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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西游第八一七讲，选自《〈西游记〉与中国古代社会》（004）第一章――人物篇）在上一讲，我们提到，当太宗皇帝李世民得知“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的“大乘教法”在天竺国大雷音寺如来处时，便问谁愿到西天取经，唐僧表示他愿意担当此任。李世民非常高兴，便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唐僧从此成为了“御弟圣僧”。《西游记》中的唐僧拥有太宗皇帝李世民“御弟”的身份，唐僧的原型，也就是历史上的玄奘大师，他是否也有“御弟”的身份呢？还真的有！不过，不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弟”，而是高昌王鞠文泰的“御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需要从玄奘大师私自出境前往天竺求法说起！但是，玄奘大师为何要西行求法呢？而又为什么私自出境？特别是西域的高昌国并不在西行路线之上，他又为何来到了高昌国呢？据玄奘大师弟子慧立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大师生于隋开皇二十年，即公元600年，俗姓陈，名炜，洛州缑氏人，即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大师幼年就极为聪慧，八岁时听其父讲《孝经》至“曾子避席”，即“整襟而起”，其父极为高兴，“知其必成”。玄奘大师的二哥长捷法师早年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他经过观察，发觉玄奘大师“堪传法教”，他就经常把大师带到净土寺内诵经听法。经过长时间耳濡目染，大师对佛法也有所了解，愿意出家弘法。隋大业八年，即公元612年，13岁的玄奘大师也在净土寺出家，后随其兄赴长安留居，后入汉川，北至益州，恰好遇到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成都学习。唐武德五年，即公元622年，大师于成都受具足戒，后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玄奘大师通过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他深感关于佛法的各种观点非常之多，根本无法统一。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的观点互相矛盾，大师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想法，那就是，到天竺学习求取弥勒的《瑜伽师地论》，来发扬和广大汉地的法相唯识宗。唐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玄奘大师与同有求法心愿的其他僧人，共同向太宗皇帝上书，请求太宗皇帝同意他们西行求法。由于大唐刚刚建立，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所以太宗皇帝对他们西行请求未以批准。然而，玄奘大师的求法决心已定，于是他就“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长安遭遇大灾，官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大师借机偷渡出关，途经兰州至凉州，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玄奘大师到达伊吾后，停留了大约十几天。他原来打算经过可汗浮图，向西行走再到天竺。然而，大师在伊吾停留期间，出使伊吾的高昌国的使者，他将大师来到伊吾的消息报告给了高昌王鞠文泰。高昌王鞠文泰从汉地来到高昌的僧人口中，他早已听说玄奘大师学识渊博、佛法精严，因此，在得知玄奘大师来到伊吾的消息之后，他马上派遣专使前去迎接大师，还要求伊吾王将大师送至高昌国，由他对大师进行供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高昌国并未在玄奘大师的西行之路上，但因难辞高昌王鞠文泰的恳切邀请，“遂行涉南碛”，向西南再入沙漠，又经过六天的跋涉，才到达高昌国的白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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