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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是一个混乱的局面。 少数民族的內迁，在与汉族的接触中，感到伦理关系的重要，并主动接受汉文化。 当其后代成为统治者，就在其统治范围推行汉化政策，从而接受大一统思想，并以华夏正统自居，以此阐发自己政权合法性。 赫连勃勃创建大夏国，对外说自己是“大禹之后”；鲜卑慕容氏先后创建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他们说自己是“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曾统一北方并欲夺取江东的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北魏建立者鲜卑拓跋氏自称“轩辕之苗裔”，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则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鲜卑拓跋氏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结束了混战局面 。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促进鲜卑族的汉化，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更深层次。拓跋氏孝文帝将国都南迁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明令禁止鲜卑人胡服；推行汉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又令鲜卑人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加速与汉族的融合。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北魏治下的汉族士人以作为魏臣而自豪，盛赞北魏“奄有中华”，尊颂孝文帝为“四三皇而六五帝”。就连南朝士人也不禁由衷感叹北朝的繁荣，“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历史记载虽然以一定的政权/国家为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记述核心的政权/国家本身就天然俱足，在它之外便是外在的他者。 大一统历史观念主张一定的政权/国家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虽然它不必然落实为政权/国家。在不能实现为国家政权的时候，大一统便是政治的价值诉求。这诉求在价值上应当凌驾于具体形态的政权/国家之上。因为此时具体形态的政权/国家并非俱足，只是由于暂时不能实现更大地域的统一的国家形态而不得不接受此种分治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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