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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驿站是欧亚大陆交通和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伊朗历史上的驿站以及驿站制度源远流长，萨法维王朝时期驿站的建设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分布更加合理，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驿站在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功能更加多元。发达完备的驿站网络对萨法维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萨法维王朝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有效参与和融入早期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体系提供了交通条件。 关键词 伊朗；萨法维王朝；驿站；功能 作者简介 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教授；李屿萌，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2期。全文如下：
关于萨法维陆路驿站的建筑学研究、对萨法维王朝外向经济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研究，西方学术界已经出版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今尚属空白。本文在吸收西方学界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伊朗国内的相关研究，首先介绍萨法维时期驿站建设及其成就，然后集中梳理贸易驿站的多方面功能，最后对驿站及驿站网络对萨法维王朝的意义进行总结。 一、萨法维时期的驿站建设 “驿站”在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欧语言中都是同一个词，即caravanserai，词源于古波斯的一支巴列维语，是商队caravan和旅馆serai两词的合成词，意思是长途贸易中供商旅休息、补给的“家”和“地方”。萨法维时期的伊朗幅员辽阔，特别是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直接管辖的国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伊朗高原上人烟稀少，山地阻隔，高寒少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政治单元内，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必须通过驿站，否则难以为继。驿站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将各地通过驿站联系在一起，越是偏远山区、干旱沙漠地带越有建设驿站的必要性。驿站之间的距离一般为骆驼四五个小时的旅程距离，即 6个“帕勒桑”（farsakh），相当于28千米。目前伊朗境内保留下来的萨法维驿站，除了少部分位于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克尔曼、内沙布尔等大中城市外,大部分集中在伊朗高原的中心地带和东南部卡维尔荒漠和卢特沙漠边缘地带。 驿站一般为砖石结构的连体建筑，占地面积受限于当地的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大小有一定的差别，大的占地面积达27000多平方米，如伊斯法罕的女王驿站（232.50×117.50米），小的只有400多平方米，如亚兹德的达尔伊加钦驿站（22.90×17.50米)。根据建筑形状不同，分为圆形驿站、多边形庭院驿站、双墙式驿站、高柱式驿站、四墙式驿站及其他种类驿站。建筑式样的多样性及建筑装修的简易性是萨法维时期驿站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驿站内的功能区来说，远离城市、建于偏远地区的驿站一般只有一层，且规模较小，而建于城市中心或靠近城市的驿站则多为两层，一层用来储藏货物，二层用以住宿，建筑规模较前者大得多。从外部看，驿站四周有高墙围护，牢靠坚固，具有良好的封闭性；从内部看，门、窗、庭院的拱廊、门廊、房间均为拱顶和拱形，彼此相连环绕四周。出于防止盗窃、抢劫以及阻挡风沙等考虑，驿站多为单门入口，入口一般设在整体建筑的中心或者四角，门廊高大，方便货物和驮运牲口的进出（一般为骆驼、骡、驴，有时也有黄牛、马等），大门两侧有保安和管理人员的房间，入住驿站的旅客、商人则住四周的客房，房间彼此相连形成一圈，正对着中央庭院。每件客房有壁龛、壁炉，并提供相应的保暖措施，壁龛可以存放客人的杂物，也可以作为祈祷指向的基卜拉（Qbla），壁炉则为冬天取暖之用，客房还提供盖被及御寒的毛毡门帘。入住驿站的经停货物一般存放在自己客房的门口，必要时用遮盖物覆盖。驿站庭院的中央一般为水池，或蓄水沟槽环绕的小花园，水源来自流进驿站的小溪，更多是采用地下暗渠的冰雪融化积水（即坎儿井），大型贮水池修建在驿站的外部，用暗渠引入庭院水池供客人和牲口饮用。由于驿站兼有临时存放商队大宗货物的功能，所以驿站的内部还有专门喂养牲口的马厩区，马厩区主要安置在四周成排客房连接处的空间内，马厩区也专设房间，房内也有壁龛、壁炉，供马夫使用。驿站规模不同，接待能力大小各异，大的驿站可一次性接待400人。这种大型驿站，一般在围墙一角还建有用于警戒的圆柱状或立体状塔楼。整个驿站没有集体厨房，只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利用普通客房作厨房为客人 准备膳食。根据当时欧洲旅行家的记载，部分繁忙的驿站为了满足旅客的需要还专门设有面包房、屠夫、修补匠等店铺，甚至还有供集中礼拜和纳凉的场所，建于大城市的驿站还设有浴室，甚至还有吸食水烟和喝咖啡的专门场所。 驿站的日常经营一般都由驿站所在地地方行政机构直接负责，如，设拉子、卢里斯坦和霍尔木兹等地方省总督，负责从伊斯法罕到阿巴斯港沿途驿站的整体安全和维护，有时总督委派驿站所在城镇或地区的长官兼管。驿站一般全天候开放，以便途经商旅随时入住。驿站入口门旁通常都有名为阿拉夫的小市场，为商旅和本地区居民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入住商队进入驿站后，驿站委派专职人员对货物、牲口和人员予以清点登记。驿站的首要职责是保证商队客人的物品和人身安全，为此，驿站设有专门机构，由驿站经理统领，保安人员负责夜间巡视。按照当时国王命令，商队入住驿站后，一旦货物因盗窃或雨雪等原因受损，驿站经理连同负责驿站安全的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照价赔偿。 驿站建设的投资主体和经费来源，在整个萨法维时代200多年内，不同国王统治时期情况略有不同。在塔赫马斯普国王时期，主要由担任王朝各地军政要职的红头军部落首领齐兹尔巴什（Qizilbash）负责投资建设。到阿巴斯一世时期，各地驿站的投资人是各省总督，但他们的出身不再是红头军首领，而是由国王塔赫马斯普、阿巴斯一世从高加索地方移民中培植和擢用的一批新权贵阶层，即古拉姆（Ghulam），代表人物有萨鲁·塔奇（马赞德兰总督）、穆赫卜·阿里·拉拉·贝格（伊斯法罕皇家建筑总领、造币总监）、阿拉万迪·汗及阿里·库里·汗父子（法尔斯总督）、甘吉·阿 里·汗（克尔曼总督）以及镇守马什哈德的卡拉恰卡伊·汗（呼罗珊总督）等。他们位高权重，地位显赫，在各自主政的省份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公共建筑，如政府广场、清真寺、学校、桥梁河坝以及驿站等，至今伊斯法罕、克尔曼等地还保留着以投资者名字命名的驿站。这些驿站虽然由这些地方官员出面投资兴建，但费用来源不完全由个人 出资，而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与萨法维王朝当时实行的地方财政定额上交中央、盈余自负的赋税包干制直接相关。 在伊朗历代王朝中，萨法维时期建设的驿站数量最多。其中，塔赫马斯普统治时期（1524—1576年在位），为了获得国内极度匮乏的贵金属货币白银，在首都加兹温至西北部商业中心大不里士沿线，修建了为数不多的驿站，直接将奥斯曼帝国东部陆路贸易中心迪亚巴克尔、西部商业中心伊兹密尔，与地中海东岸的最大贸易港口阿勒颇连接起来。随着大规模对外战争的中止和国内政局的稳定，阿巴斯一世在位时萨法维王朝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驿站建设的数量随之空前增加。萨法维王朝200多年建设的驿站主要集中在阿巴斯一世期间，据法国旅行家让·夏尔丹《波斯游记》记载，阿巴斯一世时期修建了1082座驿站。整个萨法维王朝的驿站究竟有多少，各有各的说法。不管怎么样，经历400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损坏，至今单是伊朗境内保存完好的萨法维驿站就有120多座，足见这一时期数量之多。 萨法维王朝全境的驿站分布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各主要城市之间，以首都伊斯法罕为中心，呈不规则的“米”字型向四周发散。“伊斯法罕半天下”的说法不仅形容这里是世界商贾云集之地、商品琳琅满目的国际化水平，而且也指伊斯法罕水陆交通的便捷程度。驿站作为贸易商路上提供后勤补给的中转站点，彼此相连，形成贸易线路，单条贸易线路通过重要城市节点互相连接，从而形成境内繁密而完善的驿站网络，又通过陆路贸易线路与南北两个方向的贸易港口（即北部里海沿岸的拉什特港、阿斯特拉港以及南部波斯湾沿岸的霍尔木兹港、昆港、贾斯克港、恰巴哈尔港）相连接，最终实现了欧亚大陆西部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国际海洋贸易线路互相联通的一体化贸易网络。具体来说，萨法维时期主要陆路贸易线路有以下几条： 东西线：东起萨拉赫斯，一路向西经马什哈德—内沙布尔—萨卜泽瓦尔—塞姆南—德黑兰—加兹温—卡拉季—赞詹—米亚内—大不里士—马兰德，终至西马库。 南北线：北起恰卢斯，经德黑兰—库姆—卡尚—伊斯法罕—阿巴尔古—代哈季—罗巴特—霍尔木兹甘，终至南霍尔木兹港（1622年之后更名为“阿巴斯港”）。 东北-西南线：东北起希尔凡，经戈尔甘—萨里—法拉什班德—德黑兰—萨韦—哈马丹—坎加瓦尔—克尔曼沙赫—阿巴丹，终至西南席林堡。 西北-东南线：西北起马库，经马兰德—大不里士—米亚内—卡拉季—赞詹—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亚兹德—克尔曼—巴姆—班布尔—尼克沙赫尔，终至东南恰巴哈尔港。 此外，萨法维王朝境内通往中亚、地中海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莫卧儿王朝的陆路贸易线路分别是： 通往中亚：起伊斯法罕，经卡尚—库姆—德黑兰—塞姆南—马什哈德—赫拉特—巴尔赫—古盏—谋夫—布哈拉—希瓦，至撒马尔罕。 通往地中海东部：起加兹温，经阿尔达比勒—沙马基区—埃里温，至爱尔祖鲁姆。 通往南亚次大陆莫卧儿王朝的陆路贸易线路即“坎大哈-伊斯法罕路线”，以路途遥远但安全、稳定而为当时的欧洲商人所称道。这条线路始于拉合尔—白沙瓦—喀布尔—巴尔赫—赫拉特—坎大哈—伊斯法罕—设拉子—布什尔—亚兹德—阿巴斯港—霍尔木兹—纳坦兹—巴格达—卡尚，途径沙漠、高山、河谷和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距离遥远，气候恶劣。因为这条线路是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王朝之间大宗货物如棉布、马匹和粮食等物品贸易的最主要通道，因此这两个王朝对沿途安全和稳定都十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条线路还是陆路与海路相连通的贸易线路，是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两大经济体彼此交往，同时共同与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建立联系的交通大动脉之一。 总之，萨法维时期，尤其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兴建了数量巨大的驿站。这些驿站星罗棋布地分布于萨法维王朝的全境，彼此连缀，把王朝各地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了密集而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线路网络，最终形成了“点—线—网”海陆连通的一体化贸易网络；对萨法维王朝发展对外贸易、参与早期世界市场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二、萨法维驿站的功用 萨法维时期大规模兴建的驿站是王朝国力强盛的结果，更是经济繁荣的表现。这些驿站位置明显，点缀在以高原、荒漠为主要地貌特征的伊朗高原及周边一带，为过境的行旅、商队、使节、官员巡检、国王出行、军队出征提供休憩和后勤补给，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 首先看驿站的经济功能。驿站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活跃市场、促进货物流通。驿站与一般旅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位置的特殊性，驿站要么建在城市中心或者巴扎中心，要么建在交通要冲之处，是该地区商业最集中的场所。生产、交易、商队运输和游客接待等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在驿站及其相邻的巴扎内完成，可以说，驿站是城市内部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据夏尔丹的记载，1667—1669年，首都伊斯法罕的城郊共有55座驿站，忙碌地接待来自亚兹德、克尔曼、大不里士、马什哈德、霍尔木兹、内里兹、亚美尼亚、设拉子、卡尚、呼罗珊、伊朗东北地区的国内商队，以及来自印度、巴格达、巴林、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际商人，各种商品在这里存储、展示和交易。商品种类繁多，制衣布料类包括丝绸原料及制品、一般布料、特殊布料、 软棉布、麻布及麻布制品、彩色布料、印花布、针织布料、帆布、衣服里衬、男士衬衫、斗篷、围巾、编织手帕、动物皮、毛毡、不同种类的地毯、鞋后跟等；香料类有烟草、胡桃木、丁香、生姜、辣椒、肉桂、豆蔻、香橼等；食品果品类有馕、水果、李子、黄梅、 梨、杏、佛手柑、枣、葡萄、葡萄干、柠檬汁、苹果油、咖啡、糖果、糖浆、纯露、种子、葵花籽、茄子、核桃等；生活用品类有祷告垫、面具、香皂、伊斯坦布尔纸、眼药膏、玩具、塔、货柜、红木、杯子、水杯、茶壶、大托盘、瓷瓶、水生植物、靛青等；珠宝首饰类 有各种首饰、金、银、水晶、红宝石、珍珠、琥珀、珊瑚、瓷器、银器等。当然，还有一些罕见商品在专门的驿站中完成交易，如制作火药的原料硝石、军事物资马匹等。其二，通过征收货物交易税，驿站还是政府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驿站的投资主体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国家自然是驿站税收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阿巴斯一世对里海沿岸的吉兰、马赞德兰、戈勒斯坦等生丝主产区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的早期，大批量生丝需要运送到南方港口，途径贯通南北的驿站线路时，除了对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和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生丝运输商队国家特许免征关税和过路费外，其他商队和出口货物一律向道路管理员缴纳4%的关税和4阿巴西（当时的银币单位）的通行费。个体商人或者一般旅行者的过路费、租住驿站的费用约1土曼。此外，驿站的接待收入扣除驿站日常经营维护费用外，盈余部分也作为国家收入由地方官员和驿站负责者 代收。阿巴斯一世时期国家财政年均收入为357000土曼，主要源自地租、人头税、 海关税、王室地产经营收入（包括生丝出口收入）、惩腐罚没以及驿站收入等，可见驿站对增加国家收入的意义之大。其三，表现在促进对外贸易方面。伊斯法罕的驿站也是负责接待外国贸易商队的主要地点，招商人员和供应商就商品的采购和销售问题展开谈判和交流，尤其是来自印度的商人总是将大批印度棉布用骆驼驮运到这里囤积、销售。1614年来自莫卧儿帝国的骆驼商队有3000头，1615年有12000—14000头，按每头骆驼从170公斤到400多公斤不同的驮载量来估算，印度出口到伊朗的布匹总量也是惊人的。伊斯法罕城内有10个驿站位置集中甚至相连，形成一个驿站集群，但接待对象按地区和商品类别有不同的分工，如皇家驿站即今伊斯法罕世界广场北侧的皇家驿站（Qayserriyeh）主要供奢侈品交易，塔维拉一号和二号驿站主要供印度布匹和服装交易，拉拉·贝格驿站主要接待金银织布、服装、珠宝和稀有鲜花等印度奢侈品商队，石榴驿站主要接待水果供应商，穆罕默德·贝格驿站主要接待伊朗和中亚的餐具、陶瓷、香水和米商，阿里·库里·汗驿站接待供应皇金银器商队，穆斯塔菲·萨贝格驿站接待伊朗和印度富商，萨鲁·塔奇驿站、亚兹德驿站等主要接待来自亚兹德的奢侈品、黄金刺绣和织锦服装的商人。伊斯法罕的驿站群，其功能已超越了一般的外贸交易市场，特别是其中一些专供进出口贸易货物囤积、转运的涉外驿站，已经具有一定的现代自由贸易区色彩，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外经济活跃程度。 其次是政治功能。萨法维时期的驿站被国王、大维齐尔和将军当作接待邻国、欧洲外宾的临时政治场所的案例多有记载。1601年，阿巴斯一世徒步从伊斯法罕至马什哈德朝圣期间就在位于卡尚的亚兰·比德高驿站会见了俄罗斯大使和欧洲的基督徒。此时的驿站实际上发挥了路宫的功能，统治者在这里休息、等候、迎接邻国大臣和欧洲外宾，并且举行大部分的典礼仪式。位于伊斯法罕的纳坦兹镇的穆尔切哈尔特驿站、女王驿站等都曾发挥过类似的功能，尤其是穆尔切哈尔特驿站，被看作是进入首都伊斯法罕的北门，一般来说外宾事先与旅馆取得联系，以便保证他们的安全，进入首都的前夜先在这里暂住，隔日再穿上荣誉盛装会见国王。建造于阿巴斯二世时期的女王驿站也有外宾接待站的功能，外国大使在这里换乘马匹，由国王派出的礼宾官员到这里迎送外宾进出城，有时还备有皇家象队迎送，以显示外国使节的身份之别。宫廷选择驿站作为招待外宾的场所，完全是因为驿站具有接待外宾的服务能力和设施。当然，在驿站接待过程中也发生过政治事件，如1577年国王穆罕默德·霍达班德得知伊斯玛仪二世去世的消息后，为了继承王位，带领众多齐兹尔巴什统领从设拉子赶到加兹温，途中在丹吉驿站、阿巴斯驿站、大臣驿站停留，这些驿站都发挥了临时宫廷的政治功能。 第三是宗教功能。萨法维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为了促进政治和宗教的融合发展，
对第十二伊玛目什叶派朝拜制度的确立和推行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驿站建设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部分。伊斯马仪一世确定什叶派为国教后，驿站成为朝圣者来往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纳杰夫、麦地那等地首先选择的中继站，其本身还设有祷告室供朝圣者完成日常的五礼祈祷。阿巴斯一世时期，为了显示自己对伊玛目的虔诚以及国家对宗教的重视，曾下令驿站为朝圣者提供免费住宿，对先知和伊玛目后代更是全部免费。1601年，阿巴斯一世从伊斯法罕到马什哈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裸足徒步朝圣，整个行程约1000公里，曾在沿途的36座驿站中停歇。驿站除了接待朝圣者外，在特殊条件下还起到了代替正式宗教场所清真寺的宗教功能。在驿站，朝圣者、商人不仅可以完成日常祷告功课，还可以举行斋月、葬礼这些特殊的宗教仪式。朝圣队伍或商队中如不幸有人患病或死亡，同伴可以就近选择一些合适的驿站作为治疗或者举办葬礼祈祷的临时场所。 第四是军事功能。驿站四周有高墙围护，牢靠坚固，易守难攻；驿站的塔楼本身就是警戒的岗哨；单门入口，封闭性极高，一旦敌人攻入中央庭院，四周环绕的二层客房便变成了打击敌人的有利位置；驿站旁边有市场，庭院中央有蓄水池，保障了战争物资的补给，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驿站本身成为萨法维时期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战略地位重要的驿站之间彼此相连，形成了利于互相支援作战的有效防御前线。在靠近东部边境地区的省份呼罗珊，内沙布尔的阿巴斯驿站一直是王朝军队驻防的边疆前哨；1553年，国王塔赫马细普对抗奥斯曼帝国期间，驻跸丹吉驿站临阵指挥；1597年，阿巴斯一世对抗乌兹别克战役中，军队又驻扎在位于巴尔赫的米尔扎驿站；1603年，阿巴斯一世在对抗奥斯曼帝国时，将位于库尔德斯坦的新城驿 站当作军事基地和士兵休息所。直到后来的恺加王朝时期和巴列维王朝早期，萨法维驿站的军事功能仍未消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加兹温的古尔邦·阿里驿站曾经被沙俄军队当成关押奥斯曼土耳其士兵的战俘营，设拉子的亚兹德哈斯特驿站也曾被英国军队征用。总之，驿站的临时驻防、军事堡垒、后备基地、战俘营等军事功能，从萨法维王朝一直保持到20世纪30年代礼萨汗的编队改革之前。 最后看驿站的社会功能。萨法维驿站的社会功能十分显著，对整个萨法维伊朗的社会文化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驿站不仅是货物存放地、商队休憩所和交易所，而且也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官员、商旅、使节、贩夫、士兵、宗教人员之间进行思想、信息和文化交流的社交场所。在这一方面，伊斯法罕的驿站最为典型。伊斯法罕的驿站不仅数量多，规模大，在公共设施和服务配套方面也更加齐全、完备，尤其是驿站中的公共浴池和咖啡间，完全成为各种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公共场所。商人在这里进行商业贸易、获取商业信息，权贵把这里当作日常的休闲消费场所，平民大众也可以到这里缓解劳动后的疲乏。1673—1677年，单是伊斯法罕修建的浴室就有272间，伊斯法罕的阿里·古里·阿加浴室、国王浴室、雷南浴室都是萨法维时期著名的公共浴室。首都伊斯法罕之外的驿站也有类似的功能，如卡尚的苏 丹阿米尔·艾哈迈德驿站浴室、亚兹德的巴斯·汗驿站浴室、克尔曼的甘贾利·汗驿站浴室都非常有名。如果说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伊朗就兴起了伊斯兰历史上罕见的 “消费社会”，那么咖啡厅、浴室等公共消费场所的盛行则是驿站之“大众消费”的集中体现。对萨法维王朝来说，驿站的社交功能完全可以与穆斯林宗教集体生活的场所清真寺相媲美。 总之，萨法维时期的驿站在整个萨法维时代发挥着多方面的功用。作为王朝境内交通设施的公共基础建筑，驿站不仅发挥了活跃货物流通、联结内外贸易网络和增加国家税收的作用，同时还兼具政治、军事、宗教功能，对萨法维王朝本身来说，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结 语 萨法维时期的驿站建设，一方面提升了基础设施、交通安全、丝绸生产管理和贸易的水平，创造了友好、宽容、和平的贸易和朝圣环境，为人员、物品、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和保障，对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和莫卧儿印度产生过多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集中展示了萨法维伊朗独特的伊斯兰文化风尚，吸引了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俄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君主、商人和旅行家的目光，使伊朗及其驿站系统、热情好客的文化在欧洲更为知名，并在伊斯兰建筑艺术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实现了近代早期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由驿站而形成的贸易商路网络成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货物流通大动脉，对萨法维王朝的政治统一及国内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整合作用，为萨法维王朝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萨法维时期正是经济全球化肇始之际，也是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欧殖民者拓殖活动的逐渐活跃，全球市场初现端倪。面对这一方兴未艾的世界市场，萨法维伊朗的统治者——以阿巴斯一世为代表，从国家层面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予以应对，以自身的要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原料供应和消费市场两个维度有效地融入。萨法维伊朗对世界市场的参与和融入，不仅为伊朗自身带来丰厚贸易收入，为国家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作为早期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中继站和“经济互动连接体”，对全球商品、贵金属货币的供应和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全球性贸易体系发展的历程来看，早在15世纪初欧洲贸易活动涉足之前，成熟且自成体系的环印度洋贸易圈已持续存在将近一千年。欧洲贸易商人在启动全球性贸易市场方面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亚洲各大经济体（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法维伊朗）共同主导的环印度洋贸易圈与欧洲人垄断的大西洋贸易圈通过远洋贸易形式联结在一起，并使之充当了吸纳欧洲垄断的美洲白银资本的世界市场一部分。 总之，在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无论是亚洲物产的西去，还是欧洲掌握的金银贵金属的东来，作为环印度洋贸易圈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萨法维伊朗都发挥了独一无二的贸易“中转站”功能，而这一功能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便是驿站和港口。应该说，正是由于萨法维伊朗发达的驿站系统与阿巴斯港、昆港和拉什特港等海港的联通，再向外通过海上航道与世界市场相连，才使得全球贸易体系的亚洲链条最终实现完整性。 当然，随着18世纪中叶西欧产业革命以及远洋新动力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驿站和驿站网络对联通海陆商业贸易一体化的意义逐渐下降，萨法维时期的驿站也随之失去了昔日的繁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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