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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录 [1]《十三经注疏》 [2]“前四史” [3]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 [4]〔梁〕萧统《文选》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6]〔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7]〔清〕王念孙《读书杂志》 [8]〔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9]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 [1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二）导读 1.《十三经注疏》导读 该书版本众多，最通行易见的是清代阮元据宋本校刊并附《校勘记》本，1980年中华书局校补1935年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16开精装2册。台湾艺文印书馆、中华书局先后影印出版过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阮刻本，较世界书局本更为精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标点本，2000年又出版了繁体竖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07年起，陆续出版新版《十三经注疏》繁体标点本。 十三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汉代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到了唐代，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南宋绍熙年间又列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 《十三经注疏》是一部类编丛书，共四百十六卷，由十三经正文、汉魏“注”文、唐宋“疏”文，加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注音四部分合刻而成。北宋以前十三经的注、疏分别单行，南宋以后才开始注疏合刻，明清时期辗转翻刻多种，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为世人所推崇。 注疏，即注与疏的合称。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唐人注经讲究“疏不破注”，即依汉魏旧注作疏，专主一家，固守前人成说，往往不能有所发挥创新。《十三经注疏》包含的具体注疏卷次、名称和作者如下：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令人望而生畏。初学者可以先读经文，以阅读经文为重，遇有疑难之处，再读注文，读注文仍不能解，再读疏文。非研究性阅读，对于疏文不必求之过深。结合注疏，若仍对经文不能理解，可以查核清代学者对这段经文的研究成果，以及当代学者的注译本。 （撰写人：苏芃） 2.“前四史”导读 “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部正史的合称，因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故称“前四史”。 清代学者张之洞云：“读史宜读正史。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仅看坊本删削纲鉴，不得言史学。”（《輶轩语》卷二）然而“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又无系统，一般读者难以卒读，故前人特别看重前四史。张之洞云：“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全史浩繁，从何说起。四史为最要。四者之中，《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何如？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輶轩语》卷二）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四史“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才有用，读了决不冤枉”，“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又系古书，整理起来，比后世的书略难，借此以为运用工具的练习，亦无不可的”，“以后的正史，多半都是因袭四史，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为学十六法》）。 《史记》130卷，汉太史令司马迁（前135—？）撰。《史记》叙事上自黄帝，下迄西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130卷，但今本之中有十篇为褚少孙等续补。《史记》开史书纪传体先河，后世正史皆仿此例。全书分五体：《本纪》记帝王及王朝大事，《表》按时间记载各代大事及王侯将相，《书》记典章制度及重要专题，《世家》记王侯贵戚，《列传》叙各色人物及周边民族。司马迁作《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保存了西汉以前的大量文献，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因此在文学方面亦有极高的造诣，值得反复诵读玩味。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撰。《汉书》纪事上起刘邦兴兵，下迄王莽覆亡，记西汉一代的历史，开创了断代史之先河。《汉书》中所记武帝以前的历史，以《史记》为蓝本；武帝太初以后史事，以其父班彪《史记后传》为基础写成。班固死后，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稿，和帝命其妹班昭及马续补作。因此《汉书》全书实成于四人之手。《汉书》分纪、表、志、传四部分。其中“志”实即《史记》之“书”，但班固创《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保存了典章制度、地理图籍、五行天象等重要资料，意义重大。其中《艺文志》对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学术史进行了总结，被誉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尤当留意。《汉书》文辞典雅，多古字故训，因此自古号称难读，阅读时要结合颜师古注及今人注释，帮助理解。 《后汉书》90卷，南朝宋范晔撰。其纪事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止于献帝禅位，曹魏代汉，记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蔚为风尚。其中以《东观汉记》为基础而撰成的《后汉书》至少有十二家之多，范晔《后汉书》即是博采众长而成。在体例上，有别于《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范晔创立《皇后纪》，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例，突出反映了东汉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自诩“体大而思精”，但他与人合作的诸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志是南朝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补足的。 《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撰。全书包括《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记载了从汉末董卓之乱至西晋灭吴之间的历史。陈寿撰《三国志》多取材于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但陈书引文精炼、叙事简约，史实准确，取材严谨，故问世之后受到普遍赞誉。但陈寿《三国志》也存在删节过当的问题，因此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大量征引史料，补阙纠缪，保存异说。《三国志》与裴注因此也成为一个整体，阅读时不可偏废。此外，《三国志》本身无表志，可以参照清人的补表和《宋书》、《晋书》诸志。 以上四史读毕，若有兴趣和馀力，可以接读其后二十史。张之洞云：“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下，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非谓四史之外可以束高阁。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义例正大，文辞和雅。《钦定明史》体例最精。”（《輶轩语》卷二） 前四史从古至今的版本众多，从版本质量和方便阅读两方面考虑，可以读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中华书局重新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其中《史记》修订本已经出版，其他各史也在陆续整理出版中，要尽可能阅读修订本。 （撰写人：王永吉） 3.《新编诸子集成》导读 子书是我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秦汉以后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被后世亦归为此类。 民国时期，由国学整理社纂辑、世界了书局排印出版了一套《诸子集成》，该书汇集先秦到汉魏六朝“诸子”著作注释本或校本26家28种，多采用清代学者精校详注本为底本，有的书甚至有两种注释，是一部资料集中而完备的丛书。新中国以后，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该书，但考虑到该书种类局限，尚有不少断句、排印之误，1982年起重新约请学者整理一套《新编诸子集成》，选收先秦至唐代的子书，本拟编为两辑。第一辑所收书目与《诸子集成》略同，即一般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子书，约40种，以点校前贤已有的注本为主，少量尚无注释本的，约请专家另行注释。第二辑则收集第一辑以外没有现成注本的书。该丛书编纂到2009年时，持续出版了二十余年，中华书局改变了既定计划，本列入第二辑的一些子书也放入了第一辑出版，于是不再使用第一辑、第二辑的提法，在已出40种之外，另编《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总之，《新编诸子集成》是当代学者整理的子书中较为精善、最易获得的版本，是文史哲研究、教学的必备用书。 这套书不仅汇集了古代学者关于子书的代表性注释文本，比如曹操等的《孙子十一家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陈立的《白虎通疏证》、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等等，另有一些现当代学者的经典校注本，如黎翔凤的《管子校注》、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校释》、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里王利器先生校注多种，有《文子疏义》、《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此外，这套书里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是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文本，对《老子》一书做的校注。 这套书采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并且施以现代标点，古代典籍初学者使用该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子书的精髓，而且也是很好的古书阅读训练。使用这套书时，可以配合阅读清光绪年间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该书汇刻历代刊本中子书的精校、精注本，如《孙子兵法》、《春秋繁露》等还附录了有关参考资料，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 （撰写人：苏芃） 4.《文选》导读 《文选》，南朝梁代萧统主持编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著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华集》二十卷，皆已失传。萧统未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所以《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 《文选》共收录先秦至六朝时期一百三十多人的赋、诗、杂文三大类七百余篇，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八小类。萧统在《文选序》中交代了他的编选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所收内容需要兼顾情义与辞采。他有意识地把经、史、子等学术著作和文学区别开来，排除在外，史书中的少量赞、论、序仍可入选，这反映出南朝时期对文学的界定与认识，愈加明晰。又因“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 这部选录辞藻华美篇章的文学总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因而对《文选》的研究与注释，从唐初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萧统的侄子萧该，著有《文选音》。隋唐之际曹宪以教授《文选》著名。唐代显庆年间李善又承其后为《文选》作注，改分原书三十卷为六十卷。到了开元六年（718）又有吕延祚将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进表呈上。从此，《文选》就有了两种不同系统的注释版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宋代以后李善注多与五臣注合刻，名曰六臣注，而李善注单行本罕传。现存完整的《文选》李善注刊本有南宋淳熙八年（1181）的尤袤刻本、明汲古阁刻本等，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利用尤袤刻本重新翻刻，并且改正尤袤本错误七百余处，另撰有《文选考异》附于书末，1997年中华书局将胡克家本施以句读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标点整理，1986年出版了《文选》李善注标点本，这是目前阅读《文选》最常见通行的版本。另外，中华书局1985年据涵芬楼所藏宋刊建州本《六臣注文选》再次影印，方便研读，嘉惠学人。 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藏诸海内外的大量《文选》版本得以重现，比如台湾国图藏的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刻本，是现存唯一一部宋刊刻五臣注全本，后来台湾影印300部，目前在国内一些图书馆可以获见。又如，饶宗颐先生编印的《敦煌吐鲁番文选》，网罗世界各地收藏《文选》古写本的残篇图版，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再如，日本所藏《文选集注》古写本，2000年也编集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外，明嘉靖元年（1522）金台汪谅翻刻张伯颜刊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吴郡袁氏嘉趣堂刊本、正德四年（1509）朝鲜刊本、日本宽永二年（1625）活字本等，现在通过互联网，都可以获见电子图版。因此，当前阅读《文选》有大量的版本可供查核。 （撰写人：苏芃） 5.《说文解字》导读 《说文解字》（或简称《说文》）是东汉许慎编撰的一部字典。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 《说文》收字头9353个，重文1163个，将这些汉字归纳为540个部首，每部各建一首，同首者统摄其下，部首与部首之间，字与字之间，则采取“据形系联”“共理相贯”的办法。全书共十五篇，前十四篇是字典正文，第十五篇是许慎叙目等，许慎之子许冲奏上该书时，以一篇为一卷，故称十五卷。 《说文》一书，自东汉流传至今，文本多有变化，唐代时经李阳冰篡改，以致衍误失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版，始得流传于世。徐铉弟徐锴亦撰有《说文系传》，世称徐铉校定者为“大徐本”，徐锴《系传》为“小徐本”。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覆刻宋本大徐本《说文》，较为精善，但密行小字，不便阅读，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据孙星衍本改刻一篆一行，眉目清朗，开卷了然。新中国以后，陈昌治刻本后被中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缩印出版，是目前最常见的《说文》版本。 《说文》的体例是：每说解一字，首列小篆字头，依次解释字义，分析字形，有时进一步说明读音。如果改字有不同于小篆的古文、籀文以及或体、俗体等，附列于后，统称为重文。说解中有时还会征引经传典籍书证以及各地方言、通人意见等。下面以“大徐本”为例，略作介绍：
按：这是《说文》卷一中的“示”字，首列的“
按：这是“辵”部下的“造”字，“从辵、告声”指明这是一个形声字，“辵”是形旁，“告”是声旁。“谭长说”，是许慎征引的所谓通人之说。
按：这是“辵”部下的“逞”字。“楚谓疾行为逞”，这是举方言释义。《春秋传》是征引《左传》的书证。 清代时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研究《说文》的代表性著作，此四人亦被称为“《说文》四大家”。民国时期，丁福保把二徐以来《说文》研究著作182种汇为《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出版。这些著作可以作为研读《说文》的参考。 近年来，翰堂典藏（http://www./）等网站将《说文》系列著作制作成了数据库，可供查检之便。 （撰写人：苏芃） 6.《四库全书总目》导读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对于“著录”和“存目”的图书均由纂修官撰写提要，最后由总纂官纪昀笔削删订，纂为《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图书10254种，基本涵盖了清代中期存世的中国古代重要典籍，而对于元代以前的古籍收录尤为完备。《总目》因此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古籍解题书目。 《总目》在图书分类法上也有重大的创新。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亦即四部。部下分类，全书共分44类。有的类下又分子目，共计66个子目。这种部、类、子目三级分类法较此前的目录更为系统精密。《总目》的类目之间，根据实际情况又有增删归并。如史部增加“纪事本末”一类，将仪注、刑法两类合并为“政书类”，其下分列六个子目。这些均比前代书目更为完备。 《总目》最大的学术价值在其提要部分。《总目》在四部之前各撰总叙，在每一类前撰类序，子目后缀按语，详述图书分类演变，提纲絜领，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目》所收录的每一部图书皆注明卷数、图书来源。每书均撰提要一篇，介绍作者传略、内容体例、版本源流，考核文字异同，评论内容得失。主持《四库全书》各部纂修的均是当时一流学者，如戴震主经部、邵晋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而对各书提要分纂稿润色删订、勒为一编的是以博学卓识著称的纪昀。因此《总目》可以说是以当时最高水平对清代之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通过《总目》，我们可以把握中国古书及古典学术的发展流变概貌，了解重要典籍的基本信息和各书的长短所在，进而指导我们读书。 前代学者极为重视目录学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古典目录，其价值自不待言。清代周中孚云：“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因此对于阅读古籍而言，《四库总目》的指导意义尤大。清末张之洞谈治学，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輶轩语·语学第二》）余嘉锡先生也说：“汉唐目录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初读《总目》，可先将各部、类之前的总叙、类序以及部分子目后的案语通读一过，建立起古典学术的基本系统框架，对中国古典学术的源流有一个初步的把握。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某一部类的提要逐篇阅读。当然能够通读《总目》全编最好。需要注意的是，提要的分撰及总纂出自当时大家，高屋建瓴，却未必适合初学。有的提要内容简略，有的考证过繁，有的偏于一端不及其他，对于初学而言亦不必求之过深。《总目》是我们读书治学的津梁，经由《总目》的指引，进而阅读原典，才是合适的方法。 《四库全书》的规模宏大，而编纂的时间有限，因此纂修官员迫于时日，有些书籍未能从容研究便仓促撰写提要，参考取材的范围不广，立论亦或有纰缪。因此阅读查检《总目》不能拘泥迷信。以下几种考订辨误《总目》的著作可以参考：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王欣夫辑，上海书店1998）、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翻检，因此乾隆皇帝命纪昀另编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只收《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四库》“存目”之书一概不收，提要亦大大压缩，内容精炼，言简意赅，可以与《四库总目》对照阅读。 《四库全书总目》有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刻本，中华书局1997年李学勤、傅璇琮等点校整理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标点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标点本。 （撰写人：王永吉） 7.《读书杂志》导读 《读书杂志》82卷，清王念孙撰。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王氏家刻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金陵书局本、凤凰出版社2000年重印王氏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徐炜君等点校本。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幼从其父王安国读书，八岁读毕十三经，旁涉史鉴。后师从戴震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其子王引之（1766—1834），承其家学。父子二人合称“高邮二王”，为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二王”著述甚丰，后人将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合称“高邮王氏四种”，视为清代朴学的代表作。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毕生积累的校读群书札记，所涉及的古籍包括《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又附《汉隶拾遗》一卷，研究汉代碑文材料。王念孙死后，王引之从其遗稿中整理出《读书杂志余编》二卷。上卷包括《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下卷包括《楚辞》和《文选》。 王念孙精于小学，在音韵、训诂研究方面均有创见。如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自成一家之说。在训诂方面，指出“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经义述闻序》）。《读书杂志》一书即是王念孙将小学知识运用到古籍校读方面的具体实践。此书将校勘与文字、音韵、训诂相结合，以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 《读书杂志》的研究成果以校勘为主，也考释词句，旁及句读。在具体的校勘实例中，王念孙往往先根据古书的不同版本或类书、古注等材料比较文字异同，从中发现分歧矛盾所在，再综合各种材料、知识加以论证，并推究致误的原因，最后做出论断。王念孙的论断多有精彩之处，不少论断为后世新见材料证实。如王氏校《战国策·赵策》“触詟”当作“触龙言”，“揖之”当作“胥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证实了这一论断。 在本书的《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中，王念孙从九百余条讹误中归纳出六十二条致误原因，如：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有因假借之字而误者、有因古字而误者、有因隶书而误者、有因草书而误者，等等。这些误例概括全面，剖析入微，多可推广为校勘通例，丰富了校勘学的方法论，为后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指南。 初读此书要结合古书原典，对原典的内容、体例等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才可能真正理解王念孙的考证文字。同时阅读者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和古代文化知识。阅读此书不仅要看其考订的具体论断，更要细寻其校勘的方法、考证的过程、征引的材料，从中得到启发，从而提高自己阅读古籍的能力。 （撰写人：王永吉） 8.《古书疑义举例》导读 《古书疑义举例》7卷，清俞樾撰。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官河南学政，后遭弹劾革职。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四十余载，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孙诒让并称晚清朴学大师。主讲江浙各大书院，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皆出其门下。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史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一生撰述不倦，著作宏富，后集为《春在堂全书》，凡近五百卷。 俞樾三十八岁始读高邮王氏著作，从此治学效法王氏父子。仿《经义述闻》作《群经平议》，仿《读书杂志》作《诸子平议》。二书既有校勘也有训诂，但学界一般认为二书得失参半，不及高邮二王。 《古书疑义举例》一书则是效法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及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所作，对古书校读类例作了进一步归纳和发展。俞樾在自序中认为“古书疑义所以日滋”，其原因有二：一是古今语言文法不同，“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二是古今文字形体更迁、文献载体屡变，“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因此俞氏“刺取九经诸子，为《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可以帮助阅读古代典籍。 全书七卷，归纳义例88条。前四卷51条归纳文例语法以解阅读疑义，后三卷37条则是校勘通例的归纳。这37条校勘通例与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所举62条通则，堪称校勘学的方法论，使校勘学成为有条例、有系统的科学。此书对于阅读、校勘古籍大有裨益，的确如俞樾自序所期望的“亦读书之一助”。 此书在俞氏著作中最受后世推崇。章太炎云：“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巡察䚡理，疏紾比昔，牙角才见，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俞先生传》）又说：“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牴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检论》）刘师培自谓读此书“叹为绝作”，“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古书疑义举例补序》）马叙伦谓此书“发蒙百代，梯梁来学，固县之日月而不刊者也”（《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序》）。 此书影响深远，递有续作。如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徐仁甫《广古书疑义举例》。1956年中华书局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与刘、杨、马、姚诸家续作合为一编，名为《古书疑义举例五种》，颇便阅读。2005年再版，不难购求。 （撰写人：王永吉） 9.《校雠广义》导读 程千帆、徐有富撰。齐鲁书社1998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程千帆全集》版。 全书共四册，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版本编》共八章：版本学的名称与功用、文献载体、纸书的装式、雕印本的品类、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版本的变异与传承、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校勘编》共七章：校勘学的界义与功用、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书面材料发生错误的原因、校勘的资料、从事校勘所应具备的知识、校勘的方法、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目录编》共八章：目录与目录学、目录的结构及其功用、目录的著录事项、目录的分类沿革、综合目录、学科目录、特种目录、目录的编制。《典藏编》共六章：典藏学的建立与典藏的功用、典藏单位、图书收集、书籍亡佚、图书保管、图书流通。 此书第一次将校雠学的内涵全面表述为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校雠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文献整理而产生和发展。最初“校雠”的本义专指校勘，后来发展演变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与典籍整理相关的“治书之学”。然而长久以来，校雠学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备，甚至这一学科的分支门类亦莫衷一是。作者有感于前代“治书之学”的零乱无条理，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确立为校雠学的核心门类。又有感于前人或专事一门轻视其他，“其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典藏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校雠广义叙录），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融为一体，建立起清晰完整的校雠学学科体系。这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大贡献。这一编排应当是符合校雠学发展规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校雠学门类的排列顺序也有别于前人。一般的表述顺序是目录、版本、校勘，但作者认为“文字肇端，书契即著，……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校雠广义叙录）。而此书将典藏与版本、校勘、目录并列为校雠学四大门类，眼光独到，超迈前代，使得校雠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为完备。 本书有理论建树，但更注重实用，对于古籍整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作者的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校雠广义叙录），因为此书并不同于校雠学史。这从前面所述本书的篇章目录中即可以看出。如《版本编》注重版本的鉴定和记录，《校勘编》述校勘的方法和成果的处理，《目录编》讲目录的结构和编制，《典藏编》讲图书的保管与流通等等，均具有实用价值。 （撰写人：王永吉） 10.《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导读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学术界对于先秦两汉古书流传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早在1940年，余嘉锡先生就出版过《古书通例》一书，以为学者读古书之助。 李零先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是在余先生《古书通例》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对于先秦两汉古书与学术源流展开系统反思，作出“鸟瞰式的全景描述”。 李零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致力于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古代方术、艺术考古等领域也多有建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目前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中，极少数能从微观问题出发，以宏观视角探索古书传承与学术源流的学者，《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即是这方面的力作。 是书分为上下两篇各六讲，一共十二讲，是李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授课讲稿。“上篇是介绍简帛古书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全书的讨论范围，背景知识和有关概念，简帛的发现和形制特点，简帛古书的整理方法，以及体例和分类。下篇是按六艺、史书、诸子、诗赋、兵书和方术六类，分别介绍有关发现，辅导学生阅读原典。”每讲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讲授的内容本身，一是课后参考资料，包含参考书目和附录的相关资料。如第一讲的附录是“现存先秦两汉古书一览表”，将115种现存先秦两汉古书大致按照六分法进行编排，每种书下分别著录该书古写本、质量较高的底本、代表性的校注本、以及常见易得本、排印本、标点本等，眉目清晰，对于初学者了解先秦两汉古书面貌，按图索骥，尤有价值。又如，该书第三讲附录《简帛分域编》（1901-2003），以出土区域为划分界限，将一百余年来出土的简帛资料详实介绍，并且附注出处。再如该书第六讲《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是对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的深化与订补，对于阅读古书具有启发意义。建议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认真研读该书。 （撰写人：苏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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