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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追寻理想社会的文本，各代绵延不绝，使得“乌托邦”有其意义演变的轨迹，不同语境牵涉到特定文化的再现，一旦历史情景转化，“乌托邦”的内容或形式便会变化。放到历史情境中，我们得考量“乌托邦”译入晚清中国时涉及的翻译问题。词义如同一竞逐空间，在中西坐标上召唤/拒斥、挪用/变革某些质素，装满各种方案，参差驳杂，正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所谓的“理论旅行”及随之而来的意义转变。循此，笔者将于本节探讨晚清时人因其不同的立场、理念、位置而在翻译“乌托邦”时出现的表述方式。 “乌托邦”一词创自摩尔于1516年发表的专书《乌托邦》（Utopia），描绘废除私有财产与实行平等制度的理想社会。就语源而言，Utopia一词的希腊字根解释有二：Ou-topos，“ou”是“无”的意思，“topos”则为“场所”，是世上所无的场所；Eu-thopia，“eu”是“美好”之意，是美好的地方。摩尔通过“一个既美好又子虚乌有的地方”寄寓个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政治对抗。全书第一部分通过拉斐尔 · 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批判英国现状，揭露欧洲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第二部分则全面勾勒乌托邦的空间视野与具体内涵，如法律、工作、衣着、娱乐等，描绘废除私有财产后的理想社会，共构成以“苦难”与“美好”的对照框架。 
一直要到三百多年以后，“乌托邦”此一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一般认为，“乌托邦”最早为严复所译，可是就笔者掌控的资料，“乌托邦”一词的翻译应比严复更早。从晚清传教士编的“英汉辞典”追溯，已出现“乌托邦”此一词条。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早于1866年至1869年间于香港出版四卷本《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及日本井上哲次郎（1855—1944）于明治十六年（1883）增修出版的《增订英华字典》如此说明：“Utopia，n. 幻乐之地，丰乐之地，安乐国，蓬莱。Utopian，a. 安乐国的，照安乐之国。”作为辞典的形式，罗存德显然考量到阅读对象与解释功能，因而通过中国读者熟悉的概念如蓬莱、幻乐、安乐等词语界定Utopia。以中国固有概念翻译外来词的做法普遍出现于晚清文化界，最有名的例子乃是以“格致”翻译“Science”。因此，“乌托邦”一开始传来中国，便抽离掉摩尔《乌托邦》批判现实及关怀社会的精神，“召唤”出中国的传统资源，使得“乌托邦”此一概念进入安逸静态的诠释空间。此一辞典由于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以来英汉辞典之大成，备受瞩目，发挥影响，如后来发行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便在Utopia的词条下解释为“极乐之地、安乐国”。 相比起传教士的翻译策略，中国知识分子翻译“乌托邦”时融入个人的忧国情怀及救国理念。严复于1894年所译《天演论》指出“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指出此概念的哲理面。1901年至1902年，他翻译亚当 ·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时，可看出从“仅为设想所存而已”的哲理面靠拢向政治面，其中“部丁”篇二指出：“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严复在译文中附加小注更明确指出《乌托邦》的作者与内容： 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 
从上可见，中国早期于对“乌托邦”的翻译多是“乌托邦”。严复对于乌托邦的翻译已相当完备，从西方的乌托邦脉络切入，凸显“Thomas More”“Utopia”其人其书与著述年代、学理内涵等。严复以“民主之制”“郅治之隆”诠释“乌托邦”，已不同于罗存德的“幻乐之地”，反映出其救国位置与追寻“原富”的理念。 从严复的个案，可看出摩尔的著作已被晚清知识分子接触，但是此书甚迟译入中国。笔者曾于大陆及港台多地图书馆追踪，发现最早的中译本应是刘麟生（1894—1980）翻译、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于1935年的《乌托邦》。专门搜罗与整理民国图书出版信息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反映同样的信息：“《乌托邦》，1935年11月初版，商务印书馆，英摩尔（T. More）著，刘麟生译。”以此判断，晚清知识分子早在《乌托邦》译成中文前便通过其他渠道接触此书，最有可能者是通过日译本阅得。事实上，经常翻译西方科幻作品的日本译者井上勤（1850—1928）早于1882年便以日文翻译此书，可是不采取音译，取其内容大意，名为《良政府谈》。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而言，“井上勤”绝非陌生的名字，他翻译的科幻或冒险小说大量进入晚清文化界，如《一千零一夜》《鲁滨逊飘流记》《环游月球》等。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维新失败后仓促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书信——《与康有为书》中论及“大同”学说时，称英国德麻摩里“著一小说，极瑰伟，弟子译其名曰《华严界》”。梁启超信中的“英国德麻摩里”乃是英国人摩尔，《华严界》则是《乌托邦》。梁启超选择“华严界”来翻译“乌托邦”，反映时人对于佛教资源的大量利用。严复、马君武、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曾以“华严界”比附西方的“乌托邦”概念，可见在缺乏“未来”书写的文学传统中，佛教具有“来世”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时人更易于挑选来表述具有“未来”意识的“乌托邦”，反映所译语言与被译语言的交锋，“华严界”原本寄寓的“出世”概念却在翻译中成为具有“入世”色彩的“乌托邦”，使得传统概念卷入“翻译现代性”的历程，呈现新义。当晚清作者以固有的概念比附外来观念时，“节外生枝的加以阐释推论，同时显然的本着固有观念紬绎其理论系统”，衍生各种驳杂的意涵，亦无法忽略其内在可能的联系。在各种佛教词汇中，“华严”一再成为“乌托邦”的比附，实可呼应“真空妙有”的哲学传统：“理想世界子虚乌有”的“乌托邦”与“万象庄严华美”的“华严界”比附，一为“真空”，一为“妙有”，相互指涉，彼此寄寓，产生创造性的交融。就“真空妙有”论而言，“华严界”与“乌托邦”并非处于“对立”的关系，却如“真空”与“妙有”般“相容而互即”“交摄以相含”。 从概念翻译的角度而言，最有系统译介“乌托邦”的论者并非上述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而是较不受今人重视的马君武，于《译书汇编》与继之而起的《政法学报》发表多篇阐述“乌托邦”的文章。出生于广西桂林的马君武曾先后赴日本、德国、法国留学，精通日、英、法、德文，翻译过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再观察马君武发布文章的场合——“译书汇编局”，乃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机构，自1900年12月于东京刊出《译书汇编》，1903年改名为《政法学报》，主要译介偏向政治内涵的欧美法政名著，如译卢梭《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万法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等。一旦“乌托邦”进入此富有政治理念的作者与刊物的脉络，其概念必从原点到接受点的移植过程中受到新的接受条件（如政治学理）的冲击，进而在新时间和空间中产生新语义。1903年3月，马君武于《译书汇编》发表《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从题名便可见他有意将摩尔纳入“社会主义”的脉络。虽然，马君武仍采取类似梁启超以“华严界”解释utopia的阐释方法，可是注入个人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使得概念经由“旅行”而产生转调。该文这样介绍《乌托邦》的时代背景及意义： 距今三百八十四年以前（今年千九百零三年），欧罗巴大陆上政治、宗教、社会之腐败，俱达于绝顶，而破坏改革之机，萌动而不可遏也。英伦乃有一小书出世，此小书者，实为欧洲改革之原动力。著此书者即德麻司摩儿（Thomas More），而此书之名，即《华严界Utopia》是也。 内文系统性介绍“乌托邦”的意义： 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是虚境者，乃一乐岛，远莫能致。此乐岛中，住有完全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简易欢喜，以终其生，无有扰乱险恶一切诸难。此世界真有此乐岛乎？抑无此乐岛乎？曰：是不过诗人之游魂，哲学家之梦想，遇焉游焉而已。理想高远之士，寄身尘球，社会之罪恶，政治界之非行，日构于其目；人民之惨苦无助，呼号哀怨，日接于其耳。或怒或怜，或泣或歌，悲来填膺，无可告语，不得已寄奇想于虚州，托芳情为诞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将以俟诸百世之下也。此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所以出现，而此世人遂多一种Utopia之新学说矣。 
此一解说传达了几个重要的意涵。首先，他指出乌托邦是诗人之游魂、哲学家之梦想，把握词源的“Utopia”的“乌有”意义，勾勒出乌托邦的虚幻特质；其次，“乌托邦”是理想高远之士因目睹“社会之罪恶”“政治之非行”“人民之惨苦”而“不得已寄奇想于虚州”的想象，点出“乌托邦”反转现实的功能，映照出现实的匮缺；第三，该文精确指出“乌托邦”的精神意义与幸福观，民众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此足以说明马君武对于“乌托邦”的精确掌控，不再是翻译者笼统的诠释，而是能深入到学说特质、内容与精神。 马君武的学说经常中西杂用，使得华严界、极乐世界等来自不同脉络的概念都可用来指涉注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1903年4月，就在《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发表的隔月，马君武于取代《译书汇编》的《政法学报》第一期发表《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介绍法国社会主义者加菩提（?tienne Cabet，1788—1856），将加菩提的著作The Voyage to Icaria与摩尔的Utopia并列为“改造社会之新模范”。他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一个“按”，标志出中西理想视域的差别： 按《列子》之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然泰西既立一言，则必求其能实行于世。前死后继，故能建立社会主义，而握今世莫大之权力。列陶之徒，放言自恣而无实行其主义之心，故世人亦止以游戏文章读之而已。此则诚可叹也。 马君武将文学、思想界的各派学说并列比较，指出各学说的差异在于“实践性”，列子“华胥”、陶渊明（约365—427）“桃花源”不具实践性，止于“游戏文章”，可是“社会主义”却能付诸行动，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当然，此种区别源于马君武个人的价值判断，列陶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与其说是游戏与行动的区分，倒不如说是其学说内涵的差异。 大体而言，发展至马君武，“乌托邦”一词已从简单的翻译进入学说论述的脉络，反映出论者对此概念的掌控，更能阐发其源起背景与学说脉络。若我们追踪到清朝结束的1911年，隶属晚清“江苏常熟人”文艺圈、《小说林》编辑的黄人（字摩西，1866—1913）所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如此解释“乌托邦”： 乌托邦：理想上假设之国，无所在之意。其国政治上、社会上，一切调度，无不完备。多麦司·摩亚所作寓意小说中，所载普通选举之共和国，为一夫一妇、信仰自由、禁止货币等之一社会。 同属工具书范畴，比起数十年前传教士《英华字典》的翻译，此《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于“乌托邦”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已臻成熟，精确指出该词的核心概念、来源与学说内涵，凸显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强烈关怀，已非昔日的蓬莱、安乐国等更偏向隐退封闭的静态空间的诠释。从罗存德的辞典到黄摩西的百科全书，“乌托邦”概念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却是经历连串的表述策略的转变，成就了一套经由“旅行”的“乌托邦”概念，经由中西概念的挪用与拒斥，交错/混淆/重叠出一套理想图像，展现出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期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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