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乐，1874年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县竹秀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郭乐兄弟姊妹9人，他在六兄弟中排行老二。1882年，他大哥郭炳辉到澳洲谋生。1890年，原本在家务农的郭乐，由于家乡遭受水灾，生活艰难，也赴澳洲谋生。他是如何创办并经营永安集团的？   远赴澳洲，积累资本 郭乐到澳洲后，先在悉尼当了两年挑水种瓜的菜园工人，感觉没有出路，便在其堂兄郭标介绍下，到郭标和马应彪合开的水生果栏（即水果批发商店），料理生意。1897年，略有积蓄的郭乐不再寄人篱下，他集合几个同乡，一起集资，以1400多澳镑盘下了破产的“永安栈”果栏，起名永安果栏，由于有料理果栏生意的经验，郭乐被推为司理（即经理）。在郭乐主持下，永安果栏一开始就以批发水果为主，兼营零务，吸收侨胞储蓄，同时批发零售中国土特产品。为扩大货源，永安果栏还与永生果栏一道开辟了香蕉园。散居悉尼四郊的华侨在节假日才进城，他们都喜欢到永安果栏去买些家乡土特产和生活必需品。永安果栏则采取送货上门、赊账等方法为华侨顾客提供方便。为进一步扩大在华侨中的影响，永安果栏还主动为华侨办理向国内家属汇款的业务，代华侨到银行汇款，并在中山设立永安银行，专门把汇款送下乡，收取手续费，久而久之，悉尼的华侨不但购物、汇款找永安果栏，甚至有一点积蓄也都存到永安果栏，永安果栏从华侨那里吸收了不少闲置资金。 郭乐的经营，使永安果栏业务蒸蒸日上，很快增设了许多分店，郭乐便把他的四个弟弟都接到澳洲，协助他经营永安果栏。郭乐弟兄在经营中，不仅积累了大量资本，也积累了一套经营管理和商业竞争办法，他们看到永安果栏业务难有大的突破后，为赚取更大的利润，决定经营大型百货业，经过反复思考酝酿，郭乐把百货业的经营地点选在香港。 牛刀小试，创办香港永安 1907年8月28日，郭乐等人合伙创设的香港永安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开张营业，资本为港币16万元，铺面一间，职工10多人，由郭乐的三弟郭泉任司理，经营业务以“环球百货”为主，兼营金山庄业务，吸收华侨储蓄，代为办理出入证和解决食宿等问题。2年后，为进一步扩展业务，郭乐把永安果栏交给其四弟郭葵、六弟郭顺主持，自己回香港亲自谋划，做悉尼和香港两个永安联号企业的总负责人，统筹经营，以使这两个联号企业在货源和资金上能够互相支持。1912年，郭乐就香港永安公司从原来的合伙形式改为不对外公开招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到港币60万元，郭乐担任相当于其他企业董事长职务的总监督。公司从皇后大道迁至德辅道，铺面扩充为 4间，雇了60多名职工。1916年，郭乐把公积金港币 120万元全部转为股本，股东再投资20万元，使香港永安公司的总资本增长到港币200万元。1930 年，香港永安公司资本增长到港币400万元。1931年，其铺面扩大到30间。同时，香港永安公司下面还附属有大东酒店等企业，兼营仓储和房地产等业务。  郭乐在经营中，处处以英商为楷模，香港永安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按英国的商业经营管理办法，业务机构分设总务、出纳、办货、中账、西账、股务、租务等7个干事部和50多个按商品类别划分的贸易部。另外，还设有德育、智育、体育3个管理部，对职工的'品德'和业务进行教育和训练。 创办上海永安，终成百货巨子 1913年，香港永安公司发展到相当规模后，郭乐决定筹设上海永安公司，股东决议其资本为港币 200 万元。1915年7月，郭泉、郭葵向地产大亨哈同签约租下上海南京路路南的一块地皮，从 1916年4月起，租期30年，租金为每年白银5万两。随后，郭乐带几个高级职员抵达上海，在四川路三和里香港永安公司办事处楼上成立临时办事处，开始兴建商场大楼，同时进行其他各项筹备工作。郭乐十分讲究商场大楼的建筑质量，亲自监督打桩、试验三合土基础和楼墙的坚固程度。施工中，对商场的布置，郭乐也煞费苦心，他设计的上海永安商场一进门就是销售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基层商场，二楼是以妇女为主=要购买者的绸缎、布匹等商品，三楼经营珠宝、首饰等比较贵重的商品，四楼是家具等大件商品。这样商场布置结构合理，就避免了像先施公司那样的混乱拥挤局面，给顾客以舒心的感觉和愉快的购物环境。  1916 年底，上海永安公司向香港英国当局注册成立。本来郭乐准备让郭葵担任上海永安公司的司理，无奈郭葵在筹备期间病故，郭乐只好让香港永安公司副司理杨辉庭出任该职，他自己则以总监督身份在上海亲自掌管公司事务。1918年9月5日（农历八月初一），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开业，当天，整个商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此后，每天营业额都高达港币1万多元，生意之好是郭乐等所料不及的。郭乐经常到商场巡视，看营业员如何做生意，调查商品是否对路，营业员服务态度如何。为扩大营业额，提高利润，同时扩大社会影响，郭乐在上海永安公司实施了凭“折子”购货的赊销办法，对象是那些上层社会的顾客。郭乐对上海永安公司的进货极为重视，亲自掌握公司进货间，确定“以销售情况来决定进货”的进货原则，同时注意市场行情的涨落。郭乐的进货秘诀是“要办当价涨，勿办当价跌”。上海永安公司主要经营“环球百货”，兼营大东旅社、酒楼等附属事业，营业额大，利润率高，到 1936年，销售总额折合港币近17000万元，账面赢利额折合港币约2400万元。 纱厂再出发，烈火烹油 作为民族资本家中的骄子，郭乐并不愿意永安集团只停步在经销百货的商业经营上。当看到1914年以后棉纺工业的蓬勃发展和丰厚利润时，郭乐决定凭借永安集团在商业资本上的已有基础，开办纱厂。1920年冬，郭乐兄弟发起招股，筹设永安纺织公司，1921年春订出招股简章。原先资本额定为银元300万元，由于郭乐在广大华侨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华侨们踊跃认股，很快就超出了原定股额。郭乐等又合议将股额增加到银元600万元，至 1922年4月底截止收股。永安纺织公司的股本中，香港永安公司等永安集团联号企业占有19.45%，其中郭乐家族投资仅占2.56%，郭乐就凭这极少量的投资控制着永安纺织公司。 1921年4月，郭乐设永安纺织公司筹备处在上海永百五楼，随即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纱机。纱机在1922年5月开始陆续运到，9月中旬一部分安装就绪后开工生产，以后边安装边开工，当年底30720枚纱锭全部装齐开足。永安纺织公司在1922年6月26日在上海召开创立会，郭乐出任总监督，以郭氏家族家长和永安集团总监督的双重身份总揽全局，集经营大权于一身。永安纺织公司的组织系统，主要分业务和生产两大部分，业务上设总事物所，由郭乐亲自主持。郭乐不但牢牢控制业务，同时还注意培养技术力量，1923年派郭葵之子郭棣活留学美国，专攻纺机工程，1927年毕业回国后就直接参加永安纺织公司工作，掌握企业的生产管理。 郭乐充分运用永安集团联号企业的资金支持永安纺织公司的经营，同时保留缓付股息、以股代息增加资本，不断增加厂房，扩大生产，1925年购买上海大中华纱厂，改名永安第二纱厂，1928年买进鸿裕纱厂，改名永安三厂，1932年在永安二厂旁新建永安四厂，1934年买进纬通纱厂，1935年又建立了大华印染厂，以解决漂白、染色和印花问题，使永安纺织公司成为全国民族棉纺业中仅次于申新系统的第二大企业。为提高生产能力，郭乐不断更新永安纺织公司的设备，还自己办电，解决生产的动力问题。为保证棉花的供应，同时推销纱厂的棉纱、棉布等产品，郭乐在国内外设立了许多分公司或分庄，建立起一个自成系统的收购棉花、零销产品网点。在永安纺织公司的经营中，郭乐还进行高利放款、套汇套息、花纱倒手等非生产性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 危机袭来，惊险度过 1929年，爆发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33年危机开始袭击香港，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永安集团也受到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1935年秋，香港永安银行发生挤提存款风潮，郭乐调动联号企业资金渡过难关。一波未平，又是一波，上海永安公司银业部的存户听到香港挤提的消息后，也纷纷前往提取存款。郭乐未雨绸缪，向永安纺织公司抽回借款，又向花旗银行借款80万元以备储户提款，他让银业部把大捆现款放在柜台上以壮声势，同时在报刊上大做广告缓和气氛，平息了挤提风潮。 香港永安银行和港沪两永安公司的危机过去了，可永安纺织公司却由于为偿还它们的借款，大量低价抛售纱布和向银行借款而陷入困境。为挽救永安纺织公司，在各联号企业无大量资金可以调拨的情况下，郭乐只好求助于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的宋子文，宋子文同意代永安纺织公司发行公司债500万元，条件是由中国银行派两人到上海永安公司监督财务，一切付款都须他们盖章同意，并要以票面价20%的低价转让上海永安公司、永安纺织公司的股票20多万元给宋子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郭乐只得接受宋子文的要求。1936年8月，500万公司债发行，从而解了永安纺织公司以及整个永安集团的燃眉之急。 抗日战争，大义不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郭乐对上海可能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早有思想准备，他利用慎昌洋行的关系，虚构了以永安纺织公司二厂、四厂全部财产作为担保品的抵押借款合同，企图以美商的名义来保全这些位于租界外的产业，对于租界内的永安集团企业，郭乐认为日本不会公开对抗英美，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为郭乐等人始料不及的是，1937年8月23日，日军轰炸上海，上海永安公司遭到破坏，损失财产达法币49万元左右，死难职工15人，公司被迫停业多日。为此，郭乐请求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出面向日本交涉，索取赔偿，不料英国领事馆不但不向日本交涉，反过来以种种借口于1937年10月撤销了上海永安公司的“英商”注册。在这种情况下，郭乐与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秘密磋商，决定让吉利兰兼任上海永安公司总裁，郭乐等任副总裁，通过改头换面的人事变动，使上海永安公司变得符合美国商法，获得美国商务部“批准注册”，以'美商'企业的面目出现。同时，永安纺织公司与慎昌洋行合组大美公司，在 1938年获得美国注册批准，成为'美资'企业，吉利兰任总裁，郭乐任副总裁。 尽管郭乐处心积虑地尝试保全永安集团在上海的企业，可日本侵略者照样将租界外的永安纺织公司第二、四厂当作“胜利品”加以占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永安公司等也被日本人实施“军管理”。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一直想让郭乐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头面人物与他们合作，因此当吉利兰以美商名义出面向日军交涉收回产权时，日军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指名要郭乐出面。但郭乐不愿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派郭日根作为代表前去应付，结果郭日根被日军扣留。郭乐见不能以美国势力抵制日本，便避居法租界，并在1938年 4 月底出走香港，1939年回上海后不久就以参加美国旧金山金门博览会为名去美国，将上海永安公司等交给郭顺主持，他自已则以郭氏家族家长和永安集团总监督的身份在大洋彼岸遥控指挥，并先后在纽约、旧金山设立永安分公司，为上海、香港永安公司负责采购和经销。郭乐出走后，在日军的暴力下，永安纺织公司被迫以中日合资名义与日本人合作经营。 曲终人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永安纺织公司与日本人合作而将其查封，经郭氏家人向宋子文贿赂，请其出面说情后才得以发还。不久，郭顺也去了美国，永安集团上海企业便由郭棣活等郭氏子侄主持。1946年，由于美棉压价倾销，永安纺织公司便用郭乐在姜国采购的低价美棉，获得厚利。但从 1947年下半年起，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推行内战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疯狂掠夺，永安集团举步维艰，处于破产的边缘。 解放以后，永安集团上海企业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重新焕发了生机。1956年，郭乐在美国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而他创办的永安，直到今天，仍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资本集团。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网站 何小娟《中山郭氏与上海永安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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