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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于学忠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我深切感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对东北军“既联合又斗争”，坚持斗争时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政策是正确、英明的。如果我们违背了这种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不加区别地乱斗一气，是决然收不到这么好的结果的。  在山东的统战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正确地加以处理，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走上正轨的。早在1940年，山东的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如李澄之、梁竹航(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启周、杨希文等，都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他们本身也都要求参加抗战，遂组织起国民党抗敌协会，并建立了国民党抗敌自卫军。我们山东党的组织和八路军积极予以扶持，在泰山、沂蒙两区各县都建立了“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的领导机构，并扶持他们参加了我根据地的三三制抗日政权。这样做，我在认识上同许多同志一样，开始也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不以为然。 但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无异是在那里另立政党另建军，把本来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吸收各方抗日民主进步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变成了另外重建国民党、重建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我们的善良愿望引出了不良的后果，给敌后根据地我们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增添了一系列矛盾。他们不仅同我们争夺粮源和财源，还同我们争夺兵源，但又不能单独对敌作战，打起仗来还得靠我们加以保护。这些矛盾.，对负责一般指导工作的同志来说，并不一定就能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尖锐性，然而以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具体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到长此以往，不但对抗战无益反而有害。为此，我曾按组织手续向上级反映过意见，未能得到答复。 1942年春，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总结抗战4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特发出通知，向各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意见可向山东分局领导同志反映，也可直接向少奇同志反映。接通知后，经过仔细考虑，我根据莱芜、新秦、蒙阴、沂水等县的情况，写出了关于国民党“抗协”和“抗敌自卫军”同我争兵源、财源、粮源问题的报告，派骑兵通讯员直接送给少奇同志。我的报告很简短，只有一页纸，但少奇同志很重视，当即批示“即来面谈”，要通讯员带回。一见批示，我便和通讯员飞马赶到少奇同志的驻地—滨海区粮店甲子山区的一个村庄。从沂水骑马到这里，只需用4个小时。 我们赶到时，正值中午。少奇同志不顾休息，穿好衣服出来迎接我们，热情地同我握手，要我们喝点茶水，小憩一下。然后才对我说:“看了你的报告，你提出的意见很好。分局的领导同志也向我谈过。我感到是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我手上还没有像你反映的这样具体的材料，就想请你来当面谈谈。”接着，他问我们在路上是否吃过饭，我说“没有”，他便叫通讯员端来面条，边吃边谈。 他抽着烟，认真地听我的汇报。我把莱芜、新泰、蒙阴、沂水四县的“抗协”和“抗敌自卫军”怎么同我们搞“三争夺”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少奇同志听了很高兴，说:“你反映的这些情况，都是从实践中看到的问题，具有真实性。现在既有上边的意见，又有了你反映的下边的意见，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说毕，少奇同志又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向他行了个军礼，当天和通讯员返回部队驻地沂水的夏尉。不久，当黎玉同志传达山东分局的决定时，半政党性质的“抗协”已改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并逐渐消停其活动，“抗敌自卫军”则编入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序列。统战工作中的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少奇同志的指导下才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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