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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如父

 昵称睢州学人 2022-09-14 发布于河南

                                 恩师如父

                        作者    胡进才

中学毕业那年,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失去了所有人生的希望。无奈之下,我只好一心做起了作家梦。后来考上高中后,还在学校里和其他同学成立了一个文艺创作组。创作组最年长的是彭伟兄,当时他的一篇诗歌被发表在了《睢县文艺》上,大家都很羡慕。于是,我也写了几篇作品,在彭伟兄的带领下,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去见文化馆的编辑。

负责《睢县文艺》刊物编辑的老师姓孙,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高颧骨,背头发,一双眼睛亮而有神,话语中虽时有卡壳或顿开,却很有条理,看上去严而有威,让我望而生畏。当时,我写了一篇反应农村阶级斗争的短篇小说,就是我谈这篇小说后半部分的创作设想时,让孙老师很感兴趣,他说我思路开阔,有潜力,对我印象很深刻。正是有了这一次的深刻印象,孙老师提名把我从学校抽到了县文化馆举办的民兵斗争故事创作学习班上。
    因为是学生,那次参加创作学习班,我是两手空空从学校去文化馆报的到。没想到,学习班吃住安排在县委招待所。每天吃的是白面馒头还有大肉粉条什么的,住的是招待所窗明几净的房子,从小睡草窝滚地铺的我,从未见过棕榈床,更没见过床上那样干净洁白的铺盖和蚊帐,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从地狱一下子走进了天堂。此后,我打心底里对他老人家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竟至于后来听到有人直呼老师的名字,就和听到有人直呼我父亲的名字一样,觉得是对他老人家的亵渎。
    创作学习班为期十天,要求每人写一篇反映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期间的民兵斗争故事。我写的反应睢杞战役支前的民兵斗争故事《担架队长》成为睢县唯一一篇被地区文化局和军分区领导确定为入选的重点作品。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修改,最终商丘地区除了我写的《担架队长》,还有永城的一篇《活捉铁乌龟》,被省军区与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兵斗争故事集《黄河儿女》一书入选,
    两三个月的创作生活,一有空隙,我就去找孙老师,隔几天见不到他,我就想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心里没有底气,见了他无话不谈。当《担架队长》第二稿脱稿后,地区通知作者要到军分区小所参加作品讨论会,武装部专门派了辆吉普车,七十年代的军用吉普车全县只有两辆,除了武装部还有县革委,要座吉普车一般人连想都别想。正赶上星期天,武装部的家属子女争着往车上挤,我挎着母亲为我缝制的粗棉布花书包,穿着一身粗棉布衣服,还没走近车门就被人推一边去了,咦,去去,你是干啥嘞你!等到陪我去军分区参加作品分析会的宋干事出来后,发现我还没上车,奇怪地问,吔,进才,你咋不上车啊?一看车上挤满了大人小孩,急了,去去,你们干啥去啊,我们去军区开会嘞!车上的人傻了眼。孙老师听后笑了,说他们看你是个农村嘞土孩子,哪想到参加会的是你呢;在军分区小所住着修改作品期间,我逛了一趟百货大楼,发现货衣架上,挂着的一款天蓝色小坎(背心)颜色特别起眼,走过去对售货员说,同志,小坎(背心)拿来我看看,售货员正眼都不瞧一下,坐在柜台内,也斜着身子说,看啥看,你又不买!小坎(背心)是涤纶的,一问价格五元一件。那时花钱大多是论分论毛计,一百多元的凤凰、飞鸽自行车要比现在的宝马、奔驰还上眼。当时的小坎(背心)一般都是八毛一块,至多一块二,五元一件的小坎(背心)着实不是一般人的消费水平。那时的钱虽少,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占有量差别不大。虽然社会上没有多少钱币流通,但最受尊敬和崇拜的是劳动和奉献。最高贵的是劳动者,无论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自从我参加创作学习班以来,每天八毛钱的误工补助费,加上换粮票的钱,两三个月来,我口袋里已经攒下了二三十元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从粗棉布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大钞,扔在柜台上说,找钱!我把这件事给孙老师一说,孙老师夸赞说,好,进才!你这小坎(背心)是争气坎(背心)。甭光看咱是农村嘞,争争气将来写出好作品来咱是作家,找媳妇咱也不找她哪一号嘞。一句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比我大在家美美地叫我几声小都给力。
   《担架队长》被编在《黄河儿女》一书出版后,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印刷品,出版社赠样书两本,奖励十元钱的钢笔一支。我激动得无法表达,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孙老师。孙老师说,进才,可不能骄傲啊!最近文化馆正筹备地区文化局组织的曲艺汇演,每县要出一台节目,准备多抽一些作者参加节目编写。彭伟算一个,你看你熟悉的人还有没有能写的。老师这样一说,我就想起了我最要好的同学吴长中来。我们在高中成立的业余文艺创作组,一共六个人,聂秀超是学生会主席不写作品,朱永海只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冯传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只负责抄写稿件,真正能写作品的只有三个,彭伟兄和我还有吴长中。我向孙老师一说,老师当即就答应了下来。我们三个人都如愿参加了曲艺汇演节目创作学习班。

    学习班连编带排演一下子就是半年。这期间,我编写的唱词《赞歌传遍杏花村》、快板书《李逵大闹菊花会》、小说《幼苗青青》接连被发表在《商丘文艺》上,让孙老师很是赏识。长中编写的相声《敲二锣》被地区作为重点作品要求修改后参加省级汇演。而彭伟兄却没有写出可供演唱和发表的东西来。就这样借着地区要搞农业学大寨戏曲会演的机会。孙老师向县里要了三个亦工亦农指标,成立一个文艺创作组,我和长忠还有在电影公司负责写幻灯片解说词的倪玲成为了创作组成员,因为倪玲是女同志,又住在电影放映队,我和长中经常和孙老师吃住在一起。我们和孙老师虽是师徒,却情同父子。自然我们俩亲如兄弟。

    

              学习班期间我们师徒三人合影)

我们和恩师之所以亲如一家,完全是社会使然。那时的人际关系,一般说来是阶级理念下的同志关系,并非现在市场等价交换下的金钱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治下的社会制度,几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家天下的孑遗。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唯有家国一体的人治,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公平与公正。试问,有哪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不都是共产主义式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呢?难道还有比如此更加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社会秩序吗! 不患寡而患不众,不患贫而患不公,就是这种理念下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在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的理想和信念中达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峰。我们之所以和恩师亲如一家,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之上的生活缘分。

    恩师生于旧社会,读过私塾,解放后就读于郑州高等专科学校文学系,从小受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熏陶,又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也很有了解,自然家国意识浓厚。家国一体的人治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欲,人的无限度膨胀的贪心和私欲。存天理,灭人欲,与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样的道理,洪水猛兽般的贪心和私欲是所有社会制度的公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贪心和私欲是很少能找得到的,绝大多数都以家国为己任。公而忘私,彻底消灭万恶的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也是一批又一批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勇敢的走向刑场、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坚定信念和伟大理想。从这些新老知识分子人的身上,中国的劳苦大众才看到了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人民大众闹革命才跟定了共产党。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恩师才待我情同父子,因了我的思路开阔,文学创作有发展前途,才把与他非亲非故的我抽到文化馆搞创作,并培养选拔成专业作者;同样,我的同学吴长中与他非亲非故,办理亦工亦农的政审手续时大队遇到了派性麻烦,他冒着风雪严寒,一身泥一身汗的多次去公社做工作,费尽心血才把政审手续办成。我们和他虽然非亲非故,正如《红灯记》里的唱词那样,虽说是亲人又不相认,那些压根他都不认识的人,为了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全县所有经他发现培养的业余作者,他总是比待亲人还要亲。这种在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今竟成凤毛麟角了。

孙老师年长我二十岁,由于我年幼无知,私欲处处难以控制和克服,加之情感外露,说话没分寸,平常没少给他老人家惹是非,添乱子,至今想来仍感愧悔难当。七六年春天,去中医院看病取药,里边的人正在盘账,我喊了两声没人应,惹怒了自己,就火冒三丈的大声吆喊,你们这有田春苗没有,我找田春苗!田春苗是当时正在演的电影《红雨》里女主角赤脚医生的名字。医院里一看来了个毛小孩子要找事,一下子围上来好多人,非要揍我不可。幸亏孙老师及时赶到,医生都是他的熟人,给我解了围。有一次在剧院看电影,因为人多秩序乱,我们的座位被别人占了。我瞅准占我座位的是一个肥高马大的中年妇女,脸上有一块黑痣。维持秩序查票的人员,查出了她没有票,她正尴尬地找不到发泄的借口,因为之前我已经和她发生过口角,就上前没轻没重的抢白她说这一下你露出原形啦吧!哪知我话音未落,她一下子连吼带骂的冲着要打我,孙老师急忙边护边训斥我,熊孩子,你咋恁屌能啊你,知道话咋说不知道啊你!由于我的说话没有分寸和方式,很容易讨人厌。尤其是有了点成绩沾沾自喜,目中无人的神态更容易惹年长人和领导生气。老馆长对我这中目无一切,吊儿郎当,白天常常睡大觉,或者胡遛八逛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劲儿就很讨厌,不时到我寝办合一的屋子里监督我说,进才,你这办公时间可不能光睡大觉啊,对他这一套我也很有抵触情绪。一次,我有些不舒服,刚刚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他从外边进来说,进才,你咋又睡啦,这办公时间你光睡觉都管啦。我说,感冒啦,发烧嘞。他看我不像发烧的样子,不依不饶的说,烧多少度啊?我却没有人体温度这方面的常识,想想,只好硬着头皮说35度。你说啥,35你烧嘞还不轻嘞你,胡扯八道,你给我停职反省,写检讨,看你还烧不烧啦!最后还是老师讲情才算了事,并且很长时间成了大家取笑我的话柄,进才不瓤,高烧36度,哈哈,哈哈哈!

尽管我有一身的坏毛病,给恩师屡屡惹是非,恩师还是把我当做他的得意门生处处炫耀,进才这孩子能写,有才华。经常把我带在身边,言传身教,从生活和工作上教我如何做人。而我总是没有倪玲和长忠他们俩做得好。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乎所以了。一次,我和恩师早起去跑步,正赶上哪年的腊月二十三,县城里的老集街逢集,隔着一大片芦苇坑,我们师徒二人看到集市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非常热闹,我就提议说,老师,咱俩从冰冰上沿过去赶集吧,近嘞很。老师说,可不能沿冰冰啊,冬天嘞沿冰冰危险。我说我和长忠一块出来锻炼,俺俩好沿冰冰,老师说,以后可甭沿拉啊危险!说着说着,我们俩走到了离集市只有一二十米远近的那片坑塘边上,坑上沿临着一道院墙,下边厚厚的冰层上还有冻上去的一些鸡毛。老师说要不咱就从这儿过去吧,哪儿支支蓬蓬嘞有鸡毛,露着地儿嘞,水浅不要紧。于是,恩师在前我在后,贴着墙根我们沿着坑塘上的冰冰往集市上走去,没想到没走上几步,咔嚓一声,老师一下子掉进了齐腰深的冰冰里。只见他一只手摁住身后厚厚的冰层奋力一跃,跳出来就往回跑,集市上的人见此情景哈哈乱笑,我却一下子傻愣愣的呆在那里没了反应。事后也觉得好笑,没当回事悠哉悠哉的回单位去了。时直数九寒冬,老师跃出冰层后,下半身淌下来的冰水滴在路上瞬间就冻凝固了,跑回文化馆后,整个下半身衣服都冻成了冰琉璃。第二天,老师把我喊到他办公室里说,进才,昨天我掉冰冰里后,是李馆长帮我生了几拢火,用刨花子烤干的衣服,你难道就不知道吗?一句话问得我羞愧无比,越想越觉得对不起老师,禁不住难过的流下泪来。

如果说老师掉进冰冰眼感到好笑这件事是年幼无知所致的话,往榆厢板桥闸工地上送石头发生的事情,就纯粹是人的私欲本性所致了。在榆厢建板桥闸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机关人员都要到永城邙山拉修水闸用的石头。把凿好的石块从邙山运过来再送到水闸工地上。那天,创作组四人我和长忠、倪玲在孙老师的带领下,拉着一架子车石头,一大早就出发了。我们四个人骑了一辆自行车轮换班,一个人驾着车巴拉,两个人在旁边推。另一个人骑自行车头里走,在前面等着换中间驾车巴拉车的人。那时除了郑永公路是柏油路平坦好走,其余都是土路,坎坷不平,七八百斤重的一架子车石头土路上拉着非常费力,尤其是临近榆厢板桥闸那几里路,路上都是沙土,车轮子陷进沙土窝里走起来更加吃力。春夏之交,小麦正在抽穗扬花,天气异常的炎热。我们虽然穿着夏天单薄单薄的衣服,个个还是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回来虽然轻松了许多,因为每个人都累透拉,走得也不快,刚入郑永公路不大会,突然天气骤变雷鸣电闪狂风大作起来。正赶上我骑自行车,狂风几次要把我连人带车吹到在地。而且风越刮越冷,不一会冷的让人骨束手麻。刚才还是几十度的高温天气,刹那间竟刮起刺骨的寒风来。我拼了命似的骑着自行车不管不顾的往前舍命蹬,回到文化馆,撂下自行车,一头扎进棉被窝里,裹了又裹那浑身被冻的冰冷的身子骨。直到日头西斜才从床上爬起来。这一次老师真的发火了,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顿,你这孩子太自私了你,光顾你自己,就没有想到过别人。
    不久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和长忠倪玲都分别到大学读书去啦,孙老师也离开了文化馆去了公检法机关。尽管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岗位,一直以来,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关怀着我们,尤其是我。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恩师如父般的关爱我令终生难以忘怀,他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视他人为亲人的家国情怀,难道不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急需恢复和传承的中华美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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