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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维峻（1854～1925年）是近代天水名人，光绪6年（1880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他连上多道奏疏，最后以《请诛李鸿章疏》而名躁一时，所谓”直声动中外”，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当然直声很好，但差点因此丢了性命，最后结果就是免职归籍。 回到甘肃老家，这位耿直的先生主要主持编纂了《甘肃新通志》，算是人尽其才。 从生命区间看，这位直人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完全的同时代人，但从行事履历看，他们几乎没有共通的地方，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举国和后世不断赞誉他的耿直的时候，笔者觉得他的耿直实际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陇右居民普遍个性，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汉书 地理志》对陇右民风的表述是”以材力为官，汉兴，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云云，名将出焉，尚气概勇力”。 《隋地理志 风俗》延续这样的总体认知，”人性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蓄牧，无复防盛矣。以射猎为生”。对于这些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人民秉性，宋代朱熹对关陇民风的解释如此：”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见于诗者大抵云云，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盖雍州土厚水深，其民端重质直不为浮靡，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国家富强之业也”。 可见历代史家对关陇民风民俗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质直，厚重，勇武，踏实，果敢，崇尚仁义。 这几乎就是实干家的禀赋，所以，朱熹都认为，如果加以引导则可发挥其长，团聚满满的建设力量！ 但是群体性格的惯性思维导致了这一块区域在宋元以降，虽然人物不菲，但多数汲汲于自我的道德约束，在质直中更多的是自我清高和迂腐，所以善于做事能做事的人就凤毛麟角了。就以清朝为例，天水地区也考取了一批进士，如蒲珩，吴西川，任其昌，刘永亨，安维峻，丁锡奎，陈养源，任承允，哈锐，关天眷，杨润身等等。这些进士出身，有在翰林院培养过做过京官的，也有即用知县，但这一拨人总体上陷于道德文章，沉迷于小我的一点所谓气节，要么穷困自守，要么杜门绝尘，要么愤世嫉俗，最后呢，多数在官场上失败归里。安维峻不过是其中之一。以陇南书院父子山长享誉陇右的任其昌，任承允二人，先后主编过秦州新志，新志续编和天水县志，他们的士子评价表明，对上述人物的行状事迹总体是推崇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垂四十年主讲的书院所培养的学生是走不了多远的。 同样考取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曾国藩则大大不同，他成为剪灭欺祖灭道（中华道统）洪杨逆贼的主要功臣，也是自我修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圣人，以他的幕府招揽的湖湘英才促成了近现代乃至当代湖南人物辈出的景象，这都是以天水为中心的陇右士子们无法比拟的！ 同样是进士，曾国藩的家底也并不富裕，但他在翰林院期间，并没有呆头呆脑的一味读书，因为读书不过是为了做事，而欲做事必得有足够的人脉才成。所以，曾氏在京城的几年，是不断交游，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者在核心层的能见度）的过程，一方面让自己更多的了解世道法则，一方面为自己寻找更高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在和众多的高官贤达交游中增长了才干，强大了内心，提升了智谋（智慧）。所以曾国藩像王阳明一样能够以大学问家的高度带兵打仗。 而安维峻，任其昌们沉迷自我的孤高，结果就是自我放逐，远离官场，做些陶渊明式的诗酒文字工作。 对于人民心性，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一说，虽然似乎有些偏颇，总体还是很有道理的，西北的贫瘠限制了他们的格局，遍布沟壑的山川桎梏了他们的眼界，传统的秉性让他们自我清高，于是把正常的交游鄙视为攀龙附凤，使他们自我止步不前，在做人做事上谨小慎微，最后只能与时代脱节，终老故里。 安维峻和曾国藩的分野如此巨大，如果从文化渊源考究，则是秦楚文化流风的区别，地处西北的天水在唐后被吐蕃占领长达八十年，当宋朝重新管理陇右时，这里已成化外之地，而岳麓书院的建立让湖湘文化成中华道统的主要传承区域。显然有清一代秦楚文化就不在一个频道或一个层次上了。所以即便乱世出英雄的同治一朝，西北的八年战乱，天水也没有锻炼出本土的英雄，而是最终靠左宗棠，周开锡，林之望等楚人安定了天水（倒是宁夏和临夏走出一些猛人（董福祥，河州马家）。 当然秦楚的交集不至于此，名震陇上又一百年过去了，秦人质直的风气是否还在这一片民众的基因里呢？ 2022.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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