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由于秦、汉两代统治者分别尊奉法家与儒家思想，因而使得两代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虽有传承，却也存在极大差异，从而形成了各自社会的特色。服饰是上述诸因素影响下变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朝。随后，他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服饰，甚至连服装颜色都列入了统一改革的范围。秦代的统治者对军队更是高度重视，加强军队建设成为秦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内容。从陕西西安发掘出土的规模宏大、气势恢弘、阵容威武整齐而又独具特色的兵马俑，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秦代的军事力量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装备也十分精良，衣甲便是具体反映。在已发掘的幕坑中，发现穿甲者有步兵、骑兵、御车兵，也有军官。穿甲者的衣甲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甲衣，与战国时期的甲衣颇为类似，即用甲片编缀成形，主要由甲身、背甲、披膊三部分组成。为方便作战，三者之间用牛皮绳或麻线穿缀连接，甲衣的后身和左右均不设开口，只在前胸左上侧设一小开口连接，穿着时，从上套下系上扣即可。甲衣里面是衬装，衬装一般为丝麻类的袍服。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躯体，所有甲衣均采用前身长而后身略短的形式制作。甲片大多呈圆弧形，整个甲衣一般由大小140枚甲片组成。这类甲衣做工与式样都很普通，而且出土的比例比较大，很有可能是步卒、骑兵等普通兵卒穿用的甲服。 第二类甲衣做工比较考究。全部甲衣都有衬里，每件甲衣都用皮革或丝麻制品作底衬，上面再缀以皮革或金属类甲片。甲片的做工也明显比第一类甲片精致得多，有的甲带上还绣有不同颜色的几何图纹。另外，这类甲衣的式样也相对多些，有“前甲式”、“前后甲带披膊式”，又有甲身呈尖锥形的“尖锥式”。这类甲衣应当是秦代的军官穿用的。 从以上两类甲衣的形制上看，秦代的甲衣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工艺水平上，秦代甲衣在保持和吸收了前代各类甲衣优点的同时，又进行了新的创造，通过巧妙的技术处理，使甲衣的灵活程度提高了许多，更加适于作战。 甲衣多样化是秦代甲服的又一个特点。根据战场上各兵种作战时的不同需要，秦代甲衣有甲身较短的骑兵甲服，有适于步兵作战用的甲身式甲服，又有专为车兵御手设计制造的甲服，这些灵活得体又很适于战场需求的甲衣装备，为秦始皇打败六国起了一定的作用。甲衣的多样化还有利于标示军队中官兵的等级，从而有利于强化军队管理，为军队向多兵种、细编制、联合作战等方面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甲服戎装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即参与社会礼仪审美），是秦代甲服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利用威严的戎装甲骑、兵士阵容以炫耀国威、提高士气，达到某种声势与心理威慑效应，这是秦代将军队甲服正式引入国家政治礼仪生活中的重要原因。陕西西安发掘出土的秦代兵马俑军甲服饰以及它们的排列阵容，与后来文献所记载的礼仪仪仗阵容多有相似，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卤簿”。对于卤簿，东汉蔡邕《独断》中说：“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也就是说天子帝王出行时，随行护驾的兵马护卫仪仗队叫卤簿。自汉代以后，卤簿礼仪的待遇，不再只为天子所独享，皇后、太子、王公大臣也可以按不同的等级规格设卤簿，其中以帝王卤簿仪仗最为宏伟壮观。按照帝王出行目的的不同，分设有不同的礼仪种类：有用于郊祀大飨的大驾卤簿，有用于明堂、宗庙方泽的法驾卤簿，有用于朝陵、奏射用的小驾卤簿，以及御驾亲征用的黄麾仗等等，规格最高的当属大驾卤簿。 秦代的甲衣戎装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并对以后的军服和民服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如秦甲中的前后甲身形式就被南北朝时的甲衣所吸取改进，成为一种新式的甲衣“两裆甲”，其后又为民服所吸收，成为一种非常有时代特色的“两裆衫”。 秦灭六国以后，不久便采取了禁崇儒礼的政治举措，并将自西周以来已沿用了八九百年的冕服制度做了大规模调整，将传统的六种冕服革去了五种，只保留了仪礼中礼仪意义最轻的玄冕一种。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秦以战国接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袀（音jūn）玄，指的是上下同为黑色的祭服。秦代这样做，据说是缘于“五行”之故。秦始皇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和天地一样是受五德左右的，而天子必须具备五德之一，德盛人盛，德衰人衰。按照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五行理论推理，秦代为水德，应尚黑色。秦始皇为使水德兴盛，继而达到人盛、国盛的目的，于是在全国大兴黑色。他立黑色为贵色，将祭祀的礼衣全部改为黑色，冠、巾等其他服饰也以黑色为尚，甚至连旌旗也选用黑色。这就是秦代尚袀玄衣的主要原因之一。 黔首是秦代普遍流行的一种头巾。说它是头巾，是因为黔首是用一块方巾扎制在头上的首服（冠帽类的统称），其颜色一律为黑色。黔首在秦代大多为一般平民百姓所使用，而比较有地位的人则戴冠或着其他首服。 据文献记载，秦代的冠主要有高山冠、法冠和武冠等。 高山冠又名“侧注冠”。它源于齐国，秦灭齐后，秦始皇便将这种原来齐侯戴的冠，赐给属臣，表示胜利者对原来对手的蔑视。 法冠又名“惠文冠”“獬豸冠”。传说獬豸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独角兽，能辨别是非曲直，楚王因此非常喜爱，便按其形制冠自用。秦灭楚后，秦王便将此种冠赐给执法者和近臣御史戴用，其意在于希望执法者能像獬豸一样，辨明是非，严格执法。 武冠也称“繁冠”。它原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王冠，秦攻破赵国以后，即将此冠赐给近臣使用，戴这种冠的多是武将。另外，秦代的武官当中，还流行～种叫“袙（音 pà）”的巾子，传说是秦打下一国城池后，领兵者为显示胜利，特为众将官制作的“得胜巾”，其颜色一般为绛色。 秦代的官服，除仍旧沿用深衣外，袍服也开始盛行起来，据《中华古今注》记载：“袍者，秦始皇三品以上以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由此表明，袍已由原来宴居的内衣，转化成为可以公开穿着的外衣朝服了。有关秦代服饰的具体形制和种类，因历史文献中记载太少，对研究秦代服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陕西西安兵马俑的不断发掘，又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从出土兵俑的服饰上看，与历史记载的袍服、深衣为主流的秦代服饰特征是基本吻合的。兵士的服饰形制以袍为主，交领右衽，短袖窄平，腰间系带，下身着袴，足穿齐头方口麻履或革履。 纵观秦代的服饰，除了甲服较具特色之外，其他服饰形式基本上沿用了战国各诸侯国的旧式，变化不大，特别是冠巾等首服。不过直接将袍服用于朝服之中，确是一种突破，它为以后官服的发展铸造了一个基本的模式。  汉代包括西汉、东汉，是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建王朝。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以儒学由子学发展成经学，之后又成为神学这一线索演进的；这给汉代服饰制度与服饰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烙印。 在汉代400余年间，服饰发展很不平衡。西汉初，国家初创、百废待兴，服饰亦甚为简单，大部分服饰直接承袭了秦代风格，朝官的服饰也比较简朴。汉武帝以后，对服饰制度开始重视，初步制定了朝臣的服饰等级制度。宫中和民间的服饰也开始纷繁丰富起来，比奢之风开始出现，一些官僚地主、富贾巨商及其家眷服饰的华丽程度，竟超过了宫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服饰制度，仍不够完善。到公元60年，也就是东汉明帝刘庄继位的第三年（永平三年），汉朝服饰制度才真正确立和完善。当时朝廷下诏恢复和新定的服饰制度有：恢复被秦始皇废止的传统冕服制度，确立朝官服饰的使用等级、皇后服饰内容以及朝官的佩绶等装饰等级制度。从此，汉代的服饰制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服饰制度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汉代服饰中，冠的种类最为丰富。据文献记载，汉代依照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制定有19种冠巾的首服制度，其中主要有： （1）冕冠。它基本上承袭了周代冕服的各项规定，主要用于帝王、群臣参与的重大祭祀典礼。其冕冠的尺寸略有不同，“冕（板）皆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见《后汉书·舆服志》）。帝王的冕旒依旧为十二就；三公、诸侯为七就，用一色青玉珠；卿大夫五就，用一色黑玉珠。所穿冕服，帝王恢复用十二章纹；三公、诸侯用九章；九卿以下则用七章纹饰。 （2）长冠。亦称“斋冠”。传说原是楚国的一种冠制。由于这种冠是用竹子编制成框架，外用漆纱包成，故又称为“竹皮冠”。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做亭长时曾好戴此冠，所以此冠又有“刘氏冠”之名。汉初，服饰制度松懈，民间常有戴刘氏冠者，后为表示对高祖的敬意，规定只许官员在祭祀宗庙时方准使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就有戴长冠的彩色木俑出土。 （3）委貌冠。又称玄冠。其名称的含义，据班固《白虎通义》载，是由于“冠饰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貌也。”它与先秦时的皮弁冠酷似，都是“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不同的是，委貌冠是用黑色绢制成，而皮弁冠则以鹿皮制成。凡戴委貌冠的官员，需穿玄端服。玄端本是周代的服装，因其衣装颇为“整齐端正”，故称为“玄端”，本是天子宴居、诸侯祭祀时穿用的服装。汉代的玄端则被用于公卿、大夫的部分祭祀活动之中。 （4）爵弁。爵弁本是周代的一种冕式冠，无旒。汉代的爵弁宽八寸、长一尺二寸，前端小，后端大，是一些低级官员助祭和乐人进献舞乐时所戴的首服。 （5）通天冠。这是一种卷梁冠，整个冠体较高，有九寸之多，前展筒（帽箍）上端稍有斜度，呈后卷式，冠的正前中心位置加饰有金博山。通天冠是帝王专用的一种礼冠。 （6）远游冠。此冠类通天冠，前面也有展筒，与通天冠不同之处是少了博山饰，是汉代诸王和贵族所戴的冠。 （7）进贤冠。原是先秦时期流行过的冠。汉代为文官、儒士、公侯、宗室成员等戴用。此冠上置梁饰，以梁数的多少分尊卑，以三梁为贵。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8）方山冠。此冠与进贤冠有些相似，用五彩（青、赤、皂、白、黄）丝制成，用以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是汉代歌舞乐人的冠饰，一般在祭祀宗庙或作“五行”舞时戴这种冠。用时要根据五行所规定的方位选取颜色。 （9）巧士冠。冠“高五寸，要后相通，似高山冠而小”（见蔡邕《独断》）。它是汉代皇帝举行郊天大礼时的卤簿仪仗队伍中，靠近皇帝左右的宦官戴的冠。 （10）建华冠。此冠是一种出现时间比较早的冠。因这种冠是用鹬鸟的尾毛为装饰，所以又称之为“鹬冠”。它是汉代乐人所戴用的冠。 （11）却非冠。此冠形似长冠，比长冠短，是宫廷门吏及仆射等常戴的冠。 （12）却敌冠。此冠形制似进贤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通长四寸。为汉代卫士所戴之冠。 （13）樊哙冠。此冠得名于樊哙。楚汉争霸时，刘邦曾在鸿门宴上遇险，幸得武将樊哙救助，得以脱身。刘邦登基后，为报樊哙的救命之恩，便依照樊哙救他时所用的楯器的形状，制成了冠，名之为樊哙冠，令殿门卫士戴用，以期望他们能像樊哙那样勇敢。 （14）术氏冠。此冠原为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喜好戴用的冠类之一。汉代只将它列入服制之中，未曾施用。 此外，汉代承袭秦时旧制，继续沿用的冠类有高山冠（中外官员、谒者、仆射等戴用）、法冠（执法者所戴）、武冠（武将所戴）等。 除各种冠外，巾和帻也是汉代的首服。巾是汉代官宦在平时宴居或参与一些非重大礼仪场合时戴用的首服。先秦时期，巾是军旅中的一种首服，如战国时魏国军卒所戴的头巾。秦代除部分武将被赐予幅巾外，巾更多为庶民所使用，如秦代十分流行的黑色巾——黔首。汉代，苍头巾在社会上虽然被保留下来，但使用者却发生了变化，成了豪门大族家中奴仆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巾在西汉前中期被普遍当做一般庶民乃至下等奴仆的首服，直到东汉时期，巾才一跃成为达官贵人都十分喜欢的首服。据《三国志》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这时主要流行的巾有幅巾、折角巾、缣巾等。 帻也是一种头巾。《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古者有冠无帻。”传说西汉元帝刘奭（音shì）头发粗硬直立，难以理顺，恐上朝时群臣见了不雅，于是便用帻裹头。群臣见了，纷纷效仿，以为时尚。又传说，西汉末年的王莽因头顶光秃，恐人见笑，乃使用帻巾裹头。汉代的巾帻主要有介帻和平上帻两种，在日常的戴用上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无论皇帝、朝廷命官，还是门卒小吏均可以戴用。  汉代的服装主要有深衣、袍、单衣、襜褕、襦和袴等。 深衣在两汉时期依旧被当做朝服沿用。其形制仍为交领右衽、曲裾、上衣下裳连属的周代模式，但也有了一些小的变化，如两只袖筒比周时明显加宽。另外在使用上，汉代深衣也做了新的规定，如规定了深衣的使用范围和着色。汉代依照天时节气的变化，规定深衣春天用青色，夏天用朱色，季夏用黄色，秋天用白色，而冬天则用黑色。汉代深衣因此也被称为“五（时）色衣”。 汉代袍服直接沿袭了秦旧制，将之用于朝服之中，而且不分贵贱，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可以穿用。但汉代的袍服使用颜色与秦不同。秦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色袍，而汉代的袍服颜色则要与深衣一样按照节气的变化，着“五时色”。袍服之所以在汉代的服制中依旧被列入朝服，而没有遵照周代的传统把它恢复成衬衣，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自秦代规定将袍服用于朝服以来，至东汉元帝时，沿袭时间已久，穿服者已经比较习惯了；另一方面是袍服的形制在制作工艺上相对简单，省工省料，穿着舒适自如，有很强的实用性，因此得以保留。这也体现了服饰发展的本质规律，即社会性（政治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发展规律。 单衣是一种礼服的衬衣，又是宴居时穿着的便衣。它是用单层丝帛或麻布裁制而成的袍式衣装，白色，与袍服相比稍短，内无衬里（袍服有衬里），有直裾式和曲裾式两种。使用时一般穿在冕服的里面，领子要高出冕衣，宴居时则可以将单衣直接穿在外面。它是汉代十分普遍的一种衣装。 襜褕（音 chányú），颜师古在《汉书·何并传》的注释中认为襜褕是曲裾式单衣，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襜褕应为直裾式单衣。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出土的两件单衣恰好是一曲一直，说明在汉代这两种式样的襜褕都是存在的。在西汉初期，襜褕是不能被当做正式服装而穿着出入社交场合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安侯衣襜褕入宫，不敬”。司马贞索引说，襜褕“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武安侯正是因为穿此衣觐见汉武帝，犯了对天子不敬之忌而被怪罪的。可是到了西汉稍晚时，襜褕就不再是“妇人服”了，穿着也不再被视为“不敬”了。《汉书·隽不疑传》记载，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黄犊（牛）车……衣黄襜褕，自谓卫太子”。东汉时，襜褕的穿着就更加普遍。汉代杨珍《东观汉记》载：“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皆衣缣襜褕、降巾，奉迎上。”可见，东汉时期穿服襜褕参与社会活动已是非常正常的事了。 襦是一种比袍和单衣都短的服装。颜师古在《急就篇》的注释中说：“长者曰袍，下至足跗；短衣为襦，自膝以上。”襦经常与袴和裙配套穿用。汉代的一些贵族子弟也好穿此服，他们所穿的襦和袴均用上等的细绫（又称“绮”）和细绢（又称“纨”）裁制而成。这些人常常倚仗家中的权势和财富游手好闲，无法无天，“纨绔（“袴＇通“绔＇）子弟”一词就是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在汉代，广大劳动者也常常穿襦衫，但他们所穿的襦衫是用麻丝一类的粗劣织物做成的，叫“褐”，因为它比一般的袍衫都短，又称为“短褐”。短褐由于较短，便于活动与劳作，所以它是广大劳动者非常喜欢的服装样式。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农夫陶俑，所穿着的就是这种短褐。 袴经过多年的发展，演进到汉代时已经比较完备了。汉代不仅有开裆的套裤，而且还有合裆裤，名叫“裈（音 kūn）”。裈的袴筒比较短，长度一般在小腿的上下，为合裆式，腰间有带子相互系牢。颜师古《急救篇》注释：“袴……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在汉代将这种贴身的短腿裤子直接穿在外面的，多是普通劳动者。此外，还有一种比裈更短的袴，由于它的形制似牛犊的鼻子，所以起名叫“犊鼻裈”。史载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富家女卓文君相爱，遭到文君老父卓王孙的坚决反对，最后私奔。由于出走后二人生活无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经常穿着这种粗布织成的犊鼻裈在酒肆中洗涤杯盘。 汉代服饰制度区分等级的标志，有冕冠、冕服的不同装饰，有朝官冠梁的不同数量等形式，但更为具体的则是佩绶制度。佩绶是汉代等级标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汉代官服的一个特色，它既保留了古人佩玉的传统，又为汉代等级官阶的进一步细化起到了标识的作用。所谓佩绶，就是用彩色丝线扎系的印纽和玉饰，根据官职大小和地位尊卑的不同各有差异，用这些差异标示出各种官阶的不同。如帝王、皇后佩黄赤绶，长度为二丈九尺九寸；诸侯王佩赤绶，长度为二丈一尺；公、侯、将军佩紫绶，长度为一丈七尺；以下九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等职位的官员都有相应的佩绶等级规定。在使用上，佩饰可以直垂于胯下，也可以装入系于腰间的鞶（音pán）囊之中。 鞶囊是专为放置印绶而设置的方形皮袋，皮袋的大小，一般以能充分装入印绶为宜。袋的表面施有装饰纹样，若用虎头图案为装饰就称为“虎头鞶囊”。孝明皇帝时，又为穿着冕服等大礼服系列专设了大佩的使用制度。 履是秦汉时期的主要足衣，这一时期主要用方口履。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有的就穿着一种方头方口的履。汉代的履型基本上承袭了秦代的旧制，履式变化不大，只是有的履前端的两个方头上翘，时称“翘头履”。帝王在祭祀中穿的仍是舄。靴子自战国时引入中原，汉代仍沿用，但使用的范围仍旧限于武士战将中，民间极少穿用。  秦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不断更新，服饰审美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两汉时期，妇女服装和发髻艺术有特别大的发展和变化，较有代表性的服饰是襦裙装的出现和流行。 上襦下裙的装束在秦代开始兴起，至汉代盛行，使流行了相当长时间的上下贯通式的妇女服饰的传统形制发生了改变，为古代妇女服饰增添了新的内容。上襦的形制为短衫式，颜师古在《急就篇》注中说，“短而施要（腰）者襦”，但实际上襦衣还是比这要长一些。襦衣多作斜领右衽，袖子比较宽大，穿用时一般习惯把襦衣的下端束于下裙之内，而下裙往往提得很高。这样做大概是为审美的缘故。《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说：“女子好长裙而上甚短。”至魏晋南北朝时，裙腰愈加提高，到了唐代甚至提至胸部。汉代妇女所穿的裙子与现代妇女穿的普通裙子结构颇为不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裙子，展开后为一块上窄下宽的梯形，是用四片丝绢缝纫而成的。裙上方的两端各缝缀有一条带子，穿着时提两端带子向身后围绕，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圆筒，再将带子系于腰间，很像我们现在常见的围裙。汉代的裙子大多比较长，一般都拖至足面，甚至更长；颜色以紫色和深浅不一的红绛色为主。近年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汉墓壁画和洛阳西八清里出土的壁画中，就发现有身着广袖缘边襦、拖地没足裙的女子画像。 深衣制度自确立以来，多用于男子的礼服和常服之中，直到战国晚期开始才渐渐用于妇女服饰，不过在深衣的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汉代则只能称妇女的深衣为“深衣式”了。这是由于此时的“深衣”虽然大体保持了交领右衽、钩边续衽的一些基本形式，但深衣的另外一些重要特点，如代表十二个月份的“十二幅”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称这种服饰为“曲裾衣”或“绕襟衣”更为恰当。 妇女穿着袍装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在秦汉以前不直接称其为袍。《周礼·内司服》中记载的“六服”虽然是袍式，但它们却都有各自的礼仪名称。战国时，袍装不叫袍，而称“袿（音guī）”。到了汉代，才把这种衣类称作袍，但有时还是与袿合称。郑玄在《礼记·杂记》注中记载：“六服皆袍制，不单，以素纱里之，如今袿袍”。袿袍是汉代妇女常穿的一种袍服，之所以称“袿”，据刘熙《释名·释衣》解释：“妇女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这是说袿袍的底部有用衣襟围绕形成的两个尖角，形似圭器，所以叫袿袍。襜褕是汉代妇女穿着的另外一种袍式装。前文提到的马王堆墓中出土的两件不同裾式的单衣（袍），就是从一座女性墓主人随葬的衣箱中发现的，因此，这两件衣装很有可能也是女主人生前曾穿用的衣装。总之，袍式衣装在汉代的妇女服饰中仍然很流行，而且还把袍服的使用列入了服制之中。《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表明袍服在汉代还被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礼服在妇女服饰中使用。 汉代妇女所穿的袴有两种，一种是裤腿稍短而合裆的袴，叫做“穷袴”，使用时也是把袴套在裳裙的里面，这种裤子在宫中很流行；另一种是裤腿较长的裤子，裤口比较宽肥，有点类似于南北朝时普遍流行的大口裤。 这一时期妇女的履与男子的履相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男子的履多用革或麻线制成，而妇女则用各种丝织品为材料做履。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四双翘头履就都是丝质履。汉代妇女与男子的履的另外一个区别是方头和圆头之分，即男子履多做成方头式，而妇女履则多制成小巧的圆头状。不过，这一区别是在汉代稍晚时才出现的，汉初女履亦是方头式。到了东汉中晚期，男子的履式有不少也为圆头式。从整体上看，这时妇女的履除了装饰上较男子的履复杂之外，基本样式上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正如《汉宫春色》所云：“足践远游之绣履，履高底，长约七八寸，其式与帝履略同。” 秦汉时期妇女的头饰，无论在发式、髻型，还是在装饰艺术上，都有很独到的地方，并且作为一种礼仪的形式被纳入了典章制度之中，为服饰美增加了新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妇女发髻使用的装饰物是按不同的等级而选用的。《后汉书·舆服志》所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剪氂茵、簪珥。”而公、卿、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则准许使用“玵缯（音wānzēng）蔮。”氂（音máo），是牦牛尾毛或毛织物；蔮（音 guó），通“簂”，是一种假髻，据清代厉荃《事物异名录》解释，簂即帼也，若今假髻，是用铁丝做圆圈，外编以饰物和毛发；缯，是丝帛。就是说皇后一级的簂要用毛料装饰；而公、卿、侯、二千石夫人一级的簂，则要差一等，用丝帛装饰。簂是汉代妇女广泛使用的盛装装饰之一，使用时，将这种依照等级规定事先做好的头饰戴在头上，再用簪固定住，远望上去好似一个美丽的花篮，以显示女性的娇美。以后，人们又把它用作妇女的代称，“巾帼”一词就是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相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孔明出兵斜谷，屡下战书向魏国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便想出一计，令人制成巾帼衣装一套，差人送给司马懿，嘲笑他胆小如妇人，用激将法激他出战。 据文献记载，在汉代，不仅皇后、贵夫人经常戴用巾帼，一些舞女也经常用它来进行装饰。近年，在广州市郊发掘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墓中，就发现过一具头戴巾帼头饰的舞女俑。 步摇是汉代妇女发髻上的装饰物，它是由簪钗一类饰物发展而来的。其形制是将簪钗的装饰一端连缀上若干个金属环，并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金属环的最后一个环上缀以各种质地的花类饰物。人行走时，随着身体的晃动，连环上的饰物也跟着不停地摇动，故名步摇。《释名·释首饰》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步摇的起源，据《中华古今注》记载：“殷后服盘龙步摇，梳流苏，珠翠三服，服龙盘步摇，若侍，去流苏，以其步步而摇。”按此说法，在殷代已有步摇出现，但殷代距此书成书的年代久远，很难判定其准确性。又有人认为步摇与周代的“副笄六珈”（有六根笄饰于假髻上的头髻）有关，这也只是一种推测。但步摇在两汉时期的广泛流行却是事实，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帛画中，就有明确的表现。步摇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有相当具体的使用规定，如规定贵夫人使用的步摇，需按一定的等级分别用熊、虎、赤罴、天禄、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来作为装饰，表明步摇在种类和使用规则上有明确的制度。其后步摇的使用更加普遍，它不仅为广大汉族妇女所喜爱，而且其他少数民族如鲜卑族等妇女也很喜欢。到了唐代，步摇的形制和种类又增加了很多，其奢华程度也达到了顶峰。以后各代，虽然依旧流行，但盛行和华丽程度却远不如唐代。 秦汉时期妇女的发髻，不仅种类多，式样新奇，而且还各有美称。据文献记载，秦代有望仙髻、凌云髻、神仙髻、迎春髻、垂云髻、参鸾髻、黄罗髻、迎香髻等。汉代除保留了秦代的一些髻式外，又有瑶台髻、堕马髻、盘桓髻、分髻髻、同心髻等。这些髻的名称来历未必都有根据，有的还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但是就这些髻式名称的字义上看，却与当时人们的崇尚、信仰等有关，如望仙、凌云、神仙等均表现出了人们对神仙的崇拜和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另外，等级差别在各种髻式的应用上，也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诏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环髻，九嫔梳参鸾髻。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可见，每一种髻式的内涵差异悬殊，在标明等级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帝王们的政治崇尚和审美心态。 在上述的各种不同髻式中，以汉代的堕马髻和秦代的各式仙髻最为有名。 堕马髻因髻式的形状颇似人从马上堕下之状而得名。据《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堕马髻是东汉桓帝时当朝国舅梁冀之妻孙寿所创，她常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人们觉得孙寿梳的堕马髻新奇，于是纷纷效仿，此种髻式很快便在京城风靡开来，成为当时京城最为时髦的发髻之一。这种“作一边”的髻式，在近年来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堕马髻出现的时间。文献记载出现于东汉，而出土文物则在西汉时期的墓中就有不少发现，如西安任家坡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和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梳的均是堕马髻。一些学者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堕马髻最早出现应是在西汉。堕马髻虽然于东汉末年逐渐衰落，但在以后的各代中仍然屡有出现，说明这种髻式是深受各代妇女们喜爱的。 仙髻是秦代盛行的一种髻式。这种髻式的由来，与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祈求天神的保佑有关。据《妆台记》记述：“（秦）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仙髻的髻式大多比较复杂，梳起来也很费事。例如九环髻，先是用假发做成九环，然后再用各种贵重饰物装饰于髻上，形成一种华贵、庄重的气势。仙髻多为宫中的嫔娥彩女所梳，广大劳动妇女是绝对没有条件如此梳妆打扮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