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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我军历史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应该明白在讲求军令如山的部队当中，军官的级别往往对应着其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例如对于上级的命令，下级都该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既是多年武装斗争当中血与火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要求。 在实际当中，军队领导层级的情况则往往要更加复杂，在一支队伍当中往往存在着多位级别相同的军官，而这些同级军官却又有着不同的岗位和职务，这不禁让人感到存疑：那就是这些同级别而又不同的职务之间地位究竟谁高谁低。举例来说一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通常都是一个级别是干部，然而在部队内部其实际权限和地位却又有着差异，这也就说明级别并不能与职务完全对等。 先说政治部主任，政工干部制度是我自打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第一枪开始所特有的一个制度，在军事主官之外我们还设有专门负责政治建设和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的军官和部门。谈及政工干部，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军事主官的“好搭档”政治委员，其实在我军部队当中政治委员作为政工干部并不是在“孤军奋战”，除了政委这一职务外，我军还在各级部队当中设立了“政治部”这一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单位。  由于政治委员常常要和军事主官在一起忙于队伍的建设，所以在政治部当中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政治部主任，军队的日常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往往都在政治部主任的领导之下进行，而部队当中的战士日常所受到的奖惩也往往绕不过政治部主任这一关，可以说政治部主任在队伍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严肃的监督员”。 和政治部主任相比，参谋长一职的工作重心则要更多偏重于军事。在队伍当中参谋长虽然不是最终一言九鼎的发令者，但其对于部队却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军事首长往往需要一个熟悉战役理论的参谋长来对于接下来的队伍行动所建言献策，出一套适合自身的作战方案，虽然参谋长的方案最终不一定会被付诸于实践，但总归会对随后的行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以一个团为例，团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这两个职务都为团级副职，从级别上来看二者是平级的，但是如果要去详细对比二者在部队影响力的话，参谋长则是要略重于政治部主任的。这是因为一支军队终究是要以作战为第一核心要务，而参谋长这一职务是对于军事决策有着直接影响的，事分轻重缓急，想较而言政治部的工作则要排在第二的位置，同是副团级领导，参谋长可以被归为“部队首长”而政治部主任则是“部门领导”。  除此之外参谋长对于军队的影响力还在于签署作战命令上，假如一支部队接到了作战的指示，那么在战前首先要签署一份书面的作战命令，这也是该作战行动程序正当的证明，而有权在这份作战命令上签字的除了负责军事的首长外，也同样少不了参谋长。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当中，参谋长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要高过同级别的政治部主任的。 但是在1955年的全军授衔当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件“怪事”，那就是在授衔后对于各支队伍的盘点当中，我们发现曾经在同一支部队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干部，政治部主任最终所被授予的军衔往往要高于参谋长。例如在战功卓著的第四野战军当中，一二号首长林总和罗荣桓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政治部主任谭政在大将之中排名第五，而曾先后担任过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和萧克则双双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低于谭政。四野的现象不是偶然，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我军的十八个兵团当中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些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军衔普遍都要高于参谋长，这个现状则与我们之前得出的“参谋长是比政治部主任更具影响”的结论有所不同。 其实不要说是旁观者，在四野当中也曾经真实地出现过领导对于这两个职务重要性和地位的“纠结”。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打破了中国人民实现统一和和平的梦想，悍然对我军的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们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那就是派兵占据各个战略要地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当时的八路军115师作为一支主力部队被派往关外的东北地区，一方面东北在日本人多年的控制之下保有着较为完备的工业设施，一旦开战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设施为自己提供战略补给和保障，另一方面东北和苏联距离相对接近，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动作难保不会寻求苏联方面的帮助，而来到东北的115师就是之后的东北野战军，在经过全军整编之后则成为了第四野战军。  这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队伍核心指挥层也都是大名鼎鼎，司令员是有着出众军事天赋的林元帅，在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当中曾经无数次遇到过险情和劣势，但最终他却能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来化解对手如潮的进攻；排名第二的则是政委罗荣桓，虽然罗荣桓并没有着大兵团军事主官的履历，始终担任政工干部，然而他却用自己的赤诚和能力来为全军树立起来了政委的标杆，无论是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对于战士们纪律性的配音，罗荣桓都可谓是事无巨细。在士兵们眼里，罗荣桓既是坚持原则、一丝不苟的罗政委也是对他们嘘寒问暖从生活上给予温暖的同志哥，林罗二人作为东野的一二号首长是毋庸置疑的。 存在争议的是四野排名第三的首长，按照最初的习惯，四野无论是在向上级汇报工作还是在向下级发布指令的时候，署名都是“林罗谭刘”，林司令和罗政委之后紧接着是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参谋长刘亚楼。但是刘亚楼对这样的一个排名方式并不满意，早年间刘亚楼曾经在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进修、脾气火爆而直率，对于军令当中自己的署名位置看得较重。在刘亚楼的眼中他认为自己参谋长的职务显然是要重于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所以他也几次要求四野和其他单位在收发文件署名的时候将自己放到第三人的位置。 而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则是为人谦和，当他听到刘亚楼的要求之后也只是一笑置之并通知司令部文职人员按照刘亚楼说得去做，就这样四野的几位领导班子书面排名最终变成了“林罗刘谭”。不过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成为上将刘亚楼还是没有能够在军衔上超过大将谭政。由此看来四野内部最初的“林罗谭刘”的排名符合四人最终所获得的军衔的要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在开国时期参谋长的军衔普遍低于政治部主任呢？  很多人对于1955年的军衔制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对于军功的“论功行赏”，所以军衔的高低应该与其战功完全一致。其实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应该明白，军衔的高低绝对不单纯地就“军事能力”来进行评比。在22年的国内武装斗争当中，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除了军事上的勇猛外，同样重要的还有资历以及对于根据地的建设，要知道我们的军队前缀“人民”二字便时刻说明了人民子弟兵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宗旨，在武装斗争中不忘和人民的密切联系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胜利的筹码，而这也正和政工干部的工作高度重合。 以谭政和刘亚楼为例，刘亚楼虽然是四野的参谋长毕业于苏联的老牌军校，但是在早期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当中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都并不如作为政工干部的谭政，后者在红军时期便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根据地群众当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到了抗战时期刘亚楼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苏联所学习，从功劳上来讲要逊色于一直在部队负责一线队伍政治工作的谭政，四野时期刘亚楼虽然在东北打出了名声，但从整个军事生涯来对比，谭政还是要处于优势地位。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我军发展历史的话，我们自然也能理解政治部主任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政工干部制度来自于苏联，在建军初期，由于我军部队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于旧军队，在意志力和思想上没有得到凝聚和打磨，以至在逆境当中有着胆怯甚至是当逃兵的心思。在吸取了这些教训之后，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及古田会等一系列重要作战会议当中强调了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政工干部就是这个背景之下的产物。  可以说政工干部制度对我们军队的作风建设以及联系群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因为蒋介石方面的干涉，八路军部队在名义上一度取消了政工干部的角色，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对外一律挂军事副职的职务，然而在实质上我们却仍旧保留着这样的政工制度，其功绩和影响力直到今天都是毋庸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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