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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屋山道教:王屋山道教的历史演变<兴盛与衰微>

 大河文学 2022-09-12 发布于河南

第二节 王屋山道教的兴盛与衰微

 中国道教的形成,是在东汉顺帝时。道教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宗教团体,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教团组织的形成。而这两大教团都与王屋山有关。五斗米道虽然创立于四川,而它的创始人张道陵,在创立五斗米道之前,曾隐居北邙山(王屋山的支脉,又称金山、麦山)学长生之道,而后才入川创立五斗米道。东汉道教创立之后,王屋山虽没有产生道教团体,但有不少方士道人前来王屋山修炼,从事道教活动。著名者有东汉时期的赵叔期、毛伯道以及道术精深的炼丹家魏伯阳。魏曾著《周易参同契》3卷,为后世道教所宗。

王屋山道教真正进入发展期,是在魏晋时期。这一时期,神仙方士十分活跃,并且逐渐形成新的神仙道派。据《后汉书》《三国志》及曹植《辨道论》、张华《博物志》等书记载,魏武帝曹操迷信仙术,“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曾将大批神仙方士召集起来,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擅长气功的甘始,曾被曹操召为近侍,后辞官入王屋山修炼,百余岁仙去。著名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曾入王屋山抱朴坪炼丹,著《抱朴子·内篇》一书,在书中极力推崇王屋山,称王屋山“正神在其中”,“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难”,“有道者登之,则山神必助之”。书中还大量罗列了自战国以来的神仙故事,记述了晋代以前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目的是系统地论证世界上确有神仙存在的观点,劝导有志者勤学苦练必定能够修成神仙。尤其是他在炼丹中发现了多种化合物的生成与还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成为后世化学发展的基础。魏华存(252-334年)也是这个时期在王屋山修道的著名女道士。她是山东任城人,西晋司徒魏舒之女,嫁修武县令刘彦幼为妻,生有二子。据道书《上清经述》载::某夜忽有神仙王褒及诸真人降至其室,授以《上清真经》,告之“日后当期会于阳落山中,汝勤之矣”。魏华存得神仙指点,遂入阳落山(古代王屋山与太行山相接的一段别称阳落山或洛阳山,韩愈诗句:“是时新晴天井溢”,“飞雨白日洒洛阳”,描写的就是天井水量丰沛时的景像,其中的洛阳指的是洛阳山而非黄河南的古都洛阳)。“离群独处,不交人事”(《怀庆府志》),专心修道。因她出身仕宦之家,精通文墨,入山修道后广搜道教典籍,该真筛选、整理、注释,使之集卷成册。《道教大辞典》载:《元始大洞玉经》3卷、《大洞玉经坛仪》、《元始大洞玉经疏要十二义》等,均为魏华存疏义。她撰写的道教经典《黄庭经》,成为道教养生的专著。后被尊为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世称魏夫人、南岳夫人、二仙奶奶。济源、沁阳两地均为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庙宇,至今尚存。
南北朝时期,南梁著名道教理论家和医学家、道教茅山宗的第一代宗师陶弘景,游历王屋山后,在其所著《真皓》一书中,称“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谓阳台是也。诸始道者皆诣阳台。阳台是清虚之宫也”。又云“下生泡济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以长生”。王屋山的山山水水,被蒙上了神秘灵异的色彩。但是,此时的王屋山,还尚未出现规模宏大的道教宫观和大型法事活动,修炼者多为自由择地结庵而居。
至唐代,王屋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第一个高峰。隋唐统一国家的形成,使南北方道派之间得以相互交流,促进了道教的进一步发展。隋唐统治者崇信道教。隋开皇二年(582),在济水发源地敕建济渎庙,祭祀济水之神。开皇十六年(596),析轵县置济源县,济源即因济水之源而得名。隋王朝对济水之神的崇敬,为皇家祭祀和民间祭祀活动创造了条件;济渎庙也成为隋朝乃至后来各朝祭祀水神的全国最大庙宇。而唐王朝皇室对道教的尊崇和扶持,则有其鲜明的政治目的,即利用道教为李氏皇族的统治制造合法根据。隋唐之际,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士族统治已趋衰落,但其社会地位和影响还很大。唐朝皇族原本出身于北朝的鲜卑军户,并非名门望族。当李渊、李世民父子隋末起兵争夺天下之时,为了抬高其门第,争取上层贵族的支持,便利用道教祖师老子与自己同姓这一巧合,尊奉老子为唐王室的祖先,宜称自己为神仙后裔,借此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唐王朝建立后,不仅尊老子为李氏之始祖,而且还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仪凤三年(678),又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之上皆须兼习,列入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位次排在《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同年,又下令提高道士的地位,位在诸王之次,参与管理皇室宗族事务。这样,道教不仅成为唐王朝的国家宗教,而且是皇室家族的宗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王屋山道教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以国师级道士司马承祯入主王屋山和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在王屋山下修建灵都观为标志的。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四代宗师。他最早是在江苏省西南部的茅山修炼成名。圣历二年(699),已在道派中负有盛名的司马承祯,首次被武则天诏至京都讲经说道。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又诏司马承祯入宫问以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御赐宝琴及霞披,并诏他暂住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上方院。上方院亦称十方院,传为轩辕黄帝访广成子于此而得名。又因司马承祯在此著经,取“十方道流多会于此”之意而易名“十方院”。开元九年(721),唐玄宗遣使迎其入宫讲经。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又诏其入宫,命他以篆、隶、草三种字体书写《道德经》,刻为石经;制作《玄真道曲》于太清宫演奏。并命其在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建阳台观以居,建成后,御书“寥阳殿”榜。玉真公主开元十五年(727)奉玄宗之命入王屋山修道,后与光禄卿韦韬至阳台观师事司马承祯修金箓斋。后在王屋山之余脉玉阳山中建观修道,直至仙逝。
司马承祯入主王屋山后,在唐皇室的支持下,王屋山相继兴建了数量众多且规模宏大的宫观坛庙。数十年间相继建成的主要宫观有:紫微宫、阳台官、清虚宫、十方院、灵都观、迎恩宫等。这些建筑,或雄踞于山麓阶地,或隐藏于山林之间,或叠落于涧溪河畔,无不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充分体现了建筑与地形环境的巧妙结合,从而使王屋山日益成为道士修仙的神仙境界。王屋山的道教建筑群,以轩辕皇帝祈天的天坛为中心,向东西南北辐射。整个建筑群一山一景,各具特色,莫不赋以仙意,构成了第一洞天仙境系统的基本结构,被修道者视为得道成仙的洞天福地。尤其是天坛总仙宫、阳台宫、紫微宫、迎恩宫及东西王母洞等,不仅是修道之人向往的佳境,也是道教文化景观和自然山水景观和谐相融相依的佳作。
唐末五代,因社会动荡混乱,许多道教宫观被毁,道士星散,经书零落,原来曾经兴盛显贵被唐王朝尊为国教的道教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王屋山道教仍保持衰而不绝的态势。为了躲避战乱,一些文人儒士和失意的王公官吏隐遁山林,其中不乏喜好道教仙术者也修炼为道士。这一时期,王屋山道士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烟萝子。烟萝子系王屋里人,后晋天福年间(936-943),居王屋山阳台宫东,佃耕道家农田,亦耕亦读,修炼内丹,后得烟霞养生之诀,在山中挖得灵异之参,举家服食之后,传说白日拔宅飞升,甚至连鸡狗也跟着上了天,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即源于此。烟萝子平生著述颇丰,有《内观经》《内直通明歌》《立内真通玄诀》《养神关巢秘诀图》《上清金碧篇》等10多部内丹方术和养生秘诀流传于世,影响深远。从中可以看出,处在低潮之中的王屋山道教,仍有前进的趋势,从而为北宋王屋山道教的再度复兴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但统一之后,也经常存在外族入侵的威胁。北宋初期,开国君主太祖和后来的太宗、真宗等,都相继制造过神话闹剧,直接利用道教来神化赵宋王朝的统治。为了更好地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发挥道士的政治作用,从宋太祖开始,宋王朝就十分注重扶植道教,并采取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道教发展的务实政策。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两代皇帝的努力,五代时“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观摧毁”的局面,遂得以改观,道教逐渐恢复。简言之,宋初的道教奠基者是以太祖和太宗为前导,到了真宗赵恒时,便把这种崇道之风推向了高潮。宋真宗非常喜好召见道教名流,不仅召见次数多,而且花样也多:或赠诗,或赠送钱物,或赐名封号,授以官爵,或为之兴建道观,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如当时的名道赵自然、秦辨、赵抱一、柴通玄、郑荣、张无梦、王鼎、张正随等,均受到他的恩宠。
王屋山下济源城内的奉仙观道士贺兰栖真(897或898-1010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景德二年(1005)应诏进京入宫讲经的。贺兰栖真是安徽人,出家于骊山白鹿观,后访道终南山等地,最后来到奉仙观定居修道。他之所以能够入宫给皇帝讲经,据说与枢密院知事陈尧叟有关。陈尧叟之父陈省华曾是济源县令,任内声望极高。陈家父子四人,皆中进士,是济源的豪门贵族。陈尧叟在宫中曾参与过皇室制造的崇道闹剧,足见其宠臣地位之高。陈尧叟之弟陈尧咨曾任开封府尹,也是天子脚下的大官,还曾写诗赠贺兰栖真。因此,贺兰栖真与陈氏兄弟交好并得到举荐得以进宫。贺兰栖真深于老庄之学,善辟谷吐故纳新之术。此次面见皇帝,贺兰栖真曾“为诗以献”,具体讲经内容,真宗《诗赐贺兰栖真》可见一斑:“玄元留教五千言,有象难明恍惚间。数进篇章达至理,时吟时咏道清闲。”从宋真宗赐诗“玄元留教五千言”一句看,应是老子的《道德经》,而且讲得很好,深得真宗的赏识,遂赐号“宗真大师”。这次诏见,贺兰栖真除讲经外,真宗还向贺兰栖真问以点化黄金之事。据《章圣皇帝御制诗并记》碑载,真宗曾问贺兰栖真:“人言先生能点化黄金,信乎?”对曰:“陛下圣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谓真天子矣。臣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顾方士伪术,不足为陛下道。”他这样回答,既向真宗表明了自己深谙尧舜之道,又巧妙地回避了自己有无点金术的问题,把真宗所问,乏乏地指为“方士伪术不足道也”。由此可见,贺兰栖真是一名十分睿智的道士,这次贺兰栖真入宫讲经,得到了真宗丰厚的赏赐,并免除了奉仙观的田地赋税。这一点,《章圣皇帝御制诗并记》碑文可证:“墙东瞻坟地三十亩,墙后地五亩,墙西地二十八亩,墙内陆六十亩七分,除道院一十二亩,无税。”正是有了这些财物和免征赋税政策,奉仙观才得以扩建和维修,保留至今。宋真宗曾言梦见神人,降授天书,并因此改元“大中祥符”,还在济渎庙内敕建天庆宫。
宋徽宗时,崇道之风更盛。他不但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甚至登基不久就亲自上王屋山求仙访道,追封唐代高道孙思邈为“妙应真人”,用瘦金体书之。同时,还赐给宫观庄田和道士官俸。政和六年(1116),善于书法的徽宗用瘦金体亲书的《律令碑》,藏于济渎庙至今。由于皇帝崇道,济源和王屋山地区的道教宫观也因此得到全部修复,使道士们有了从事法事活动和修炼的空间,香火日盛。
在北宋道教复兴的年代里,王屋山还吸引了一大批政治家和文学家前来游览观光。如政治家、宰相、潞国公文彦博(1006-1097年),政治家、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1019-1086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1037-1101年),享有“江西诗派领袖”之称的黄庭坚(1045-1105年)等,都曾到济源和王屋山地区观光游览,寻仙访道,创作了不少诗文。总之,北宋皇帝的崇道,道教名流的潜心经营,众多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光顾,无疑对北宋时期王屋山道教的兴盛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金元时期王屋山道教迎来第二个高峰期奠定了基础。
形成于金元时期的王屋山道教第二个高峰期,与唐代第一个高峰期相比,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即:唐朝王屋山道教的兴盛主要靠李唐皇室的提倡和官府的支持,而金元时期的道教则是首先起自民间,然后才得到金元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金元都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并且都歧视汉族人,传统的汉族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路走不通了。特别是元朝前期,停止科举,歧视儒生,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的社会地位降到了最低点。全真道的兴起,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同时,也为在民族斗争中失势的汉族地主阶级,营造了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一时期,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国家南北分治,中原战乱不断,在动荡纷乱中的中国北方,一些新的道教组织或者说新道派,在民间纷纷出现。当时在蒙人统治的中国北方,太一教、大道教、全真道先后创立,并成为整个金元时期的主要教派,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尽管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以上三大新道派中的全真道几乎独霸王屋山地区,但金代三大新道派中,最先创立的太一教,最初在王屋山地区也颇有影响。太一教的创始人是萧抱珍(?~1166年),字元讳,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于金熙宗天眷初创教,道派之名主要是由其所崇奉的太一神而来。《元史·释老传》说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故名其教为太一”。该教为人治病驱鬼、祈祷消灾,深得百姓崇拜。皇统十一年(1148),金熙宗召见了萧抱珍,该教正式获得金廷承认,其教团发展十分顺利。据说太一教是由天师道演化而来,其秘传原则也是模仿天师道之维护一姓之承袭,凡为“三元法箓”正传掌教人,都必须改姓为“萧”。太一教在金代共有四代掌门:一代祖萧抱珍,二代祖萧道熙(1157-?),三代祖萧志冲(1156-1216年),四代祖萧辅道(1191-1252年)。在这四代掌门人中,二代祖萧道熙掌教时在上层社会的名望日益增大,是太一教发展最快的时期。金大定十一年(1171),金廷诏求国内高道主持新修复的中都天长观,萧道熙“幡然应诏”。后来,他辞归回乡,云游到王屋山时,在蟒河之畔创立太清万寿宫布道。他博学能文,乐施好善,其间养老恤孤近百人,度弟子近万人。
除太一教外,金代王屋山还产生过新的教派——上方真元派。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年),上方真元派在王屋山兴起,并在王屋山阳台宫东侧建泰和道院。此道院金崇庆二年(1212)易名为通仙观。据金末诗人元好问《通仙观》碑载:“通仙观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居之,崇庆癸酉年更为今名。宫宇廊庑,以次而居,历兵乱不得废,今其徒袁守素守之。郝平阳人,淳朴有守,拔荆棘,拾瓦砾,不介一篑之功,积数十寒暑,而后得成。”这支新兴道的法师为时雍(道号逍遥),曾假托在王屋山发现司马承祯的两篇唐代丹诀,并造作《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等经文图书,传承道法。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卡,对该教派研究后认为:“上方真元派的教义道法,可能与唐代道教金丹派的学说有渊源关系。”
作为金代三大教派之一的大道教,创立之初一直活动于河北和燕京一带,后改称“真大道教”。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之后,真大道教逐步与全真道合流而归全真道了。至于真大道教在王屋山地区有无活动,因史无记载,专家们仍存疑。即使是全真道在王屋山地区的活动,过去在中国道教史上也几乎是个空白。但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经过当地学者多年挖掘整理和数十位国内专家学者考证研究,不但发现全真道金元时期在王屋山有所活动,并且在中国道教第二个高峰期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遗存实物还是文献资料都非常丰富,足以填补这一时期的中国道教史空白。王屋山道教的第二个高峰期,一直延绵至元末。元明之际,怀庆府(当时济源隶属于怀庆府)一带连年战火不熄,十室九空,在元军和农民起义军的交战之中,不少宫观毁于兵燹,许多道士离山出走,另觅栖所,道教活动随之沉寂。



王屋山道教<序一>

王屋山道教<序二>

王屋山道教<绪论>

王屋山道教的历史演变<早期道家人物在王屋山的活动>



总顾问:翟明国

监   制:李一良

编   审:李星良、马国强、李玉建

编委会:耿静、任丙南、冯建章、白世星、郜大军、李冬梅

编   辑:常城、王芳、卢新浩

图   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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