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兰州大学新生入学通知书的要求，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如期赴校报到。我是物理系无线电子学专业一年级的新生，简称“电一班”，班主任是青年讲师王奕。第一次出远门从骑马到换乘汽车，再坐火车，事事新鲜，目不暇接。记得刚到兰州火车站的那天早晨，阴雨连绵，候车室漏雨，地面上到处脏水泥泞。车站候车室的秩序很乱，小偷太多，一不小心，行李就被人顺手拿走了。我的同窗好友王得景同学，是考入兰州医学院的新生，与我同车到站，他在车站上赶急上了个厕所，铺盖卷就不翼而飞了，他是交给一位下车顾客代为看管的。当时的他欲哭无泪，向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告状也无济于事，我也替他着急难受，思忖了一番还是舍出五元学费予以资助，人生地不熟的总得相互帮衬着过。那种混乱的秩序，真是苦害了不少的人。我也担心候车大厅人员太杂，不可久呆。你看这么大的候车厅里，杂七杂八，干啥的都有，有候车的乘客、有摆摊卖货的小商贩；还有抽烟闲逛的、乞求讨饭的，等等，乌烟瘴气，人声嘈杂，此起彼伏，比自由市场还红火。人们都小心翼翼的相互堤防着，双眼直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干脆扛起行李到站台外面冒雨等候校车，这才顺利登上兰大接站的卡车，来到校园。几经打问，等找到了物理系学生宿舍楼给我指定的床位，行李早已被雨水淋湿了。蒙蒙细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我的铺盖就没有干爽过，每天晚上睡在潮湿的被窝里好生难受，皮肤上捂出了好多红疹，浑身搔痒不已。宿舍里有三组双人床，供六名同学住宿，有两位是属于本校保送的复读生。其中一位是哈尔滨铁路局的火车副司机，一口东北腔，他是带工资上学的，已经在兰大补习了两年的基础课。可是数理化难倒了他，经常喊叫头疼，请病假，没有心思也不想和大家一起读书上课。有时候夜里去火车站，替朋友出一趟车，他高兴的连声赞叹说那个营生好，头不疼。另一位是来自一家工厂的青年工人，叫朱复兴，上海人，矮个儿，聪明，说起家乡话来非常地道，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他会说非常流利的普通话，对上我的“民勤普通话”，相互交流起来没有妨碍。他原来是个初中生，就业后再复读，在兰大补习了几年，就赶上来了，读现在大学的课程没有困难，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也很好。据小朱讲，这些复读生来路特殊，大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工厂、铁路等生产第一线选拔出来的优秀工人或基层领导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都是带工资上学的，但是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太低，所以委托兰大代培，有的已经连续培训了三年，主要补习高中三年的课程。由于原来底子太薄，他们学起来特别吃力，尤其是数理化，实在是不好学。今年通过内部考核合格的，才正式成了大学生。这批人今年编入新生行列的据说不超过六十名，但基本上遍及兰大各个专业学科。他们是国家有计划定向培养的将有高等文化知识的人才，打造成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前程似锦，不可小觑，将来必定是要走向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我们系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复读生，姓党，找我谈过几次话。说他现如今虽然成了大学生，每天晚上和星期天的补课活动并未停止，因为大学的物理、数学课还是听得不太明白，不加班不行啊。再下剩的四名同室学友包括我在内，都是应届考入的新生，其中四川、湖南、河南籍的各一人。湖南籍的那位同学和我交流基本上用普通话，掺一点河南腔调听起来更悦耳，唯独四川家乡话发音很特别，我实在听不懂，尴尬之极，常常闹出笑话来。我的恩师张世炯老师也是四川人，讲课为什么那么好听？噢，我明白了，可能他在求学期间口音改变了，变成了“四川普通话”，只带一点儿家乡母语的韵味，所以我们听得懂。我这位同寝室的四川学友叫韩朝臣，他的语言发音是原汁原味的家乡话，所以我听不懂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很好奇沙漠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按他的恳求，到宿舍做完功课我就抓住机会给他讲一段草原风光，其中他最爱听骆驼的故事。不过我们两个语言沟通有障碍，我的“民勤普通话”他也听得不太懂，于是就把关键词写在纸上交流。当他知道我是骑骆驼的行家，就非常佩服，甚至于把我当作奇人看待。一次他叫我一同去上厕所，他说“我们去'干’个手”，比划了几次我还是不解其意，“干手”，干什么手呀？我拿起毛巾在手上抹了一下给他看，手本来就是干的呀，他无可奈何地笑了，于是他急忙在手心里写了“解手”两个字，弄得我啼笑皆非。原来四川口音是把“芥”的读做“干”，“解放”叫“干放”，同样把“芥末”也叫“干末”。从这里我悟到了一个规律，民勤的很多方言，亦来自“五湖四海”，大概来自安徽、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语言的发音和用词汇合交织而成。因为民勤地理位置接近河西走廊东南端，自古以来是个老移民区，各地方言必定在这里融汇沉淀，流传至今，点缀在具有丰富词汇的日常用语上，显现出海纳百川的胸怀，是有依据的。例如民勤人把“芥麦”叫“干麦”；把“鞋”叫“函”，这种发音就和四川话接近。类同的语言，不胜枚举，至今也改变不了原音，看样子这个遗传的古老文明根深蒂固，还得祖祖辈辈地传递下去。兰大原来是以化学系著称业内，于一九六一年正式被国家列为第二十七所综合国立大学。据说当年就新调进了十几名著名教授，其中物理系扩充最厉害，秋季招生五个班，其中传统的普通物理系专业只有两个班，合并中国科技大学的无线电子学专业一个班，还有新设的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现代物理系第一专业和第二专业各一个班。前三个班简称普物一、二班和电一班，均属于物理系一年级，我被任命为级会主席，副主席由物一班的一位同学担任。现代物理系第一专业和第二专业这两个班与众不同，十分特殊，甚至非常神秘。他们确实是兰大物理系的学生，但是上课地点在飞机场那边的山坡上，生活圈子、学习活动场所也在那边，新开辟的，不在本校园内。当时的飞机场距离兰大很近，因为市里高楼不多，所以我们隔着二楼宿舍的窗户，就能看见寥寥无几的飞机起降。朱复兴的一位上海籍好朋友，就是考入现代物理系第一专业的应届新生，星期天常来我们宿舍玩。据他说一年级两个学期所学的基础课和我们一样，而且教学进度也是同步，要求不严，可以出来逛商场、会友，他说到二年级以后就有了“秘密”，严格了。还流露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待遇，也比我们要优厚得多，只是严守纪律，有些事情不敢多言私语。同样是兰大学生，他们佩戴的校徽却和我们不同，同样大小的规格，同样是“兰州大学”四个字，同样是镀着金色边沿，区别在于我们是白底红字，他们是红底白字。他们是学核物理学的，属于尖端学科，将来要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机构或实验基地去奋斗一生，因此在与人的交往范围上，自然有其极度严格的限制，纪律森严，保密级别极高。这个学科学成以后可以直接报效国家，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奋斗终身，这也就值了。所以我们当时非常仰慕这个神秘而高尚的专业。关于这一点我在当年报填高考志愿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我因为舍不得离开父母妻子，舍不得家庭，所以才未敢填写这个志愿。其实要是填上了也有可能是白搭，不会得中的。首先政审就过不了关，有两点质疑之处：其一，我的父亲曾经是王爷的老兵，而且当了半辈子的老班长，应该属于封建小王朝的忠实卫护者；其二，妻子出身于地主家庭，五岁时还参加过一贯道，在个人简历表“曾经是否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一栏中有污点。这样以来，我的家庭成员历史只是“清楚”，而不是“清白”，这些都是不符合学这个专业的政审条件的，报上也不会录取。我在兰州大学学生会担任物理系一年级的级会主席期间，有一件工作记忆颇深，就是开学后，负责组织训练一支当年兰州市庆祝国庆节用的仪仗队。依照兰州市委的决定，当年的国庆节要隆重举行，要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搞一个万人示威游行的仪式，还要拍摄新闻纪录片，要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报道。为此兰大授命，计划训练一支百人仪仗队，要个个手举红旗作为前哨，走在游行队列的最前面，以烘托游行队伍的气势。这个任务经过逐级落实，最后敲定由兰大物理系完成。物理系从大一到大四各年级共抽出一百余名学生，指派我负责统一组织训练，利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排练入场式和游行队伍行进式的列队动作。动作不复杂，主要是固定每个人的位置，即定位，队列变形做到繁而不乱，整齐划一，井然有序。要求在游行队伍中精神抖擞，走出劳动人民的品格，走出大学生的风采。应该说完成这么简单的一项任务没有任何问题，我接受任务的时候胸有成竹，以为完成这么简单的任务没啥问题，因为我在中学阶段当了几年的学生会主席，对组织一些学生中的集体活动有点经验，只要你的组织手段到位，那是一呼百应。现在我虽然是级会主席，但同学们的知识水平高，政治觉悟高，试想纪律性应该更强，再加上节前有二十多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一定能练出一支高素质的仪仗队来。然而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斗转星移，今非昔比，换了时空。这是在大学校园生活，中学的那一套在这里是吃不开的，不管你怎么吆喝，很少有人听你的。几天以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召起百人。这里面也有好多客观因素存在。上大学可不像上中学，自由分散得多。上课地点不在一个固定的教室，在本班固定的教室里上小课的机会不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到其他地点上课，有时候到文学教学楼，有时候到物理教学楼，或者化学教学楼，去听大课或做实验。上课的时候，去或不去也全凭自觉，无人监管，比较松散。所以大家把你的这点课外训练一般都不搁在心上的，加上大二以上各年级同学的学科重，作业多，好多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忙碌在实验室里，顾不上这么多的额外任务。即使来了也无心操练，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捧着厚厚的教材，都在全神贯注的阅读思考，对这种训练任务则心不在焉，视而不见，旁若无人。好在物理系一年级三个班的还都是新生，带点中学生的稚气，比较听话，在训练中还是起了骨干作用。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操练，到国庆节那天最终只拿出了八十名旗手，真是“说一千，到八百”，但组织上却非常满意，视作达到了领导预期的目的。庆祝大会会址设在盘旋门，示威游行的人马集结在盘旋广场。那年十月一日的天气，从早到晚，下着毛毛细雨。所以冒雨来参加大会的人数并不多，大概有五千左右吧。主席台上进行了简短地例行会议议程之后，示威游行队伍就开始向解放门进发，我们仪仗队举起红旗紧跟着鼓乐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蒙蒙细雨中，旗手们手中的红旗早就被雨水浸透了，变得越来越沉重，但我们还是吃力地高举着，保持着大学生的英姿，不失形象，按既定的路线奋力前进。等到了解放门回头一望，整个队伍仅剩我们电一班的二十几名旗手傻傻地举着红旗走，别的人早就没了。就因为细雨绵绵下个不停，游行队伍没有到达解放门就自行解散了，我们的大部分旗手们也跟着溜号了，大会带队的也不给我们通知一声，自己先溜了，真是岂有此理。那时候，兰州市的大街上比较冷落，车辆很少，只有各路为数不多的公交汽车拖着长长的身躯，按规定的线路运营。票价便宜，上车二角钱就能回到兰大，每站都要按规定停靠。在返回途中，我们几个同学没坐公交车，卷起旗帜，进了一个大商店浏览一番。逛商店的顾客没有几个，货架上的商品也不多，表面看起来装饰得冠冕堂皇，可是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我们穷学生一没有钱，二没有票证，只能望梅止渴，一饱眼福了。其实货架上的商品也是寥寥无几，糖果花生面包之类展出的数量也不多，星星点点地摆些样品，十分诱人，使人馋涎欲滴，可惜就是不能到口。商品稀缺，凭票认购，那个“票”又只限于极少数人。我们的课程按时按点紧张有序地进行着。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是助教就是讲师，讲课水平都不错，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之间，正当年华。当时的大学里规定自选一门外语课。因为在中学阶段学习俄语长达六年之久，已经打下了一点基础，所以到了大学大部分新生还是选修俄语。当时学外语的趋势，英语退居次要位置，俄语正在走红。给我们电一班授俄语课的王老师是民勤人，讲师，四十余岁，说汉语时他的乡音很浓，教俄语时他的发音又很不标准，特别是发“ｐ”音时，舌尖绕得不快，甚至有点僵直，比起我中学的俄语老师宋世礼来，要逊色得多。这也难怪，当时大学的俄语教师比较稀缺，据说王老师也是“半路上出家的僧人”，曾到苏联进修速成的，所以有些语病或会话不顺畅，也在情理之中。我在大学校园中对各科的学习仍然是不偏不倚，都有兴趣。高等数学传授微积分；汉语语言文学中除了古典文学之外，还锲入高尔基、莎士比亚等名人的外国文学作品；只有俄语我深感畏惧。一年级大学俄语课本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复习高中阶段的课程，词汇量大，教学进度快，本来就是复习嘛。然而，我投入的精力就太大了，因为高中阶段的俄语有一多半没有学，前面谈过，大好时光“勤工俭学”了，所以在单词、语法方面亏欠的“旧帐”太多，现在要弥补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方勤学，笔名潇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蒙族，生于1938年。1961年肄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学专业，曾长期在牧区从事基层工作，后任职于阿拉善盟统计局综合科，统计师，期间编辑、审订过数年的《阿拉善统计年鉴》。一生致力于统计、会计专业知识的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工作。1995年退休，2014年动笔回忆，历时八载，于2022年春完成长篇回忆录《驼乡风云》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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