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yond Bourdieu: From Genetic Structuralism to Relational Phenomenology 作者: Will Atkinson 出版社: Polity 出版年: 2017 [译者前言] 如果说布氏思想研究的历程可以用钟摆来做比喻，那么从现象学起始，摆向结构主义，当前又重新回到了现象学乃至人本主义的方向上。从现象学出发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前回溯布尔迪厄与现象学的思想关联，Derek Robbins的专著The Bourdieu paradigm便是此思路，他分别考察了舒茨、古尔维奇和梅洛-庞蒂三人的现象学如何根本地构成了布尔迪厄的思想地基。二是向后展望，运用现象学的思路（当然要考虑到现象学本身也在发展，不少学者都忽视了）扩展乃至重组布氏社会学的概念和思维逻辑，Atkinson此书就是一例。此前编译作者的一篇有关梵高家庭场域的文章其实也遵循着这一思路的研究成果，本书则作为纲领阐发了如何试着现象学地解开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死结（无论是他的概念还是他的方法），尤其聚焦在了家庭和社会性别两个关键点上，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新前景。此处将导言全部译出。
作者 / 威尔·阿特金森 翻译 / 多阿多糯 毫无疑问，皮埃尔·布尔迪厄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些让他声名远扬的概念在他去世后数十年间传遍了整个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探讨这些概念与各类知识主题的关联。它们不再囿于欧洲（更别说法国）疆界，跨步走向了从上海到芝加哥的辽阔空间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研究语境中得到了创新性的运用。一些学者——尤其是在美国——以布尔迪厄晚年工作的总体方向为基础提出了“万能场域理论”（all-purpose field theory）；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痴迷于他倡导的那些开创性统计技术，试图遵照巨著《区隔》中使用的方法图绘各国的社会空间及其同构性，还有更多学者持续不断地记录和阐释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这些学者几乎倾注了全部学术生涯来澄清、引介和延展布尔迪厄的诸多理论工具。考虑到它们丰富、灵活并且广布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这些工作绝非易事。足可见，布氏社会学的精神要义和语言风格已经在全球社会学领域中占据了某种主导地位，哺育着众多研究项目和学术研讨。
然而这绝不是说布尔迪厄从未受到批评质疑，也不代表他的拥趸就透彻地领会了全部概念。例如，许多人抵制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不是基于抽象的理论依据，就是基于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和此前马克思主义的待遇相似，他的观点被认为威胁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珍视的理念。他的理论被斥为决定论：惯习无非是社会结构的内化，借助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名言来说，这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把人描绘成愚蠢的“判断傀儡”（judgemental dopes）。由于痴迷社会再生产导致对社会抵抗和变迁的忽视：场域塑造惯习，惯习塑造场域，如此循环往复。惯习也被贴上了功利主义标签，好似我们都在积极谋划运用一种纯工具性方法在一切场域内追逐资本最大化，但反过来又被批评过度强调无意识的、前反思的、不假思索和肉身的实践特性。同时，布尔迪厄的拥趸甚至也常常肤浅地理解和淡化他的概念，将其与各种不同知识来源的对立概念杂糅，根据一些可疑的缘由对之进行一轮又一轮挑剔的修正。 如布尔迪厄、华康德或其它人时常感慨的那样，论敌和拥趸都有可能面临棘手的“倒错信念效应”（allodoxia effect）：因空间距离或社会距离而将一种事物误读为另一种事物，这是由于使用了迥然相异的问题意识和视角来考察在某一智识场域中形成的思想形态 。基于此，布尔迪厄的理论常常被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或功利主义从而被剥夺了分析效力，仅仅当作那些现有模糊概念的花哨同义语来使用：惯习成了“性格”（character）或“自我”的代名词；场域被随意标签化地生搬硬套在某个社会语境、群体或情境中；资本则是“资源”这个简单术语的点缀性替代。更糟的是，我们能适时地发现这些所谓的创新应用时常会掩盖对应的生成性关系（generative relations）并把学者和读者一同引入歧途。最终，在布尔迪厄的社会世界观点中三足鼎立的哲学内核总是被忽视，而他概念的全部精要与效力恰恰根植其中：“3R”，即承认（recognition），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以及实用的、历史化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 首先，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推动的批判理论新进展衔接起来看（两相比较下，布尔迪厄提供的社会学架构更丰富），人类行动的根源以及对资本的种种追逐不是一个冷冰冰、精于计算、以利益最大化和支配再生产为目标的工具性指令——不少论敌和拥趸都如此解读布尔迪厄的著作（霍耐特本人有时也这样做），而是对存在理由（reason for being）的高度情感化寻求（highly emotional search），这一般以“他/她人认为有价值”的形式出现。其次，似乎必须通过将任意某些符号和属性强加为合法（使其被误识），从他/她人那里获得这种承认的欲望才会在众多值得渴求之事物中脱颖而出，人类及其知觉图式（perception schemes）也才围绕着如此多的差异、支配以及针对价值定义权的争夺组织起来（这就是场域）。如此一来，所有个体、实践或属性都不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数个世纪中所坚称的那样由个别内在本质或实体定义，而是由它在这类体系中相对于其它个体、实践或属性的位置来定义的。因此，个体规划和策略并不源于自为的我思角色（cogitator）或埃利亚斯所说的“封闭的人”（homo clausus），而源于对个体位置以及蕴含其中的可能性的感觉（sense）。所以在布尔迪厄看来，抵抗绝不像论敌们指责的那样边缘和匮乏，它是普遍存在的。
再次，布尔迪厄的概念植根于法国的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传统。该传统认为只有在某些社会条件的发展下，系统的理性以及对客观性的诉求才得以可能。所以现实永远无法被“如其所是”（as it）地把握，仅仅是借助客体模型建构从而或多或少仿拟出来（根据逻辑和证据判断）的理想类型（ideal）。为了进一步把前述两个“R”考虑进来，这种版本的理性主义容纳了一种实在论的形式：既然我们已经承认塑造和限制知觉的客观社会结构确实存在，那么即便我们永远无法描绘它们（除了用近似模型来模拟），对研究者立场的反思也是必要的。换言之，研究者要把自己在社会生产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可能附加在知识实践之上的利益和限制标示出来。
布尔迪厄还谈到惯习包含了一种“基于性情倾向的”（dispositional）行动哲学。虽然这可能有违“3R”，但我在其它文章里提出，为了避免滑向决定论和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这种行动哲学应该用埃德蒙德·胡塞尔、莫里斯·梅洛-庞蒂和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现象学加以描绘。简言之，这一解读认为惯习构成了知觉视域（perception of horizon）。以现象学基础为前提，意识经验分为“课题”（theme）和“视域”。课题是指意识的注意力所集中的对象，无论是内心的想法还是世界中的物体。课题可以进一步分成核心（注意力的主要焦点）和外缘（那些在意识之中但比较边缘的内容，如某些背景声音、身体姿势和感觉等）。另一方面，视域是所有自动在感知中共同给予（co-given ）[1]的部分，它们实际上并不直接呈现于输入的感知中。这包括对那些知觉中没有呈现的方面（如物体的后部）或对没有体验到的质性（如重量）的直观。更重要的是，视域同时模范化（exemplification）出物体的各个类别、典型的一般属性、活动式样以及与其它物体的关系。其它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体验到的：当我们感知一个人时，我们会自觉地赋予他/她们主观性，假设他/她们看待我的方式与我看待他/她们的方式相似，并将他/她们视为不同类型的人格样本，以类型化的方式交谈、行动和思考。因此，对可能未来的期待——胡塞尔所谓的前摄（protention）——被写进了当下，在对某一对象、主体或事件的感知中（包括内在省思）中共同给予。基于对身体装置和周身环境的前摄（梅洛-庞蒂的 “身体图式”），这通常在运动能力层面上被体验为“我能”（I can）的意识——某物是可抓取的、可攀登的、可做的，诸如此类。当然，有时它被体验为“我必须”（I must），即以“意向-行动”（intention-in-action）的方式半自觉地唤起某种特定的回应。但既然某些未来已经在被判定为“自愿允许”（voluntative fiat）之前进入了课题意识，前摄也会巩固对长期目标的考虑和测算。用舒茨的话说，其它人被忽视甚或从未进入意识，因为他/她们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将这一点与关系主义和承认相联系并运用现象学超越它自身时，我们必须承认，构成知觉视域的类型化和感知全都根植于定义某一特定场域所使用的对抗性的立场和标签，以及在场域中掌握资本所提供的存在条件。
我相信，这组哲学假设为研究人类的全部活动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而许多对那些概念工具成问题的诠释和使用都源自于对这组假设的忽视或违背。该论题不时导致其他学者给我贴上“正统”布尔迪厄主义者（orthodox Bourdieusian）的标签：执拗地拒绝为了那些给各类社会现象安上“资本”、“惯习”或“场域”名头的竞赛而无视逻辑基础。然而，在对社会阶级十年之久的诸研究之中，我在布尔迪厄的作品中确实遇到了两个比较棘手的束缚：它既不足以理解平凡、日常、鲜活体验的充分性（即Erlebnis），也不足以理解我们每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作为整体的自身（即Erfahrung）。
当尝试分析所有左右人们抉择——辍学还是深造，读专科还是搞学术，上哪所大学，学哪门专业，做哪份工作等等——的因素并将之作为评估阶级的显著性和具体位置的一种手段，我很快就发觉有很多情形似乎不适用于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和场域模型。例如，个体、个体周身的人群事物、个体在世界中的时空位置以及运动轨迹所提供的其它经验，都十分有助于个体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践指导，即使这些位置和运动必然以复杂的方式被社会空间和各场域内的斗争塑造。此外，当试图研究家庭实践中阶级的生活体验和再生产时，我们发现至少在当代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许多惯例、冲突、愉悦和煎熬都不仅是单一场域的产物，更不仅是包罗万象的社会空间的产物，而是来自多重场域间为争夺注意力和欲望所产生的关系、均势、张力与和谐。就此而言，家庭和性别（gender）这两个特定关系束最为关键。
我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寻找构思上述现象的方法时，发现了一些隐藏的诀窍，那是通往布尔迪厄本人未曾涉足的之道路的路标。然而也碰到了一个不尽人意的主张：无论是艺术、法律、科学或是其它任何社会学研究，都应该以单一场域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体经验中多重场域间矛盾性或互补性的匹配（meshing）。布尔迪厄认为，研究者每次只应关注某一个场域，或者只是多个场域的接合（ariticulation）——特别是当涉及到标绘那些文化、意识形态或经济生产的特定场域在总体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时——就可以揭示出支撑着特定事件、艺术作品、政策和商品的相关惯习与策略。这似乎依次建基于“经验的个体”（完全特殊而具象具体的个体）和 “认识的个体”（出于分析之便而只带有某特定场域属性的个体）之间的基本认识论划分，以及一个不确定的主张之上。后者认为，“认识的个体”是社会学的真正主题，但“概念的进步”常常来自于概念和范畴的发明，它们足以将个体与一个场域相关联的部分以及个体实在而具体的部分调和起来。在布尔迪厄的一部著作中，隐匿在尾注里的经验个体或“人格”（personality）甚至被明确地等同于在多重场域中的存在，从而使个体不断生成为一个多层次的“社会表面”（multifaceted socail surface）。但是一旦把统计分析的结论纳入考量，这个迷人的观点就多多少少被忘却了，大概是因为布尔迪厄尚未留意到在他晚年著作中浮现出的多重微观场域（micro-fields），它们不断构造着日常生活，他则认为这个现象并不普遍。
当我转向其他人的著作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时，情况才变得更糟。许多人基本上肯定了布尔迪厄的取向，包括那些意欲重塑“场域理论”的人（如Fligstein and McAdam, 2011; Hilgers and Mangez, 2014），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裁定研究布氏社会学“正确”方法的人（如Grenfell, 2010; Swartz, 2013）。另一方面，当我着手牵引起日常生活的种种线索时，比如多重性（multiplicity）、时间—空间、性别（gender）、家庭，很快就发现许多人都相当不满于布尔迪厄对各条线索的处理，要么上来就地断然拒斥他的观点，要么匆忙提出一些非常混乱的概念——通常是某种资本概念——来填补她/他们预期会存在的空白。譬如，多重性的问题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贝尔纳·拉伊尔（Bernard Lahire）在他“个体社会学”项目中最强有力地提出的（1998, 2011）；而布尔迪厄对时间-空间的处理常常被认为是有所欠缺的，大概需要一个新的资本概念来标定不同的发展潜质。与后一种论点相辅相成的是在那些同情某种网络理论的人里——包括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构型社会学（figuratioal sociology）和行为者网络理论——（其中也有拉伊尔）扩散开来的不满，她/他们指责布尔迪厄径直忽视或否认了那些交互、传播与联结的错综链条与网络，它们介于具体时空内的人与物之间并毫无疑问地以某种方式给养了惯习，对于场域自然力（field forces）而言也不可或缺，尽管它们不见得一致地被单个场域限制或塑造，也确实没能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概念性阐发。事实上，近年来这已经引发了一场关于“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意义的争论——当我们谈论社会现实是由一束束关系组成时，我们是指由资本分配所定义的结构性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还是指基于联结和依赖的实质性关系（substantive relations）？至于布尔迪厄对性别关系和家庭的关注程度和论述内容，女性主义者和其它研究私密生活（intimate life）的学者长期以来都兴趣索然。她/他们认为矛盾性（ambivalence）、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和对男性统治的抵抗在他的著作中是缺席的或者构思不周的，同时许多人也质疑为何性别斗争不构成一个自足的场域，或者至少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他对家庭和社会化的思考尽管位居他整个理论结构的中心并在晚年有一些转瞬闪烁的评述，但学者们依然表示这种看法过于粗糙，不能用于理解人们如何渴望她/他们之所欲，成为她/他们之所是。这些思考需要通过与精神分析或“社会心理学”的批判性对抗来达标要求，也可能需要通过额外捕捉家庭情感资本（extra capital capturing familial affect）来巩固。对布尔迪厄的“经典”批评由此在社会学的实质性领域找到了盛开的沃土，它们认为他的社会世界模型过于决定论、还原论和再生产主义（reproductionist），对人的观点也过于缺乏反思。
为了回答我为自己设定的研究问题并充分阐释我的新发现，有必要接受其他人提出的保留意见、修正和补充——找出这些新发现与前述哲学核心之间的逻辑有效性或不一致性。但是也必须设计新的概念和定位，忽略布尔迪厄的认识论禁令，也就是说要迎接他的挑战从而填补被揭示出的裂隙。在此过程中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和以前被许多布尔迪厄式的社会学家所忽视的远景进入了我的视野——公平地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因为有些人以前也接触过类似主题，但却并未跟进贯彻其理论价值，因此对她/他们而言，我可能希望（不想表现得太过傲慢地）充当某种洛克式的概念“小工”（Lockean conceptual underlabourer）[2]。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本书中对议题的处理和阐述与其说是是纯粹的理论思考，不如说是产生于对具体研究中困难与成果的反思，也是进一步探究的可能起点——尽管我从不下意识地拒斥详尽的逻辑分析，这种态度有时被伪装成布尔迪厄式的对“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或“理论主义”（theoreticism）的拒斥。严密的逻辑是且必须是历史化的理性主义的一根顶梁柱，它与经验层次上的确证和反驳比肩而立。
现象学一直是我长久以来的首要灵感源泉，原因很简单，再没有其它思想体系能给我们每个人如何体验世界并成为自我提供这种潜在的细节洞察。由于其他学者也朝这个方向努力着，所以即使没那么确凿，似乎也不应该把这种社会世界的观点描述为“遗传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布尔迪厄本人贴的标签（哪怕他应者云集，这个标签也从没真正为人熟知）——更贴切的说法是路易·麦克奈伊（Lois McNay, 2008）提出的“关系现象学”（relational phenomenology）。在此视角中，个体的生活世界作为朝向日常经验的多重社会力（social forces）构成了交互性中心。社会力可以成为分析焦点，但无法取代田野调查分析而只能作为补充，后者仍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为了适应这种视角转换，对惯习的现象学构造要比布尔迪厄本人走得更远一些。他对惯习的描述可能对他自己而言已经够用，但我自己的研究题目则需要一个更鲜明、具体的概念辨析。
故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超越布尔迪厄”，这绝不意味着径直拒绝他的思想，也不是阿彻（Margaret Archer, 2007）认为的那样，他的思想在当时可能正确但终究已经过时。我也并不想把他的思想当成标靶来提出一个对立论点从而克服这个思想的主要问题和偏误——所谓的决定论或客观主义（objectivism）——就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那样，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放弃了因果解释转而支持浅薄的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或是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那样，他的“批判实用主义社会学”（pragmatic sociology of critique）代表了向唯意志论（voluntarism）和主观主义的回归。认为社会理论中的物质性严重不足也好，强调要更加关注情境动态（situational dynamics）也罢，不管他们提出什么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也几乎总是凭借着简单粗暴的夸张化讽刺来赚取诡辩的修辞力量。
博尔坦斯基（Boltanski, 2011）声称布尔迪厄把人们描绘成被动的、被灌输的傻瓜，这多少忽略了场域概念中的抵抗和斗争；他断言布尔迪厄没能看到社会学知识在民众之间的循环流通和利用，这也忽略了后者长期打磨的“理论效应”的观点；关于布尔迪厄欠缺哲学人类学作为其社会批判基础的论点，则离奇地忽略了他在晚年著作中对承认、符号价值以及合理化的关注。这也许都是因为博尔坦斯基试图把它们确立为自己的关注焦点。仅管如此，确实有必要超越布尔迪厄，不断用新的特性和概念充实他的著作，使他的思想逻辑转入新的轨道以满足经验证据的需要。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事情。
在下一章中，我勾画出两个能够补充既有布氏理论的概念工具，以此来解决多重性、时间-空间和网络的问题：生活世界，以及符号权力的回路（circuits of symbolic power）。事实上这两个概念都在他的著作中初见雏形，尽管它们颇具潜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几乎没能很好地利用。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构建个人生活世界的所有场域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家庭。这是布尔迪厄作品中没能得以充分展开的另一个想法，我将借此阐述家庭场域的起源和基本特征，超越布尔迪厄本人的思路，展示这一概念整合和取代现有研究成果的能力，从而为之开辟新路径。我与布尔迪厄论点的主要分歧可能在于，爱和关怀构成了认同以及误识（misrecognition），进而形成了符号权力，或者说一种资本。在该论点的基础上，第四章继续深入探问社会生成的细节——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性情倾向和知觉图式，我们的欲望如何被引向不同的场域，以及这些过程如何被阶级、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交互作用所塑造。这将会涉及到发展心理学的关键人物——皮亚杰（Piaget）、维果茨基（Vygotsky）、弗洛伊德（Freud）、米德（Mead）——以及教育研究，而核心的实质性论点是，在家庭场域内部为爱而斗争根本性地引导着儿童力比多（libido）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能力（competencies）和知觉图式的发展，进而用来积累特定的“外部”资本，比如经济和文化资本。这些内容布尔迪厄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中有些十分简短的论述。第五章接着讨论了性别这一关键议题，这是在家庭和社会生成的讨论中绕不开的。在澄清误解并为布尔迪厄诸多观点辩护的同时，只有通过关系现象学的视角——承认生活世界中符号权力在多个场域和回路的影响——男性统治和女性反抗的历史进程、动态起伏和鲜活经验才会变得清晰澄明。
末尾尝试从前序章节的总结中思考一些未来研究的实践之可能性。
译注 [1] 倪梁康也译作“共现”。参见《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Appräsentation 词条。
[2]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赠读者”部分提及的“小工”。他如此写道：“不过大家不必都去当一个波义耳（Boyle）或西德纳姆（Sydenham）。在这个产生了许多大师比如惠更斯（Hygenius），无与伦比的牛顿（Newton）以及其他同样杰出之人的时代，我们只当一个小工扫除地基，清理知识之路上的杂物，已经足够雄心壮志了。”（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作者在这里引用洛克的说法以示谦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