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年 10 月，我兵团根据四野司令部的命令，分别在安江、洞口、武冈地区就地休整，待命向广西进军。兵团司令部已于 10 月初进驻安江。 白崇禧集团在衡宝地区被我四野歼灭 4 个主力师后，即将其剩余主力 15 万人龟缩于广西全州县、桂林及以南地区，妄图作垂死挣扎。 此时，我二野进行的广东战役已胜利结束。我湘西、湘南、广东三路大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广西战役的指示，紧跟敌踪，形成了北、东、南三面对桂系者巢广西的包围， 将其完全置于我军攻击矛头之中。 白崇禧部队已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残剩的一个孤零零的集团。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已盘踞了近 30 年。他们长期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打着“建设广西”的旗号，极力推行“自治、自给、自卫”和“寓兵于民，寓将于学， 寓征于募”等反动政策。并且用封建地域观念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摧残少数民族，用保甲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广西的各族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广西各族人民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近百年来，广西各族人民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抗法斗争等。尤其是党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建立的红 7 军、红 8 军，曾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在广西的土地上留下了革命火种。直到解放大军进入广西前，仍保持着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为迎接解放大军入桂，他们曾派人到安江与我们接头。在交谈中，我了解到留在广西坚持斗争的同志，其处境十分艰险、困难，有的失掉了党的联系，有的被捕被杀，也有极少数人投敌叛变了。尽管斗争多么艰难曲折，但广西的革命红旗 始终没有倒，终于迎来了解放之日！ 这使我想起了我所知道的一段重要史实： 西安事变后，为团结抗日，我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南方数省的革命武装队伍面临着不同的境遇和考验。由于当时交 通不便，和中央联系十分困难，对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理解不全面，带来的后果也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许多沉痛的教训。 就广西来说，当时，阴险狡猾的“小诸葛”白崇禧，先发制人，接过我党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口号，于 1937 年秋，把韦拔群同志牺牲后右江地区恢复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3000 多人、600 多支枪骗出去，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了，要他们出来打日本， 被分别编成国民革命军第 8、第 9 独立团。 党中央得到这一消息后，即派张云逸同志从西安赴桂林找白崇禧交涉，要他交还这支队伍，但这只“白狐狸” 却拒不见面。1938 年春节后，这支队伍被拉到江苏徐州，有的被编入桂系部队，有些则在台儿庄用土枪与日军“决一死战”。 结果，这些满腔热血的抗日志士，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下 20 几个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到延安。那时，我在延安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曾接见他们。还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及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都接见过他们。 张云逸同志生前在北京时，也曾和我谈过这件不幸的事。为了防止白崇禧率残部逃往国外，于广西境内歼灭这股残敌，中央军委作了周密部署：以四野 我 13 兵团为主力组成西路迂回部队，由湘黔边沿黔桂边猛插广西西部，关闭敌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以二野 4 兵团和四野 15 兵团 43 军为南路，进至信宜博白一带，防敌往雷州半岛逃窜海南岛，与西路军构成对白崇禧的钳形合击态势后，以重兵从桂北正面展开强大攻势，迫使敌与我决战，达到大量、彻底歼敌之目的。 我们兵团在湖南安江休整待命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于 11 月初从衡阳发来电报，令我们西路军 13 兵团准备全部搭汽车前进，来一个大迂回——由安江直插贵州的富禄、榕江，尔后折向广西的河池、东兰、百色、龙州一带不让敌人逃到越南去。 我看完电报，心里嘀咕开了：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对付“本钱小、占地利、极机灵”的白崇禧，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战略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指挥上，应考虑具体情况。 20 年前，我是红 7 军军部参谋。除了从安江到榕江这一段路程外，其它地区的地形情况，我大体是知道的。当年我们转战这一带，有几条河，多少道山梁子，我还有些印象。现在，不要说一个兵团十多万大军，就是一个师、 一个团的机械化开进，道路问题、车辆问题（短时间哪里去找那么多可靠司机）、汽油问题、防空问题、给养问题，都很难解决。林彪要我兵团全部搭汽车前进，这是很不实际的。 鉴于这种情况，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和我等几位领导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给林彪发一电报，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不久，四野总部发来电报，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再要求我们乘车迂回。 这样，悬在我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哪知就在我们整装待发之际， 林彪又来了一个电报，要我们兵团司令部随 39 军爬老岭山插柳州。这真是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又给我们出一个难题。 因老岭山陡路窄，下雨泥泞难行。而我们兵团指挥所原是乘汽车的，若爬老岭，势必步行，电台不能畅通，不便与各军间的通信联络，兵团很难履行指挥职能。我们想再发一个电报提出意见，但又觉得林彪的第一道命令被我们顶回去了，这次再顶，似乎不妙。那时，四野政委罗荣桓同志早已去北京开会，我们更感到为难。 恰好这时中央调我兵团副司令彭明治同志去北京， 准备出任驻波兰大使。我们便让他经过衡阳时，向林彪转达我们的意见，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他到四野总部后，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兵团几位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据理力争：要么放弃兵团指挥，徒步随 39 军开进；要么兵团组成一个车队，沿安江——衡阳——桂林一线公路前进，建立行进中的指挥所， 在行进中实施指挥。最后，林彪总算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11 月 6 日、7 日，担任西路战略迂回的 38 军、 39 军，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向西秘密出发，进入湘黔桂边的苗、壮族地区，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 10 日，这两个军先头部队第 151、116 师分别袭占靖县、通道，敌 第 103 军即沿黔桂边西逃，我军尾随追击。接着，我 116 师于 12 日、13 日先后占领永从、从江，115 师于 13 日、14 日占领黎平、榕江，15 日尾追敌第 17 兵团楔入广西。其路线正是当年红 7 军出桂北时走过的路线。这时，49 军也归 13 兵团建制，进入桂北。 位于湘桂路两侧我中路军的第 41 军，于 11 月 14 日开始移驻安江、新宁、全县一线后，按兵不动，尽量示弱于敌，以免惊动敌人。挺进粤境的南路军，以二野第 4 兵团的第 13 军先行，分头占领了廉江、信宜、吴川之线，其主力则隐蔽集结于罗定地区。 这时，白崇禧错误判断南线我军孤军深入，兵力不强，企图利用我正面进攻尚未开始之机，调集主力，联合余汉谋残部，发动“南线攻势”，夹击我南路军，控制粤桂边沿海地区，打开逃往雷州半岛和越南的通道，以挽救其覆灭的命运。 白崇禧在其动员令中说：“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的关键，胜利则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则涂地”。白崇禧的部署是：令其主力第 3 兵团、第 11 兵团（鲁道源兵团）由桂东北向玉林、容县方向秘密调动；其第 1 兵团由桂林以北地区调往南丹地区，以迟滞我西路军迂回南下；其 第 17 兵团抢占百色，策应南线作战；逃至合浦、北海、灵山地区的粤军余汉谋部 2 万余人回头东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也从柳州撤至南宁。 敌人的这个部署和企图，为我所识破，决定将计就计，诱歼此敌。 11 月 24 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陈赓（二野 4 兵团司令员）：“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陈赓所率 4 个军除 1 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野司即 令 4 兵团 13 军配属 14 军 42 师集结于廉江、化县之间地区，构筑阵地，坚决阻击敌人；令 4 兵团主力迅速进至信宜、茂名南北地区隐蔽集结；令在广州地区的 15 兵团之 43 军，日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城一带集 结；令我西路军一部改向思恩、柳州方向急进，尔后突过红水河，攻取宾阳， 直插广西心脏地区，一部则继续向果德、百色前进，追歼西窜之敌；令中路 军即速大举南下，向梧州、荔浦等地攻击前进。 接到四野司令部命令时，我 13 兵团指挥所正经衡阳向桂林一线运动中，因此，得以及时调整进入桂北地区的两个军的行军路线。 除令 38 军之先头部队继续向百色前进外，由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委率军主力转向德胜前进；兵团副司令兼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率领的 39 军则停止西进，立即南下，军主力分路向柳州、宾阳急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以求在由桂林南逃之敌的道路上布设层层防线予以拦截；命令 115 师以每日 70 公里的急行军抢占珠玉塘渡口，搜集船只，保障主力顺利渡过浔江，继续向南急进。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兵团随 39 军插入柳州，甩在深山老林里，电台发挥不了作用，野司虽可越级指挥，但不能及时掌握战场情况的变化，将是很被动的。 我兵团部从安江出发的时候，程子华司令员奉命调回北京，这 样，进军广西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深感责任重大。当年红 7 军离开广西时，我们就相信一定会打回来的。20 年过去了，今天我率部解放家乡，是 20 年打个来回啊，心情格外激动。 兵团指挥所随即沿宝庆向桂林开进。后来，兵团所到之处要出安民告示，发布告，兵团没司令员，是个缺憾。于是我发电报请示，上级命黄永胜为代司令。 沿湘桂铁路南下的中路第 41 军，在其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率领下，以日行 60 公里的速度向桂林急进，于 11 月 22 日解放了当时广西省会桂林。 接着由钟伟军长等率领的 49 军进入桂林，控制桂林地区。由 12 兵团副司令兼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率领的 40 军，于 25 日解放桂东重镇梧州。至此，以粉碎敌“南线攻势”的钳形包围已经形成。 11 月 27 日起，我南路兄弟部队以出其不意的强大攻势，在粤桂边发起第一次大围歼战。经过 6 天激战，粉碎了敌人的“南线攻势”，相继解放了陆川、容县、北流、玉林、博白等县城，歼敌白崇禧 部第 3、第 11 兵团大部和余汉谋集团残余第 13 兵团大部，击毙第 11 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俘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 3 兵团司令张涂、粤桂 边“剿匪”总指挥部中将司令喻英奇等。 这时，广西局势急转直下，敌人整个部署全部打乱。白崇禧急令其第 3、 第 11 兵团残部向合浦、钦州撤退；令其第 1 兵团集结于南宁及其以东地区，掩护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向钦州撤退；并令其第 10 兵团火速赶往钦州，以掩护各部渡海逃窜。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外逃的企图，我各路大军在“活捉白崇 禧”、“决不让敌人跑掉”的口号下，齐头向南急进。我西路 39 军不顾一切疲劳，日夜兼程，追击歼敌。 11 月 25 日解放柳州。 12 月 1 日解放上林。 2 日解放宾阳。 3 日，越过昆仑关，击溃九塘南北地区的敌人。 4 日晚，进占桂南历史名城南宁，缴获汽车 400 辆，炮艇 3 艘。当夜，南宁全市灯火通明。工人、学生连夜贴标语，挂横幅，刺绣五星红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南宁解放时，我兵团部尚在桂林。我去电南宁，询问 39 军进城情况，得知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革命者孙醒侬、杨赐璋等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已纷纷出来参加接管城市工作，我听后很高兴。 在桂林稍停一天后，兵团指挥所即向阳朔进发。到阳朔时正是傍晚，漓江上的奇峰倒影，在晚霞映照下，秀美旖旎。此时北国已是冰天雪地，而这里却是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由于担负着急速追歼残敌的任务，羡慕了数十年的阳朔山水也无暇览胜。 次日晨即绕道赴柳州。因铁路、公路均被敌人破坏，我们绕了好大一个弯子，一边修路，一边行军，还要用船只摆渡过江。 整整走了两天，才到达柳州。我兵团指挥所共有一二十辆汽车，领导同志每人乘坐一辆吉普车，除警卫员外，我自己带着一支手枪，一支卡宾枪和一支自动步枪。 另外，每个兵团首长还配一个武装排，各乘一辆中卡车跟随。警卫排除带机枪和自动武器外，还携带六○炮，指挥所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如遇敌情，就可单独作战。 在柳州住了 3 天，一边指挥肃清残敌，一边与地下党联系，布置接管城市工作。并向国民党被俘军官训话。之后，我又率兵团指挥所向南宁前进。沿途所见敌军溃败之象，真是难以言状。被打散的敌军官、太太，以及残兵游勇，无一不被路遇的群众剥得赤条条的。有的被捆绑起来，弃置路旁；有的用稻草围着腰部，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不敢离得太远，他们怕当地老百姓甚于我们解放军。 从这里可以看出广西人民受迫害之深和对敌人仇恨之烈。当我们兵团指挥所的车队埋锅做饭时，路旁便有不少这些赤身露体、饥渴不堪的残兵游勇伸出颤抖抖的手来要饭，我们每餐不知要“接待” 多少这样的人。 回想 20 年前，他们追击我们红军队伍时，是那么如狼似虎，岂料今天落得如此下场，历史真是无情的审判官！ 我兵团 39 军占南宁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除留 116 师 347 团警备南宁外，主力于次日渡过邕江，沿邕（南宁）钦（州）公路疾驰，配合 13、14、40、43、45 军等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第二次大围歼战，聚歼逃敌于钦州以北地区及灵山东北地区。 我兵团 38 军完成了远距离战役迂回任务后，在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所属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桂西重镇百色等 10 多个县城，封闭了敌人逃往云南、贵州的通道。 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在我南下大军入桂时，为预备日后逃窜，修好了龙州通往越南的公路。 12 月 8 日，也就是粤桂边第二次大围歼战胜利结束的这一天，白崇禧给其“副长官”夏威和桂系残敌首领发了一份密电。电称：“为将来发展生存计，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越南国民党人）为总司令，徐启明（白崇禧第 10 兵团司令）为副司令，谭何易为第 3 军副军长，姚槐为第 2 军副军长。 军、师长人选尽量由越方推荐，原任军、师长可暂任副职，以资号召。政治上拥护保大（越南的傀儡皇帝），军事上与法军合作，求胡志明主力而攻略之。若敌军尾随攻犯，则成国际复 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这是白崇禧苟延残喘时制定的一个罪恶计划，意在投靠越南的傀儡政权保大，以保存实力，并不借拱手将自己的部队归保大的反共将领武鸿卿指挥。 为了粉碎白崇禧的罪恶阴谋，我兵团 39军与兄弟部队 13 军和 43 军在粤桂边纵队第 3 支队、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的积极配合下，日夜兼程，不顾阴雨路滑和饥饿疲劳，勇敢追歼企图逃窜越南之敌，先后解放了桂西南的龙州、上思、思乐、明江、宁明等县。 12 月 11 日，进占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战役的胜利结束和广西全境的解放。“美不美，家乡水”。我们兵团指挥所离开柳州后已乘车走了两天，离可爱的家乡——南宁越来越近了，我的心也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了。 因南宁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在南宁，既有深沉的母爱，也有当年莘莘学子共同追求革命的真挚友情。大革命的锻 炼，国民党监狱的铁窗生涯，促我投笔从戎，走上革命斗争的戎马之途。随红 7 军主力离开广西后， 20 年来，家音断绝，母亲早已病逝，南宁沦陷时，在日寇蹂躏下，大兄文驹被日寇杀害，父亲在逃难中活活饿死在床上。想着这一切，在离南宁的最后一段行程中，我的心情实难以平静下来。 而偏偏在离南宁 45 公里左右的迁江时，我的右腹突然胀痛起来。车队没有军医跟随，只有一名卫生员。他给我检查一下，右腹靠下压疼，很快疼痛加剧，说是急性阑尾炎发作，没有其它药品，只给我服消炎片。加上从迁江至南宁的公路全被破坏，一个工兵连在前面修路，修一段，车子走一段，真是急死人，随着汽车的剧烈颠簸，我的阑尾更加痛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痛得不能入睡，心想：20 年好不容易盼着打回来，难道我等不了这一天？20 年的艰苦斗争都过来了，这最后几十里我就走不到么？我不相信！ 第二天早上，继续赶路。 我的肚子仍然发痛。车子走走停停。一路上，我看到：敌人逃跑时遗弃的辎重车辆，有的汽车轮胎正冒着蓝烟；那些被缴了械的桂军及其家属散失在路旁，脸上浮现着惊恐和泪痕。在路旁一根被剥光了皮的大树干上，写着这样 一句话，“××：我在前面三岔路口等你。你的爱妻”。竟引得我们哑然失笑。 我终于回到了故乡的身边。挨近南宁的北门时已是黄昏，一簇簇带血色的晚霞还留在天际。我没料到会从北门进城。这里曾是敌人杀害革命者的刑场，它激起我心里无比悲痛的回忆，一幕幕悲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被捕的罗如川、周国杰、雷沛涛、高孤雁、李仁及、张铮、周飞宇、雷天壮、何福谦、梁砥、莫品佳、梁六度、陈立亚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就在这里的敌人枪口下壮烈牺牲，血溅北门城外；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韦拔群同志，于 1932 年 10 月 19 日在东兰被叛徒杀害后，敌人曾把烈士的头颅挂在北城门上“示众”。 我翘首仰望曾悬挂着烈士头颅的残破城楼，深感自己进城后责任的重大。我想：如果烈士们的英灵有知，看见我们浩浩荡荡的胜利大军回来了，他们也会含笑九泉吧！当年红 7 军老战友卢绍武、谢扶民等同志也随军打回了广西。 初进南宁，我先被安排在川西路（今民主路）一个原商人的房子里住，十几天后搬到桃园路靠近邕江的原国民党一官员住的小院子里（今广西军区机关）。大家听到我回来了，一时间，我 的住所门庭若市，从革命军烈属，到家人亲戚朋友，来往不断，有人间长问短，也有些人向我询问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红 7 军后的下落。 我们红 7 军离开广西时共有 7000 多人，后来到中央苏区时 1300 多人，绝大部分都牺牲了，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更甭说有什么下落了。见到他们的亲人，看着他们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如哽在喉。作为一个幸存者，我非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红 7 军战友们！ 有一天，我抽空回亭子探望家人，九姑鸾恩、大姐碧云、二姐湘菱、八妹湘萍、三兄文骥、四兄文骧、七弟文骐、四嫂月娥及晚辈儿女都盛情迎接我。兄弟姐妹见面，都非常激动和高兴，有的亲呢地叫我 “阿万”，有的呼我“阿六”（我排行第六），或“六哥”、“六弟”。 不少乡亲朋友闻讯也赶来看我，大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问这问那，充满了亲情、乡情。我想，若当年盼望儿子闯世界的妈妈还健在的话，那该是多么高兴啊！我环顾家里的变化，看到房子破烂不堪，有两间小房被日军烧毁，无力修复。屋子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洗脸毛巾也是一块破粗布充当。吃饭的碗筷也得轮流使用。让人看了真有些凄凉！这也是日寇和国民 党反动派摧残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 在亭子，我也抽空去看望原南宁一中我的老师杜善庭和我父亲生前好友雷际云，询问他们的家庭及生活情况。他们都很高兴，说共产党不忘故里。广西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当年的红军又回 来了。弹指 20 年，打了一个来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