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的“理”因宋明理学而来，他究竟做了什么，能得此庙号？

宋明理学何时确立官方哲学地位？有学者说是在元代，有学者说是在南宋中期，有学者说是在南宋理宗时。

理宗逝世后，朝臣在为他议庙号时鉴于其对理学的贡献，“有功于是理”，议定庙号为“理”。

《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赞》写道：

“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日'理'，其殆庶乎！”。

晚宋时期，理学之所以能走上官学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到这时理学已构建了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最高统治者的尊崇。

理学家的贡献是“发挥正理”，而最高统治者的贡献是“主张正理”。

1、理宗的理学渊源

理宗出身低微，在入宫以前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他接受文化教育是在史弥远出于政治目的被选入宫的过程中和入宫以后。

史弥远选择理宗作为傀儡，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权位，但史弥远也甚注意“察其德性”，并加强对他的教育、训导。

受史弥远的委派，余天锡、郑清之两人先后对理宗进行教育。余天锡及其母亲是启蒙老师，郑清之对理宗的理学思想形成影响较大。余天锡是丞相史弥远的子弟师和心腹，参与史弥远废皇子赵竑、另立理宗的阴谋，史弥远私下委托他物色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

理宗就是由余天锡发现、推荐给史弥远的。史弥远先让余天锡抚育理宗于余家，加以培养。“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理宗在余家所接受的主要是识字、札节等启蒙教育。

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理宗被选入宫受皇家正规教育。嘉定十四年八月，理宗被赐名贵诚，九月立为沂王后。史弥远“择讲官”，便委任国学录郑清之兼魏忠王府教授，“善训圳迪之”。

在拥立理宗的过程中，郑清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作为理宗老师，他与理宗感情是深厚的，这从史弥远死后，郑清之端平、淳祐年间前后两次拜相可以看出来。理宗深受郑清之思想影响不言而喻。

郑清之是理学中人，“少从楼防学，能文，楼钥亟加称赏。”楼防是吕祖谦门人。楼钥是朱熹私淑，“其于中原师友所传，悉穷渊奥。”

郑清之辅佐理宗端平更化，召用理学之士。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

理学之士纷纷入朝，在理宗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理学群体，他们的理学思想必然对理宗产生巨大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对理宗影响最大的人当数史弥远。史弥远很重视皇位继承人的“德性”，并注意对他的教导。

王夫之中肯地指出：

“弥远怀变易之心，然且密属余天锡、郑清之以徐变其德性；非若王莽、粱冀贪立童昏，以为窃国地，固欲远已之害，而不忘措国之安。等为支庶，而理宗之静，固贤于站之躁也。”

史弥远对理宗的影响主要是在权力的授受，但史弥远推崇理学和召用理学之士的政策，对理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弥远出身于理学名臣之家，其父史浩是南宋初期理学家张九成门人，张九成是程门弟子杨时的学生。

重用理学之臣是史浩的一贯政治思想，对乾淳之际理学昌盛，确有功劳。而且，史浩对子弟也加强了理学教育。史弥远虽然不受理学的牢笼，不甘愿做一个符合理学标准的忠臣循吏，而具有过人的胆识，在开禧三年(1207)伙同杨皇后矫诏杀害权倾一时的韩侂胄，改变了政局。

史弥远在此后的执政生涯中，执行了推崇理学和召用理学之士的政策，这是所谓“嘉定更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政策与韩侂胄设立党禁、严厉打击理学家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史弥远对理学并不真正信奉，对召用的理学家也并不是真正信用，而是重在利用理学和理学之士。

2、宋理宗尊崇理学的三个阶段

理宗接触理学，学习理学，信奉理学，尊崇理学，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历程体现出理宗思想变化的轨迹，也呈现出理宗之世理学发展的主要走势。

(1)宝庆、绍定年间理宗开始“励志讲学”、推崇理学

理宗“凝重寡言，洁修好学”，这为了解、认识理学提供了先天禀赋。但理宗对理学的推崇主要是时势促成的。崇尚理学的实质性举措从时间看主要发生在端平到淳祐初。在宝庆、绍定年间(1225~1233)，理宗作为史弥远的政治傀儡，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与此同时，宝庆元年(1225)正月发生了“湖州之变”，史弥远、理宗乘机逼死废皇子赵竑，朝野舆论不平。

理宗皇位危若垒卵，惶恐不安，理宗曾说：“朕心终夕不安。”为了巩固权位，理宗迫切需要理学为其正君臣名分，巩固统治。

在宝庆、绍定年间，理宗推崇理学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为逝世的著名理学家张九成、沈焕、陆九龄、朱熹等追封、赠谥；

二是录用孔子后裔，程颐、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子孙；

三是召用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名士入朝参政；

四是宝庆三年明确表示“朕励志讲学”，承认朱熹《四书集注》为权威经典，承认其“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五、绍定三年(1230)，撰写《道统十三赞》，“博求载籍，推迹道统之传”，表示对理学的高度尊崇。

六、绍定六年九月，理宗撰《缉熙殿记》，通篇强调“学”的重要性，学习的目的是“绎义理，问辨经史，庶几有获，内以修身，外以治国平天下”。

经常和名儒硕学一起讲论“义理”，既为了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也为了治国平天下。但是，这时的理宗受制于权相史弥远，因而，他的推崇理学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措施，真正的理学之士也得不到重用。

然而，我们从理宗绍定三年(1230)所撰《道统十三赞》及绍定六年(1233)所撰《缉熙殿记》来看，理宗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修养，治国理念也已开始成熟。

(2)端平元年(1234)至淳祐元年(1241)，理宗推崇理学渐趋高潮。

理宗在“端平一淳祐更化”期间，意图中兴宋室，他依托的人才群体就是理学之士。“端平一淳祐更化”前后持续二十年，但实际上淳祐后期理宗“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淳祐后期理宗对理学的兴趣已大不如前。

也就是说，在端平到淳祐初期，理宗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期对理学的崇倡同时也达到了高潮。

端平元年(1234)，理宗在选德殿柱上金书六字：“毋不敬，思无邪”作为座右铭。

端平二年(1235)，“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

淳祐元年(1241)，理宗以最高政治权威下诏确认理学自孔子、孟轲、周敦颐、张载、二程迄至朱熹的道统，亲书绍定三年所写的《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表彰濂、洛诸儒，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从而使理学成为正统思想。

(3)淳祐后期、宝祐、开庆、景定年间理宗继续了尊崇理学的一些习惯做法，而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皇子赵禥的理学教育上。

在淳祐后期、宝祐、开庆、景定年间，也就是理宗中年以后，“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

在这一段时间里，理宗继续了褒崇理学的政策，如宝祐二年二月，为朱熹门人李燔赐谥“文定”；宝祐四年五月，为孔子五十代孙孔元龙赐迪功郎、授初品官；景定二年(1261)，诏封张栻为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从祀孔子庙庭；景定四年，诏布衣理学之士何基、徐几补迪功郎，分别任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理宗崇尚理学的一些惯常做法，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理宗在宝祐、景定年间对理学的崇倡主要表现于对皇子的理学教育上，竭力向皇子赵禥灌输理学思想。资善堂直讲皮龙荣曾向理宗建议：“忠王之学，愿陛下身教之于内。”对此，理宗深表赞许。

景定元年(1260)，赵禥立为皇太子。理宗对太子理学教育初见成效，景定二年(1261)正月，皇太子“谒孔子于太学，请以张栻、吕祖谦列从祀”。度宗在位十年，不负理宗所望，继承了理宗的尊崇理学的文化政策。

3、理宗推崇理学的深远影响

吴江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一书中，认为：

“朱熹之学，南宋中期以前虽已盛行，并不得势，一度还曾宜布为伪学，遭到禁止。到宋理宗时，才开始发扬光大，成为钦定哲学。张载、周敦颐、二程及朱熹就在这时从祀孔庙。”

总之，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宋理宗将理学尊为官方的主要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大事件，其作用不容忽视。

元朝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将朱熹之学“定为国是”，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不用。在元朝，理学的声势比南宋更盛。明代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推崇程朱理学，理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视其他学说为异端。而此时理学也日益变得僵化，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开始显现它的反动的一面，于是走上了没落之路。

理宗的一个历史贡献是确立理学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深远。他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历史地位十分特殊的儒君，在对儒学的崇倡方面，完全可以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相提并论。

自理宗朝，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历元、明、清迄于近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七百多年。

可以这么说：

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晚宋时代无疑是比较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程朱理学在理宗皇权的干预下由民间学术走上官学地位，为唐中叶以来儒家争取正统的努力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但是，在理学享尽荣耀之际，就开始渐失其本意，迅速发生了变质。

封建皇帝的理学是与理学家的理学不一样的，理学家把理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和虔诚信仰的学说，而皇帝则把它作为一种有用的政治工具，这是理学家与皇帝对待理学态度的根本分歧。

政治利用学术带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封建皇帝并不是真正信奉理学，必然空言多而实践少。理宗之世的理学刚刚走向正统，即暴露出它空谈心性、言不顾行的弊病，这预示了它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然而，无论如何，理宗把理学奉为正统，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人们可以因此而赞扬他，也可以因此而诅咒他。

理学不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气质的塑造也有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宋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儒特别强调“忠君”、“气节”，这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深入人心起了积极作用。

有学者指出：

“南宋之末，朱、陆两派之后学愈失其真，其流弊亦愈甚，而朱学以文天祥、陆学以谢枋得为殿军，可谓有光于理学…理学旨在修养道德，当以气节为第一义。宋末遭异族侵略，祸至亡国，苟无文山、叠山等以忠义留正气于人间，则两宋理学真如韩侂胄所讥，是'伪道学’了！”

由于理学的熏染，宋末出现忠义死节之士之多，在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当南宋亡国之际：

“臣子慕义，相率蹈节，矢不奴异族者，皆是也。文天祥之伟烈行谊，著在当时，炳耀千古，固不待言，而门人故吏，与崖山倾覆，死忠死节之仁人志士，何其多也。”

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一六《理度议益》中，记载：

“理宗未拊，议谥，朝堂或拟曰'景’，曰'淳，日'成’，曰“允’，最后曰'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礼宗’，遂拟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

看来，理宗被盖棺论定以“理”是很恰当的，是能体现其一生主要贡献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