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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丨《脆弱的征服》

 东篱悦读 2022-09-15 发布于云南

文 / 东篱

《脆弱的征服》一书是剑桥大学杰森·沙曼教授针对“军事革命论”这一流行观点进行质疑、驳斥的著作。

什么是“军事革命论”呢?

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伴随着哥伦布、达·伽马开辟的新航线,欧洲国家开始了不断向外扩张的征程。西方学界用“军事革命论”来对这一切做出解释:从15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开始主宰其他文明,借助的是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尤其得益于欧洲内部激烈的安全竞争。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和杰弗里·帕克。

罗伯茨认为:欧洲在1550年至1650年发生了快速的军事变革与政治变革,二者之间联系紧密,得益于这个相辅相成的联动过程,军事革命使得近代世界彻底从中世纪中脱离出来。

帕克更进一步:1500年至1750年间,西方人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关键就在于发动战争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军事革命”。

与之相关的还有布莱克“范式——传播”理论在这一领域被借鉴:那些战役和战争的输家会模仿击败他们的赢家的长处,而那些不能学习或不愿学习的输家最终会被征服。

以上,便是杰森·沙曼将要“开火”的目标。

以众多典型的历史事件为支撑,杰森·沙曼教授表达了如下一些主要观点。

第一,近代早期,西方人在海外的战斗方式与他们在欧洲的战争方式几乎完全不同。

首先是军队的规模和性质。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投入的人数通常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算的正规部队,但在海外,除少数特例之外,常常是人数很少的私人力量。如在美洲,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战役,科尔特斯带进墨西哥的士兵仅900人;1532年皮萨罗进入秘鲁时只有170人。17世纪以后,出现了以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新型扩张主体,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并不大,而且士兵受雇于拥有主权的私人公司,并非国家。

其次是作战方式。作者认为,这段时期,欧洲人在海外战场上的战斗方式,并不具备“军事革命论”的诸多要素,如庞大的枪械武装、大量的火炮、新式战舰、棱堡等等。西班牙在美洲的胜利是疾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强大的亚洲帝国,他们则主要采取顺从和服从的态度,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偏好互补”的结果——欧洲人的兴趣在海洋,而大多数本土政权只关心他们的陆地。

第二,欧洲人的失败比胜利更多。

最为明显的是葡萄牙人在非洲的经历——1578年的阿尔卡萨基维尔之战,1.8万的葡萄牙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美洲几乎战无不胜的西班牙是“军事革命论”的典型代表,然而,基本上使用原始武器的马普切人却让他们始终陷入困境,直到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

作者指出,诸如此类失败的军事行动其实很多很多,总体而言,欧洲人直接采用武力征服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太多,有限的“成功”更多源自于其他因素,只不过持“军事革命论”的学者有意无意只凸显“胜利”而淡化甚至忽略了“失败”。

第三,近代早期最伟大的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实际上是亚洲帝国。

“军事革命论”的背后是“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一开始用军事革命来解释欧洲的发展,后来扩展到证明为什么欧洲人赢了而其他人输了——得出结论:欧洲人天生优于其他种族,欧洲模式是一种普世典范。

预先设定了“结论”,再顺藤摸瓜去寻找些佐证便不那么困难了,正如作者所说,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关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而且,专捡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来写。

虽然身为欧洲人,但作者的视线却并未局限于欧洲。全书由导论和四个章节组成,单独用第三章“同一背景下亚洲对欧洲的入侵”来讲述奥斯曼帝国,有力驳斥了“欧洲人在1500-1750年间始终拥有军事优势”的说法。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到了同一时期亚洲的莫卧儿人和满族人,他们的征服同样远比欧洲人引人瞩目和声势浩大。

第四,通过学习和改革来提升组织的表现,实际上是建立在几乎不可能满足、非常苛刻的预设之上的。

“学习”有着相当严苛的前提条件,作者列举了战争中的“学习”需要齐备的诸多因素,但这些条件在军事竞争中基本上很难凑齐。比如为了要能体现“学习”的效果,就必须让征服和摧毁成为常态,但在现实中,即使再弱小的政权,往往都能延续很长时间而且很难被军事征服所摧毁。

在导论中,作者用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刀枪不入法——来证明即便所有可以提供“学习”的条件都具备了,选择机制仍然不会起作用,“军事竞争能提升战斗力”的观点显得如此没有说服力。

作者在前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学术圈内外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读者,甚至可能是一些一般不阅读社会科学类书籍的人”。

对于我这样社会科学类书籍涉猎极少的读者来说,作者条理分明、掷地有声的反驳固然精彩,但触动更大的,是文本背后所体现出来那种客观的立场、宏阔的视野和严谨的精神。

比如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把视线局限于某个“终点”,所看到的结果往往迥异——从近代早期、19世纪、当下三个不同的“终点”去回看欧洲的征服,便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改变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可以深刻改变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认识”,欧洲的征服史如此,其他事也如此。

在阅读过程中,一直有个很强烈的疑问——作者反复强调自己驳斥对方的时间为“近代早期”,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时期之后的历史很不利于他的观点呢?

众所周知,后来的历史,无疑是欧洲人确确实实“称霸”于世界的历史——如果作者所说的这些都对,那如何解释欧洲人最后的获胜呢?

作者显然也想到了会被如此质疑,所以最后一章为“欧洲人最终是如何获胜的(在他们后来失败之前)”,重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审视和剖析,并对未来世界的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

多极的全球国际秩序将成为历史常态而非例外……如果某一天中国和印度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这在很多方面都将是1700年左右的历史的重演。

我们当然会为自己国家的崛起和强盛而自豪,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块大陆,都永远不会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正如地球并不是太阳系的中心、太阳也不是银河系的中心一样。

茫茫宇宙里,我们甚至连微尘都算不上。

20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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