自己“要节劳、忘忧、膳食清淡，适当运动，心血管病六七年内当可不致复发。在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出，金庸其实也在告诫自己老友梁羽生要多注意保养身体。都是古稀之人，只有按照医生说的这四点，老人的身体问题才会少一些，身体也才可能健康些。由此可见，金庸多么希望梁羽生身体安康，一切都好。
▲写武侠小说前，金庸（右）与梁羽生就是挚交好友。在《新晚报》期间，他们二人都爱谈论武侠，亦经常一起下棋。 谈起金庸与梁羽生的相识，要追溯到1949年。那年夏天，25岁的陈文统（梁羽生）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报考香港《大公报》翻译。当时《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金庸）做主考。金庸觉得陈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他。从此，他们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1952 年，他们先后调到《新晚报》副刊部。那段时间也恰恰是他们交往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岁月。他们经常在一起“煮酒论英雄”，谈论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他们在很多观点上非常合拍。他们认为：白羽的文笔最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蜀山剑仙传》则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谁曾想，不久，因一个偶然机会，他们被罗孚“绑架”逼着提笔创作武侠小说。谁能想到，自此以后，他们竟在短短时间内联手开创了香港武侠小说乃至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全盛时期。
这个偶然机会就是1954 年1月，香港发生了一场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的武术比赛。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且还成为当地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 此次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想：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 他很快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遂作出决定，由《新晚报》试点先去实践。1月18日，《新晚报》总编罗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服了平时喜读武侠的陈文统创作武侠小说。1月19日，此次比武结束的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 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便开始在“天方夜谭”连载，陈文统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梁羽生”。《龙虎斗京华》既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梁羽生也声名鹊起。《龙虎斗京华》的刊载标志着新武侠小说时期的开始。
▲1955年，《书剑恩仇录》首载《新晚报》。 1955 年2 月初，因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毕，必须要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此时的梁羽生因要写的稿太多，已经顾不上了。没有办法的《新晚报》总编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想到常跟梁羽生在一起的查良镛。罗孚赶紧向查良镛紧急拉稿。查良镛当时并不愿意，因为他从未写过武侠小说，只是喜欢看看罢了。但面对上级领导罗孚等人的苦苦劝说，他也不能生硬地拒绝，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此事。2 月8 日，查良镛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 年9 月5 日，共连载了574 天。此书同样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就这样，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流派逐渐形成，他们所创作的新武侠小说不仅在港澳、在东南亚、在台湾、在世界的华人中都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他们让新武侠精神深入人心。 金庸与梁羽生在《新晚报》工作时期，除创作武侠小说外，平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他们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聂绀弩，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金庸与梁羽生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却只爱围棋。
▲2010年，金庸参观《大公报》报史室 五十年代末，金庸离开《新晚报》回到《大公报》，做“大公园”副刊编辑。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新闻梦想，金庸从《大公报》辞职，开始创办自己的《明报》。这之后，二人的来往少了许多，但情谊依旧。尤其到了晚年，虽然他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悉尼，远隔千里，难得见面，但在仅有的几次见面中，下棋几乎成为他们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金庸前往悉尼参加作家节，那时他们已十年不见。梁羽生热情地邀请金庸到家中做客，当金庸来到家中，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跟金庸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梁羽生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两位古稀老人这次难得见面，最大兴趣依旧是下棋。他们一下就是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梁羽生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早已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
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在电话里，梁羽生的声音很响亮：“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几天后，梁羽生便永远地走了。当听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金庸悲伤不已，特写挽联悼念自己这位半个世纪的老友。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金庸原本打算这次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再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可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也成为金庸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现在，金庸先生也走了。曾经的“新武侠小说三大家”，古龙1985年英年早逝，梁羽生也已在2009年域外羽化。 大师虽走，但他们留给了这世间太多的经典武侠。作为一名70后，我从内心感谢以金庸、梁羽生这两位武侠大师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为我们创作出那一部部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武侠小说让我相信这世间是有大爱、大义、大忠、大美。 直到现在，我依旧相信：武侠所传递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精神”绝不会消亡，它必将会长久地留存在这世间。这些著作也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属于它们的深深印迹。 金庸先生，一路走好！您的“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将会长久地流传在这世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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