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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21—P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题《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4期，莫斌摘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逻辑学、西方哲学和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而他与“中国哲学”的直接联系主要见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和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回顾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绪论”中开篇讲“哲学之内容”，首言：“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应是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最初建立时所直接面对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近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要认清中国传统学术中哪些属于“哲学之内容”，不得不参考西方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虽然对冯著有所肯定，但重点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有其名称的“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哲学史在中国”，此“哲学史”就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史，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金先生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可以看出，金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前提条件是当时流行的而且“不容易中止”的“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认为，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采取了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我想这一点起码不会被冯先生接受，因为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学说只是“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而且，冯先生也指出了中国哲学“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冯先生后来在1937年还专作有《论民族哲学》一文，认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这样的民族哲学“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 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而是有所回护。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 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这些古代哲学是从来没有被击破，由于外观奇特，也从来没有得到全盘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数不清的新儒家、新道家，不论是不是独创冲动的复萌，却决不是那独创思想的再版。实际上并不缺乏独创精神，只是从表面看来，缺少一种可以称为思想自由冒险的活动。”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哲学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下）》中讲的“经学时代”的“旧瓶装新酒”。 （二）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即“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 关于“天人合一”的“天”，金先生说：“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虽然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及义理之天等不同的含义，但是在行文中往往不作严格的或明确的区分，所以金先生把中国哲学的“天”概念表述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是有一定根据的。 金先生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相反，他们依赖于环境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意识提供给他们的思想是自然的力量胜过人”。这指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前现代”性质及其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拒斥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它却可以被当做信念来接受”。这就是说，在现代作为知识的“天人合一”已经过时了，但是作为信念的“天人合一”仍有存在的价值。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 （三） 中国哲学的第三特点是“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 金先生说：“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无不特别强调良好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这些学者既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哲学家。……由于人们要过良好的生活，所以生活与政治相连结这条原则把哲学直接引到政治思想，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联系，关心政治。”这可以说是中、西哲学都曾具有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完全贯彻……然而它在中国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道家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与西方哲学中断了“实践智慧”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的发展一直保持了哲学与伦理、政治的合一。金先生说：“孔子本人就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那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哲学和伦理不可分，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儒家讲内圣外王，认为内在的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政治家。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 （四）中国哲学的第四个特点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金先生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我们说的并不是哲学家的才具……我们说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金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 张岱年先生在《忆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说：“1984年有一天，金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熊十力的哲学怎样？’我说：'您觉得如何？’金先生说：'熊十力的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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