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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华中南挺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遵照命令，各野战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向全国范围内的大进军，39军在第四野战军编成内奉命向华中南挺进。接到远程行军的命令后，各师于4月25至27日先后在天津附近的武清地区召开誓师大会，部队的情绪热烈。尤其是朱总司令在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陪同下，亲临116师检阅并讲话，对部队鼓舞极大。 根据野司的部署，4月28日开始，分为两个行军纵队开进：117师、115师为左路纵队，经煎茶铺、濮阳、周口、汝南至明港；152师、军直、116师为右路纵队，经永清、衡水、开封、郾城至明港。两路军队在明港会师后，按117师、152师、115师、军直、116师序列经信阳、平靖关、应山，向宜(昌)沙(市)地区南进。 4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辖39军、41军、42军)，任命刘震为兵团副司令员。当时他考虑部队渡江后还要同桂系军队打几场恶仗，为了继续带领部队打好这几仗，他向上级建议继续担任军长职务，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其为14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 5月，军部在信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刘震除讲了形势任务、政策、纪律等内容外，还着重讲了战术运用和指挥问题，针对南方的敌情、地形和气候特点，他要求战术运用一定要灵活，师、团指挥员要善于在新的情况下机断行事，在行进中遭遇小股敌人，则坚决消灭之，遇到较多的敌人不要轻易发起攻击，但对逃跑之敌务必穷追猛打，进攻时必须四面穿插包围，务求全歼，不要网开一面，以免敌人逃跑。 部队在向华中南挺进中，纵贯河北、河南、湖北三省，历时40余天，连续艰苦行军，由于各级党委、支部的坚强领导，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战员间的团结互助，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及全国胜利消息的鼓舞，全军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1300多公里的进军任务，6月上旬部队到达汉水北岸集结，奉命作短期休整，恢复体力，进行适应南方山地、河川、水网、稻田地及多雨气候的作战训练，并精减一些笨重的装备和器材。 当我军在汉水北岸休整期间，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有机可乘，制定了“华中南局部反攻”计划，其在巴东至岳阳间沿长江布防的宋希濂兵团约14至18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我荆门、当阳地区发起“机动攻势”，企图重占沙(市)襄(樊)公路及附近地区。针对敌人企图，四野首长决心以一部主力歼灭宋希濂兵团，乘胜在宜沙地区渡江前进，以求在鄂西抓住敌人，39军为战役预备队，于6月30日由云梦地区出发，在钟祥、罗汉寺西渡汉水，向沙市方向开进。兄弟部队先后攻占江陵、沙市。敌人发现我主力，于7月10全线溃退，我军即转入追击，敌人逃往鄂西，战役遂告结束。 宜沙战役开始后，正值南方进入炎热多雨季节，部队连续在泥泞难行的羊肠小道上行军，体力消耗较大，加之北方籍战士较多，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和生活特点，部分指挥员又缺乏在南方自然条件下组织行军、宿营的管理经验，因而部队发生大量病员。根据四野首长指示，39军在宜沙地区休整，待命渡江南进。 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调14兵团至北平组建空军，39军改归13兵团建制，刘震任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吴信泉任军政治委员。改归建制后，军部在沙市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前段进军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后部队的渡江作战及管理、训练等问题进行了布署。在休整期间，还开展了“兵强马壮”运动，积极治疗病员，进行预防注射，卫生常识教育，加强行政管理。在进行形势教育的同时，着重进行了山地、河川、水网地带的作战指挥、兵力使用、战斗队形与攻击运动的训练；开展了游泳、划船和使用三角浮板泅渡等技术训练。部队再次轻装，将不利于山地、河川、水网地带运动的重火器和运输工具减少或取消。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的适应能力。 在我各路部队挺进湘中、赣南以后，宋希濂部逃往鄂西恩施地区，白崇禧集团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和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和宋希濂兵团相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止我军南进。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应采取大迂回动作，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四野首长准备在衡宝地区抓住白部主力，迫其与我决战，为尔后在广西境内全歼该敌创造条件，因而决定部队结束休整，集中主力分三路向敌“湘粤联合防线”展开突击。 39军由沙市渡过长江后，根据四野的战役部署，于9月13日分两路向湘西攻击前进，左路117师、152师取道澧县、常德、烟溪、溆浦，直插江口：右路116师、军直、115师取道石门、桃源、源陵、怀化(榆树湾)，沿公路向黔阳攻击前进。 正当部队攀高山，走绝壁，渡澧水，过源江，长驱南下时，传来了毛主席于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全体指战员顿时欣喜欢腾，决心乘胜前进，尽快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以新的胜利庆贺共和国的诞生。 10月2日，39军仍按左右两路继续向江口、黔阳奔袭，左路117师由溆浦以南地区出发，冒雨攀登雪峰山，因山高、坡陡、路滑，步履艰难，有时每小时只能前进一公里多。为了抢时间，部队两天吃不上饭，仍咬紧牙关，坚持前进，给过80公里的艰苦行军，349团进至积木槽，350团、351团进至江口、湾溪，此时敌人已闻风而逃。该师即向黔阳前进。152师则南下瓦屋塘附近地区，准备阻击宝庆方向可能西援之敌。 右路116师向怀化前进期间，怀化、芷江守敌100军等部向黔阳溃逃。前卫348团经一昼夜一百公里的急行军，于3日逼近黔阳，发现敌人后尾部队正在渡江。该团立即发起进攻，跳水夺船，乘胜渡江，占领黔阳，敌人溃退洪江。该团进城后严格执行城市政策，组织对工厂、仓库、银行等部门的警卫，使国家财产免受损失，受到湖南省委的表彰。4日晨116师改以347团为前卫向洪江追击，沿途击溃敌人三次抵抗，以2小时行军60公里的速度占领洪江。又以2小时前进22公里的速度追到分水坳，歼敌一部，，余敌向岩脚、会同方向继续溃逃。 3日，346团进至黔阳附近，发现敌人封锁了江口，即东移新店，选敌薄弱部强渡沅江，在崎岖的山路上急行军60公里，4日1时于岩脚地区将敌堵截。此时，347团已进至分水坳，在我前后夹击下，敌100军直属队、103军部及伪湖南省府逃跑官员4000余人，被迫向我投降。 武岗城下调兵忙 当我右路大军深入湘西，进行大的钳形包围战时，中路大军亦于10月2日开始向衡宝地区白崇禧集团主力实施攻击，白崇禧企图乘我突破后立足未稳时组织反击，并将其位于祁阳之305师西调武岗，以保障其主力左翼的安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四野首长令39军迅速东进，先敌占领武岗，配合中路大军歼灭衡宝地区之敌。刘震接到命令后，立即同152师师长罗华生联系，了解他们离武岗不远，当即令该师先行奔袭武岗，同时令117师由黔阳再攀雪峰山，东进武岗参战。 152师于10月6日出发后，7日晨到达武岗城郊，控制高地，实施侦察，调整部署，准备攻城。8日12时，敌305师接近武岗，我117师尚未赶到，刘震接到152师的报告后，即令他们先暂不攻城，以455团包围监视城内敌人，将师主力调至五里牌、南山寨一线阻击敌305师。152师主力连续六次粉碎敌人进攻，打破了该敌和城内守敌会合的企图，为攻占武岗创造了条件。 117师6日由黔阳出发，昼夜兼程向武岗急进。前卫351团到达江口时，发现敌约一个营的兵力正欲破坏桥梁，并构筑工事，企图阻我前进。该团夺取大桥后，随即展开追击，在冷水滩又将企图阻我前进的一个营击溃，继而追击至大湾再歼敌一个连。当351团追至洞口镇以西的洞口时，敌一个加强营控制两侧高地，并以火力封锁通行到洞口的唯一要道。该团突击队在全团火器的掩护下，不顾伤亡，前仆后继，歼灭守敌，控制了通道，然后团主力乘胜前进，于10日晨攻占竹篙塘。此时宝庆守敌14军62师、63师4个团弃城西逃，也到达竹篙塘。刘震令351团歼敌63师一部后，阻敌于竹篙塘、金龙山一带。该团在追歼战斗中，昼夜行程75公里，激战4次仅吃一餐，截住了宝庆逃敌，为后续部队歼敌赢得了时间。 117师主力经高沙，于9日抵达武岗近郊与152师会合，刘震令117师从城西北，152师从城东南进行向心攻击，在他未到之前由117师师长张竭诚统一指挥战斗。 10日8时40分进行炮火准备，9时40分发起冲击，349团仅用10分钟即突破西北角城垣，45亦随之突破，激战1小时全歼守敌14军63师189团、湘保安4团与14军留守人员共2700余人，其中俘敌63师副师长黄范以下2400余人。 武岗解放，敌305师乘雨夜溃逃，我350团在追击中歼敌一个营。 为聚歼宝庆西逃之敌，刘震令115师主力由雪峰山以西地区急进，12日全师到达竹篙塘、高沙市一带，13日对该敌发起攻击。343、344团由高沙市向石下江方向攻击，351团从正面攻击，345团迂回敌后，于石下江北岸切断敌退路，各部队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将敌62师全歼。 在攻克武岗和歼灭宝庆西逃之敌后，刘震电报野司，四野首长复电予以勉励，并指出攻克武岗的重要性，命39军暂在该地区休整待命。 追 歼 残 敌 衡宝战役的胜利，彻底摧毁了白崇禧经营的“湘粵联合防线”，将其主力压缩回广西老巢。为了将白崇禧集团彻底歼灭于广西境内，四野首长决定：以13兵团为西路军，沿黔桂边实施大迂回，首先歼灭通道、靖县地区之敌17兵团，尔后向西南发展。据此39军于11月6日从武岗地区出发。按116师、军直、115师、117师、152师顺序开进。10日2时，116师占领通道，军主力进至高坪、绥宁、山口一线。 部队沿湘、黔、桂边境大苗山少数民族地区进军途中，一路上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上山摔筋头，下山“坐滑梯”，十分难行。许多战士的鞋子磨破了，赤着脚行军。指挥员不能骑马，刘震等也拄着棍子和战士一起行军。部队士气高昂，仍以顽强的精神勇猛向前挺进。 刚入苗族地区时，当地群众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对我党的政策不了解，一时不敢同我军接触，甚至还有些人持大刀、长矛、弓箭、猎枪等武器袭击我军，给我造成了一些困难。由于部队在武岗地区休整时，专门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创“三模”(战斗好、纪律好、巩固好)运动，大家都能自觉执行党的政策，做好宣传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秋毫无犯，军需粮草一律以银元购买。有时群众不在，部队用了粮草，就留下银元，写下条子，这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军的实际行动，使苗族人民深受感动，他们很快消除了顾虑，主动送水带路，协助筹粮，军民情谊日益加深。 白崇禧发觉我四野强大主力迂回侧后，二野主力已突破其川、黔防线，一部逼近贵阳、遵义时，眼看逃往云、贵的企图无望，遂乘我西、中路部队尚未进入桂境之机，匆忙调集第三、十一两个兵团南下博白、郁林、岑溪，企图组织“南线攻势”，在余汉谋残部配合下，夹击我南路军，以求控制雷州半岛，保持逃往海南岛的道路。 据此情况，四野首长于17日急令39军停止西进，立即南下，分路向柳州、宾阳疾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拦截桂林南逃之敌。刘震接到命令后，立即部署分两路南下：右路116师取捷径经罗城、三岔、忻城向宾阳前进；115师随后经播阳直取古宜后变为左路纵队前卫，经三江、长安镇向柳州急进；117师、152师随115师跟进。 12月18日夜，115师攻占古宜，20日控制东圩机场，22日进占融县，24日攻占沙蒲镇，控制了沙蒲渡口。该师前卫345团五战五捷胜利地打通了进军柳州的道路，为解放柳州创造了条件。 24日15时，115师改以344团为前卫，沿公路向柳州方向追歼逃敌。25日8时，该团在柳州外围俘敌一谍报组长，获知白崇禧令柳州守敌于当日12时前撤退完毕。时间紧迫，他们机断行事，不待主力到达，即迅速抢占要点，截歼逃敌。尔后，又攻克伪市府大楼，至13时，市内残敌全部肃清，柳州遂告解放。 夺取柳州后，四野首长命39军沿柳(州)南(宁)公路继续追歼残敌。刘震立即调整了部署，令117师接替115师为左纵队前卫，沿柳(州)南(宁)公路继续向南追击；152师留一个团在柳州驻守，主力随117师跟进；116师仍为右纵队；115师沿红水河北岸向迁江前进，仍归左纵队序列。 部队在追歼残敌中，捷报不断向军前指传来。 在我各路部队迅猛追击下，白崇禧眼看经雷州半岛入海南岛和逃向云、贵的道路已被堵死，遂令其尚存的残部向钦州撤退，企图从海上逃跑。以其第1兵团集结于南宁以东地区，准备沿邕江、郁江抗击我西、北两路大军，并视情况向龙州逃窜。 四野首长据此部署了以饮州地区为中心的第二次粤桂边围歼战，令39军继续向南宁方向进击，配合主力歼敌。刘震立即部署，以116师为前卫继续向南宁前进，军部随116师跟进。12月3日越过昆仓关，师前卫347团连续击溃敌在九塘南北地区的抵抗，一昼夜连渡九条河，前进90公里，于4日进抵南宁北郊。在348团的有力配合下，347团于当日21时一举攻占南宁。 与此同时，南路各野战军主力已于钦州地区摧毁了敌指挥机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不仅粉碎了白崇禧由钦州入海逃跑的阴谋，而且迫使整个广西战场上的残敌完全溃散。 南宁解放后，四野首长命39军火速向镇南关(今友谊关)前进，刘震将主力分数路追歼溃逃之敌，以115师沿南(宁)镇(南关)公路追歼西逃龙州之敌；116师留347团警戒南宁，主力沿南(宁)钦(州)公路继续发展进攻；117师尾随116师前进；152师在占领钦州后，相继分布于柳州至南宁长达数百公里的交通线上，维护交通，警戒要点。 部队进入广西，尤其是解放南宁之后，敌军迅速向南溃逃，那时主要是追而不是打。在追击的路上，部队指战员的高昂斗志和敌军官兵狼狈逃窜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的部队两个排就追垮敌人一个团。在抓俘虏过程中，解放军一边喊话，俘虏也帮着招呼并集合他们的队伍。只有敌军高级将领却是另一种情形。敌第一兵团司令兼71军军长熊新民，原是87师师长，曾在东北战场上和我军多次交战，其主力在1947年的夏季被消灭，1949年8月，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其迫于形势参加了行动。但他贼心不死，很快又投靠了白崇禧，在重新拼凑的敌军1兵团中捞到了更高的头衔，继续与人民为敌，11月8日，我117师350团攻占上思，熊新民正领着71军先头两千余人向上思逃窜，被350团截住，将其夹在前后梯队中间。他在慌乱中分不清阵线，当350团警戒分队要他停止前进时，他还派出一名副官，口大气粗地叫喊：“我们是国军第一兵团的，快给我们让路，要不小心脑袋！”在350团主力前后夹击下，敌军两千余人顿时被全部歼灭，熊新民落荒而选。第二天，115师344团正向明江开进的队伍后面，发现一个穿便衣的大个子，后面跟着一个穿便衣的小个子。两人衣着极不合身，大个子的裤脚小的紧缩到小腿上，上衣仅仅能掩住肚子，就好象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似的。他俩的脸上看来已多日没洗，又瘦又黑，疲惫不堪，走起路来一瘤一拐，一看就知道不是常走路的人。经过盘问，他俩自称是“买卖人”的马脚终于暴露了，又经过两名原是国民党87师的解放战士的辨认，当场揭露了这个外号大麻子的熊新民的真面目，他才不得不低下了头。那小个子就是他的干儿子、随从副官。就在同一天，熊新民的副军长鲍志鸿也当了俘虏。几天以前，他们还在“军司令部”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如今却在俘虏群里重逢，个中滋味也实在令他们难受。 12月中旬，广西战场上的大股溃敌基本被歼，解放了广西全境。 39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在执行西路大迂回任务中，作战40天，共歼敌3.2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532门，各种枪1.2万余支汽车900多辆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该军先后解放武岗、柳州、南宁等城市，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边境重镇镇南关。 广西战役结束后，39军奉命于南宁、镇南关一线驻剿残匪，在基本肃清苏圩、国正、绥绿、龙州地区的流窜股匪后，即转入暂时休整，总结作战经验和开展“三模”运动。当“三模”运动结束后，部队又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依依惜别老部队 广西战役结束后，刘震因长年征战身体不好，请示四野领导准予离队休息，在考虑交接工作的时候，他禁不住心潮澎湃，引起了对部队成长发展和战斗历程的回顾。 39军(东北2纵队)这个部队，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烽火中生长，在红25,26军(后合编为红15军团)的基础上，先后改编为八路、新四军的一部分，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逐步成长起来的，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老一辈同志辛创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他和全军指战员一起，接过革命前辈传下的接力棒，转战东北、华北、中南三大战略区，历给摄氏零下40度的关外严寒，炎热如火的江南酷暑，从松花江打到镇南关，把胜利的红旗插到祖国西南边疆。正如四野党委曾对这个部队指出的，“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是完成了党和上级所给予的任务，是个很好的部队，在野战军中有良好声誉。” 在战争过程中，他们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根据上级的部署和指示，本着打什么仗学什么，打一仗进一步的要求，不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部队从分散作战到大兵团攻坚战和大规模多路的运动战，学会了昼夜间在平原、起伏地、河川、山地及大、中、小城市等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本领，并初步取得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锻炼了很好的政治觉悟，养成了坚决执行命令、克服困难、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取心、自信心和勇敢牺牲精神，基本上做到了攻必克、守必坚、追必猛，完成各项斗任务。部队上下团结，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关系，这些，就是这支部队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同时，他自身也在军事指挥和各项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在战术思想上，坚决贯彻并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在上级意图下，注意根据敌情变化，适时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在战场指挥上，重视实地侦察，亲自看地形，周密布置，充分准备；在战斗过程中，注意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记取失利教训。他感到，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争取战斗胜利，充分发挥军事民主和严格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在部署战斗时，对于突破点的选择、总攻时间的确定、主攻部队的使用及其他战术运用等等，他都注意听取下级指挥员的意见，发动群众出主意，认真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构成最佳方案，达到上下思想统一，定下正确的决心；决心部署一经确定，就要严格要求部队坚决贯彻，毫不含糊，出了问题要严格批评，必要时按纪律处理。在军事指挥上，他感到既要认真接受、尊重前人和过去的经验，又要敢于不拘一格，依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而灵活运用，以求最好地实现上级的意图。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对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勇敢牺牲精神，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取得战斗的胜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把它很好地贯穿渗入到作战指挥和军事工作中去。 对部队作风培养的重要性，他更有所感。他深知作风就是战斗力。有了好的作风。才能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出来；作风不好，好的制度也不能贯彻。要培养部队的好作风，必须严格要求。而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上级指示，坚决遵守党纪军纪，正确团结各级干部，不搞歪门邪道。同时还要严格要求干部、要求部队，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一级抓一级，部队才能带出好作风。部队作战和工作的好坏，从一定意义上说，各级带兵主官有决定作用，因此配备、选拔、培养主管干部是抓部队建设的重要一着，一定要把部队掌握在可靠的同志手里。一定要以有政治觉悟、作风正派、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善于带兵的同志来担任主管干部。只要符合条件，不论资历新老，不论工农还是知识分子，都要一视同仁，大胆提拔使用。部队中有些知识分子干部，由于能较好地接受新事物和理解问题，经过战斗锻炼和自身努力，成长较快，在团、师岗位上都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他把上述想法和感受同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交谈，工作移交后，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多年来一起战斗的战友和同志们，于1949年12月24日从广西赴武汉，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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