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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应对 「9月16日」
即使是大企业的经营者，其中大多数人也都不懂会计却在经营企业。 他们从一流大学毕业，进入大企业，在企业的各个部门积累经验，但是从处理会计的财务部门出身的经营者却很少。 大半都是在销售部门、制造部门等现场努力钻研，而后成为企业领导人。 因此，领导人中懂会计的非常之少。 他们认为会计资料请公证会计师和税务师做就行了，自己不懂会计也没关系。 但是，这是不对的。领导人自己必须要懂会计。我是这么强调的。 “应该做家庭账本”，结婚当初大家都这么想。但结婚后认真做账的家庭几乎没有。 一般来说，家庭的收入是丈夫的工资，如果妻子也工作，则再加上妻子的收入，如此而已。 这个钱是怎么用的，只要每天记录，那么到当天为止，这个月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就一目了然。 但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肯做的家庭几乎没有。 再进一步，将教育费、伙食费、娱乐费分类计算的家庭，我认为几近于零。 说起来很难为情，我对自己家的收支情况也没有掌握。 在用现金支付工资的年代，我只是拿了工资袋回家交给妻子就完了，后面的事就拜托妻子管了。 同公司一样，在家庭里也应该做账本，这个想法在我头脑里是有的，所以我告诉妻子“要做家庭账”。 但尽管我嘴都说酸了，妻子却没有任何做账的迹象。 当我追问“做得怎样时”，妻子觉得说穿了没做不好，所以只给我一个含糊的回答。
还是我年轻时发生的事。 有一次我打开饭桌的抽屉，发现我每月拿回家的工资纸袋积在一起。 妻子把我拿回家的工资袋由下而上按时间顺序层层叠放，而她总是用新纸袋里的钱。 新的工资袋到手，她就打开来用，而老纸袋里用剩的钱就那么放着。 因为太过随便，我不禁发火，批评她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赚到的钱和用去的钱要算清，其差额这个月要存入银行，数字也要弄清楚。 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你却不以为然，剩下的钱放在纸袋里几个月不动。这怎么行！” 进账的钱和用掉的钱要认真管理，这样的事，个人很难做到，另外，公司也很难做到。 所以，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经营者都会委托税务师和公证会计师，进出的钱款都请他们计算。 但是，像这样依靠别人是搞不好经营的。这是我想强调的，不懂会计就不能经营企业。
在京瓷创建后第八年进入公司的财务部长，对于我的会计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他已经50岁，他曾在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担任财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当时只有35岁左右，是技术出身的经营者。 当时京瓷的规模还不大，刚进入公司时，他和我之间总是意见对立，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 在他看来，我是财务方面的外行，尽管我是社长，但他对自己相信的事物不肯轻易让步。
但是，不管多么细小的事情，只要我有疑问，就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 “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票据？”“从经营的立场上应该这么做才对，为什么在财务上却不这样处理？”刨根问底，反复追问“为什么”。 他勉强答道：“反正会计就是这样的。” 我却不罢休：“这种回答没有说服力。不能回答经营者想知道的事情，这样的会计没有价值。” 直到他的解答能说服我接受为止。 最初他对我这样提问一定感到惊奇、不可思议。 作为财务专家他很自负，对他而言，我或许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难题怪问，他内心一定认为我这个外行是无理取闹，难为他。 但过了几年，他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很认真很诚恳地听取我的意见。 “正确的经营应该是怎样的”，我从这一角度谈及的有关会计的观点，他深刻理解并真心接受了。 他主动吸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观念。后来我问他转变的原因，他说他意识到“社长所提的问题都直逼会计的本质”。 为了把自己领会的要点传授给其他会计人员，他举办了多次学习会。 后来他还总结出一本《京瓷会计规程》，这一规程京瓷一直沿用至今。 在规程开头，他把在和我争论中学到的会计的本质称为“从京瓷哲学中诞生的会计思想”。 此后，他以京瓷财务部长的身份参与了公司股票上市，见证了京瓷的高速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我的好帮手，他把京瓷的会计系统改进得更为精致。
作为税金交纳的部分，在贷款企业实际上破产时，可以返回银行。 所以这个部分要作为资产部分流动资产中的“递延税金资产”列入。 如果贷款企业破产，以前支付的税金会返回银行，所以可以把它算作资产。 其结果，资本部分的利润余额也要增加相同的金额。 之前一段时间，京瓷的自有资本率达到了79%。 对于银行而言，这个指标低于8%的话，就不可以开展国际业务。 要进行国际性贷款业务，银行自身必须健康，所以作为基准，自有资本率不能低于8%。 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勉强维持在10%左右。 但是，在自有资本中，以前作为税金交纳，估计不久就会返回的递延税金资产，这部分的金额要占到自有资本的1/3。 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却突然宣布：“把将来要返回的那么多税金列入资本，这不好办，要设置上限。” 这样的话，银行的自有资本率就可能下降到8%以下。 那么，按照国际规则，日本的银行将被迫从国际业务中撤退。
这就引起了银行的惊恐，“这不是违背承诺吗”，于是向政府抗议，与政府发生激烈的争执。 银行方面觉得“既然政府那样决定了，就没办法了”，按官厅所言，照单全收。 如果上面说“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那就无法经营企业了。 我认为，在这次争论中，竹中的说法是错误的。 依据原理原则思考，递延税金资产计入自有资本是正确的。 如果要限制，必须从更根本的部分重新思考。 本来，税务当局和金融行政部门分离，在综合性上就不合理，国家这么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估计今后这个问题还会变得更大。 理解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困难。我想强调的是： 企业经营也是这样。重要的是依据原理原则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要这样去理解会计这个事物。 不是说因为上面决定了，就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 而是对照何谓正确这个本质，思考到自己内心真正认可为止。这一点对于学问而言也一样。 读了某人发表的论文，对他的主张也不能囫囵吞枣。 “有这种学说，但我要自己验证”，必须这么思考，再次确认。这么做才能发现新的事实。从这里出发才会产生发明创造。 不限于会计这个方面，对自己具备自信，把做人的正确信念贯彻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曾请教过一些大企业，问它们管理会计是怎么做的。 得到的答案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通过计算成本的方法在经营企业。 制造现场就是以这个成本为目标生产产品的成本中心，所以对于是否要做出利润，他们没有意识。 要做出利润的利润中心，说到底只有销售部门，具备核算意识的不过是极少数销售部门的员工而已。 然而，在现在这个市场竞争激烈的时代，市场价格不断下降，有时候仅仅一年当中价格就要下降2～3成。 在这样的市场中，就是按照一年前计划好的成本生产，当销售时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亏损的情况就经常发生。 即使事态如此紧急，在成本计算方式之下，制造部门仍然只需要守住成本就行，对于核算结果无须负责。 销售部门到时也只会两手一摊，推托说：“市场价格降得出人意料，如果价格不低于成本就卖不动，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结果，向谁问责都问不了。 京瓷要在证券交易所的第二部上市时，为了确认表达公司状况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必须请第三者审计。
为此必须选择审计法人。我们邀请了宫村先生这位注册会计师作为审计法人代表。 宫村先生一直到逝世前，都是我的好友。 但当谈及经营和会计时，我们俩人就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与阿米巴经营相比，以前的会计学只是事后算账，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因为宫村先生是顽固派，他总是反驳说：“稻盛先生，你的做法与欧美的会计学无法相容，所以让我很为难。” 尽管如此，我还是强烈主张，在企业经营中阿米巴经营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后来宫村先生也理解接受了，他说：“果然如此，或许你说的才是正确的。” 所以没有任何障碍，我们一直持续采用阿米巴经营体制。 上市时，我们也是依据阿米巴经营的管理资料制作管理会计表、损益计算表，并顺利上市了。
京瓷员工之间、各部门之间往往为工作上的事发生争执，“你说得不对”、“不，事情该是这样”。 彼此虽然都态度认真，直言不讳，但不免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比如，有关新产品的价格、交货期等等，制造部门说是A，销售部门则反驳说是B。 当时我还是社长。每当他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时，就会说：“那么就去社长那儿。”把问题摆到我面前，让我裁决。 我先仔细听取双方的说辞，然后得出“是什么”、“该怎么办”的结论。 大家心服口服，“原来如此”、“您说得对”。于是各自轻松满意而归，好像刚才唾沫横飞的争吵没有发生过一样。 并不是因为我地位最高可以一锤定音，而是超越纠缠不清的利害关系，冷静地分析问题，结果发现争论的原因其实极为单纯，我如实地指出这种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部门间的纷争看起来复杂，但纠缠成团的线头一旦理出，原因却是疏忽了必要的联络，仅仅是少说了一句感谢的话等等。 几乎都出于芝麻绿豆——多半是利己——的理由。 把问题说清，回到“作为人，何谓正确”这个本质上来，问题就迎刃而解。我的判断成为“大冈裁决”，被认为公正而有人情味。 要做出公正的、准确的判断，关键是有一双纯净的不带偏见的眼睛，不被细枝末节所蒙蔽，直奔问题的根源。
用这样的目光观察问题，不仅是企业内部的矛盾，大到国际问题，小到家庭纠纷，当事人出于各自的利害，成见、偏见一再叠加，把问题搞得复杂。 因此，越是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越是要赶快回归原点，依据单纯的原理原则做出决断。 我们应该具备把事情简单化、直接抓住事物本质的“高层次的眼光”。 摆脱私心、利己心的束缚，走出利害和执著的圈子，从光明正大的利他心出发，就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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