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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湖南湘乡人，原本是一名小学老师，大革命时期，谭政投笔从戎，进入北伐军中，在铁四军担任文书，卢德铭为团长的警卫团成立后，谭政在警卫团担任连文书、营书记，警卫团后来暂栖江西朱培德麾下，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担任师长，谭政则升级为师书记。 警卫团后来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谭政坚决拥护毛委员的正确主张，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谭政后来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担任过红12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师政委等职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谭政是军中著名的笔杆子，他对历次战役的总结，他的生花妙笔，都让毛委员颇为赞赏，而他在军队中表现出的政工能力，也是军中需要的。谭政，一步一步成长为我军政工干部的一位标杆人物。  解放战争时期，谭政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成为我军政工工作的楷模干部。1955年评定军衔时，谭政位列大将，在四野中，出现了林、罗两位元帅，谭政、肖劲光两位大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四野的赫赫军功和兵强马壮的实力。 担任东野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被评定为大将，而与其平级的参谋长刘亚楼却仅仅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为什么呢？话说从头，我们先来看一下刘亚楼将军的辉煌履历吧。 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929年参加闽西游击队，同年入党。刘亚楼原来的名字叫做刘振东，参加红军后，他改名为刘亚楼，意思即是为革命更上一层楼。刘亚楼从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做起，在历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职务也是水涨船高，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做到了红12师政委的职务，三年从小兵到师级干部，这个进步速度，令人汗颜。  刘亚楼参加过活捉张辉瓒、强渡乌江天险、飞夺泸定桥等红一军团的历次著名战斗，是林帅麾下的一员虎将。1939年，刘亚楼前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很快赶上了苏德战争爆发，刘亚楼以伏龙芝学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可谓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了。苏联对日宣战后，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历经苏联六年的历练，将很快在东北战场大放异彩。 解放战争中，刘亚楼继续与老首长林帅、罗荣桓合作，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他心思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滴水不漏，协助林帅、罗帅很好地完成了东北战场的指挥工作，实际上是当时东野的三号人物。那个时期，毛委员、中央与四野的电报署名中，都是林罗刘并列的，可见刘亚楼在东野的重要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北野战军中，参谋长刘亚楼的地位甚至还略在政治部主任谭政之上，但是1955年授衔时，谭政却是大将，刘亚楼只是上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刘亚楼在1939年离开军队前往苏联，1945年回国，离开军队六年，资历上就显得稍差了些。1939年，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对刘亚楼个人，以及我党我军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充电的机会，但离开军队，显然对刘亚楼个人的授衔还是有影响的。 第二，谭政被授予大将，考虑的更多的并不是他东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是他的代表性。当时评定军衔，并非简单的按照职务或是战功来评的，而是综合考虑考虑各个方面，元帅、大将的人选都非常有代表性。 而谭政，是我军中政工干部的楷模，是我军政工工作的一面旗帜。他被评定为大将，更多的原因是作为政工干部的代表入围的。而刘亚楼虽然前期也从事过政工工作，但更多的时候是担任军事干部。刘亚楼军事能力非常出色，但相比起其他几位以军事干部入选的大将来说，就差了点了，像粟裕、徐海东、陈赓等人，战绩都要远远在刘亚楼之上，而王树声、张云逸等人，资历又远在他之上。综合各方面，刘亚楼最终没有被定为大将军衔，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刘亚楼1929年参加革命，这个时间当然也很早，但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算是比较晚的了。在十大大将中，要么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要么是1927年我军各大起义时参加的元勋，而刘亚楼1929年才在武平参加游击队，资历上的确了吃了点亏。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也是上将军衔，而西北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甚至只是中将军衔，这也说明，授衔并不是完全按照职务高低来评定的。我们看到，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也是上将，而许光达却是大将，因为许光达是作为湘鄂西、红二军团的代表被授予大将的。授衔，就是要综合各方面，所以，刘亚楼的上将军衔，基本上还是很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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