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广泛得多了，一般指中专以上学历的读书人；它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古代知识分子则专指掌握“四书五经”的人，医生、术士、工程设计者并不包括在内。

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什么重要品格、基本特点呢？

其一，强调不仅要有知识，同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所谓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眼睛。单就这一点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相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意识，有绵延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正是为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中国古代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后三类分担着社会人生的实际工作，唯独士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钱穆先生考证，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时期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子产等人，都已经成为后来士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族，有地位，有特权。而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则是平民学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着尔后两千余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看得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们依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小说（如《长明灯》）中看到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近乎痴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识分子具有“游士”性质，即流动型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地位特殊、价值崇高，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会现象。当时列国诸君，尊贤养士之风十分炽盛，以至于平民学者取代了贵族阶级在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为了行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率领弟子们冒着仆仆风尘周游列国。他先是在鲁国参政，三年后，对朝政感到失望，率领部分弟子前往卫国。这年他是五十四岁。中间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陈国。人家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又遇到战事，只好从陈国逃离，奔往楚国，路上忍饥挨饿，所谓“在陈绝粮”。尽管这样，他也并不灰心丧气，还是信念十足地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是，终究还是受到楚狂人的讥讽。不久，便又离楚回卫。发现并无重用之意，最后返回鲁国。这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外面足足转游了十四年。亚圣孟子的处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虽然并不得意，但他在周游列国时，仍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梁惠王、齐宣王等当时最有权势的君主，都想笼络他。如果孟子稍稍迁就一些，即可以“立谈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士具有一种超越品格。这首先表现在超越个人的经济利益上。孔子并不反对常人希求鲜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为一个“士”，就应该“不耻恶衣恶食”。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且，也不计较眼下或将来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士显现出一种宗教精神。特别是，当读书士子介入了政治生活，领取了国家的俸禄，就更应该夙夜在公，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这就是说，士的凭借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面，士的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人生实践超越经济的制约。因此，有点类似于宗教。—和尚、道士都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和人生处境的。不同的是，庙里修行的是“单料和尚”，他们虽然没有家室之累，没有经济方面考虑，却并不参与政治；而中国的士是“双料和尚”，一方面，他们拥有家庭，只是不谋私利，“不别治生”，专事讲道、治学；一方面，还要参与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钱穆先生这种“双料和尚、单料和尚”的说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时期，知识精英强调理论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作“静观的人生”，与后来的“行动的人生”是相互对立的。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间。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他们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从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只想做“哲学家”，像古希腊时那样，只想做一个世界“静观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国也从来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有组织的统一的教会，说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但儒家始终处在主体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强调人生“三不朽”，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张载那里，目标就更高大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原则指引下，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个宏誓大愿，就是按照圣人规定的理想目标去改变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和政治不可能分割开来。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实现政治主张，孔子、墨子都毕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于专意讲学著书，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创者老子、庄子，他们无意做官，但仍然通过著书讲学，表示对政治、理想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抨击政治、批判现实，同样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抛掉政治意念。特别是老子，堪称“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子主张“无为”，他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可以说，以国家、社稷为重、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忧患意识，是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主题词。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同余英时所言，越是遭逢“天下无道”、“世道浇漓”的乱世，孔子的“圣教”便越发显现出它的力量，参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誓“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然与政治联系得这么紧密，那么，就出现一个现实问题：政治理想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条件？首要一点，是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往上爬。面对现实，古代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就是“入仕”，只有“入仕”，才能取得使用国家权力的合格证，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向社会，实现其政治抱负。结果，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涵盖万有的一切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权力需要依靠臣子—亦即士大夫来运作与施行。就是说，封建帝王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与管理才能，将自己的权威意志贯彻到各个场所、各个环节。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封建帝王，越是英明、雄鸷、强悍的帝王，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古代一切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这样的生存环境。

这是就总体而言。随着各个朝代的情况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又有很大的差异。

在商周时代，读书士子地位低下，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高高在上的是帝王，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压在最底层的是士人。士人就是奴隶，没有人身的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社会分崩离析、动荡不宁，诸侯、卿大夫各自为政，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政治资本。他们必然要求助于读书士子。这样，那些知识分子就成了香饽饽，到处争抢，到处拉拢，活动空间大了，为他们施展才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这是他们最自由、最行时的年代，他们可以到处流动，楚国不行，就到秦国，秦国不行，就去晋国。反正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本是卫国人，后来去了魏国，还觉得施展不开，最后又来到秦国。那时候，“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都是肯定的、正面的词语。再比如，战国时的辩士、纵横家苏秦。什么叫纵横呢？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在函谷关以东，地面拖得很长，所以叫“纵”；秦国独居函谷关以西，地面横宽，所以叫“横”。六国联合起来，以六攻一，叫“合纵”；以一离六，各个击破，叫“连横”。苏秦本来要游说秦惠王，让他实施“连横”战略，但十次上书，也没有说得动。由于时间拖得很长，结果裘弊金尽，资用断绝，只好返回洛阳老家。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那个狼狈相就不必说了。可下到家了，结果，“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志气，“悬梁刺股”，发愤读书。然后，再次出行，这回是发动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收取了理想效果：他得以佩戴六国相印，“一人用而天下从”，“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六国相亲，贤于兄弟”。你看，辩士的作用多么大呀！

那时候，从事何种职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从政不如意，就去教书授徒，还不行，行商坐贾，当个陶朱公也蛮好的。而且，还有足够的“思想自由”，可以任意质疑，任意思考，甚至可以批评君主，也不致杀头、抓辫子。《孟子》一书记录了不少对君主的批评：“今夫天下之人牧（意指国君），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甚至直接骂出：“望之不似人君”，“不仁哉，梁惠王也！”

《战国策》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燕昭王为了增强实力，与强齐抗衡，便同谋臣郭隗商量如何罗致贤才。郭隗首先给他讲个故事，说古代有个国君，想以千金重价购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了，还没有买到手。在急切的等待中，他的一个近侍却花了五百金买回一副千里马的骨头。国王看了，气急败坏地说：“真是不中用！我要你买日行千里的活马，怎么花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马骨头呢？”侍臣说：“大王不要着急，听小臣解释：我这样做，四方人士就会想：君王买一副马骨头还肯花费五百金，更何况是活的千里马呢！估计很快就会把更多的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工夫，报送千里马的就接连来了三次。郭隗讲完故事之后，奉劝燕昭王说：“大王要想招纳贤士，不妨先把我当作一副马骨，优礼相待，那样，四方贤达之士一看连我这样的庸愚之才都得到了重视，他们就会闻风而至。”昭王赞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拜郭隗为师，还在易水边上建筑高台，置黄金其上，称为“黄金台”，用以招揽贤士。于是，燕照王尊贤爱士的名声很快传遍四方，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大批贤才纷纷来归，为燕所用。从此，国力大增，很快地富强起来，黄金台招士的事也被传为千古美谈。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优越条件是历史的产物。到了后世就不再具备了。诗仙李白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结果，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人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这种情势的变化，始于秦汉的大一统。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学者身价无形中降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最为明显。东方朔曾经慨叹说：“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扬雄也在《解嘲》中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一副酸溜溜的味道。

到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代。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按照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三

隋唐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这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有两句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蜗居社会底层的读书士子，要想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就必须走上这条应举入仕的道路。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一息奄奄，还放不下那颗眷眷的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监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好名声；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较之盛唐时期，清代的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许许多多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骑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跃然纸上。康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你看我这匹烈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康熙便对他宠爱有加，竟至形影不离。

与高士奇这种奴才相相照应，还有曾国藩那样的畏缩、忧劳，亦足以看出封建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困顿。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原本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李鸿章有句名言：“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四

谈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必然会涉及出世入世这样一个根本出路问题。

在古代，所谓出世，其实就是入仕。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自隋唐以后，科举占据了中国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当今的高考一样，孩子们在幼年时候便开始接受适合这种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们在乡间三年一考，成为举人，举人取得去京城考试的资格，然后成为进士，进而参加有皇帝当主考官的殿试，到达顶点。最后只有个别人成为幸运儿，有的人一辈子也考不上，结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连三的应试中了。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士子，“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宋朝时，就有七十多岁的老者赶考，进了考场写不出来，只能写“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竦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当官的另一种途径是入幕。据资料介绍，幕宾，或称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称为入幕。幕宾与其主官虽是雇用关系，然而既非属官，亦非奴仆。主官对幕宾要待以客礼，遇事相咨相商，有如宾友。幕宾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终或节庆主官另有馈赠。经主官保举，还有可能获得朝廷奖述，进身官场。这种寄人篱下被供养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会出现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学术圈子的缘由。

那么，出世呢？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隐居不仕。这里分种种不同情况：

最高超的是像东汉初期，富春江上终身渔钓的严子陵那样，即使皇帝亲自来请求，也不入仕。战国时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也是这样。一次，他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他们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隐身容易隐心难，必须战胜富贵的诱惑，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有些人开始是登龙入仕，干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有郑板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退了以后干什么？大多数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像庄子、严光那样，渔钓终生，而是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只是不肯当官。有些人著书修志，教书授徒，或当家庭教师，或执教于某些教育机构，比如书院，作为谋生手段。历史上，大量隐士其实又是政治人物，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有的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办法。清初遗民中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叫王锡阐，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平常写字用篆书，不想使人认识，出门穿古装衣服，不使用清朝钱币，死时遗嘱，把棺材放在树上，不入葬异族土地。按说，本来已经隐居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