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成果】李万春：公元9至12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中的“地方意识”——以《布哈拉史》为例

内容摘要  随着公元9到12世纪呼罗珊与中亚地方政权的兴起，本地民众对于“地域”的认同不断凝聚，“地方意识”也逐渐加强。这也为该区域内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促进了本地区地方历史的繁荣与波斯语历史编纂学的兴盛。本文将以波斯语地方历史《布哈拉史》为例，全面梳理其创作背景，并引入同时期其他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史料，深入探讨中古时期呼罗珊与中亚“地方意识”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区域内历史书写的。

关键词  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历史编纂；中古伊斯兰史学；《布哈拉史》

作者简介  李万春，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亚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全文如下：

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之后，现代学者渐渐地意识到时代与环境已然将伊斯兰历史变成了当代与过去永无止境的问答和辩论，隐喻与修辞也逐渐模糊了历史书写与文学的界限。这种对于伊斯兰史学发展新的认识，使现代学者在使用这些史料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构的时候，变得更加谨慎，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时间与地点对文本流传的塑造，以及叙事与虚构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这种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对公元9到12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的研究上。这一时期，哈里发中央政权的衰落与伊斯兰世界 “地方意识”的兴起将历史编纂推向了转角。呼罗珊及中亚地方政权的崛起，催生了本地史学的繁荣。众多以地方或城市为中心的历史著作（local history）被创作和再创作，《布哈拉史》便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以阿拉伯语创作于 942年，后又被译为波斯语，经历了数次后世的再创作。遗憾的是，该书的阿拉伯语原版已轶，但波斯语版本得以流传至今。 

作为研究中古时期布哈拉、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亚的重要史料，《布哈拉史》被国内外学者频繁引用。自19世纪末，欧美及前苏联有不少学者对该书进行了研究。 其中，又以20世纪50年代费耐生（Frye）对该书的翻译最为突出。而我国学者，大部分都是借助费耐生的英文译本进行研究。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古伊斯兰历史研究在方法与材料等方面的不断更新，译本中的一些纰漏也逐渐显露。因此，本文将从《布哈拉史》的波斯语原文入手，对其创作与被翻译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并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将该书的创作与翻译置于更加广大的语境与时代背景下，探究历史的演进是如何影响9到 12世纪伊斯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的。

一、地方历史的兴起与《布哈拉史》的诞生

由于现存的波斯语版《布哈拉史》有着极其复杂的创作与翻译历史，本文将在第一部分对该书的诞生背景与阿拉伯语原文作者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探讨9至10世纪呼罗珊与中亚地区政治形势的改变是如何推动区域历史编纂学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包括《布哈拉史》在内的地方历史的兴起。 

从已有的波斯语版本来看，《布哈拉史》由纳尔沙希（Abū Bakr Muḥammad b. Jaʿfar al-Narshakhī）以阿拉伯语创作，并于943年呈现给萨曼王朝的埃米尔哈米德·本·伊斯马 利·萨曼（Ḥamīd abū Muḥammad Nūḥ b. Naṣr b. Aḥmad b. Ismaʿīl al-Sāmānī，943-954 年在位）。关于作者，在已知穆斯林作家的作品中鲜被提及，因此我们知之甚少。从其姓名可以推测，他来自布哈拉附近的一个叫纳尔沙赫（al-Narshakh）的村镇。根据 Brockelmann 和 Storey 的研究，纳尔沙希生于899年，959年殁于萨法尔（Ṣafar）。 但这两位学者并未注明这一信息的来源，所以相关信息仍值得商榷。从《布哈拉史》中，可以推断出纳尔沙希的几个相关信息。第一，他活跃于埃米尔赛义德·本·伊斯马利·萨曼（Saʿīd abū al-Ḥasan Naṣr b. Aḥmad b. Ismaʿīl al-Sāmānī，914-943年在位）和埃米尔哈米德治下的布哈拉，因为《布哈拉史》中曾提及他亲眼见过布哈拉的大清真寺，而这一清真寺在埃米尔赛义德在位时轰然倒塌，并于918年重建。 第二，纳尔沙希曾接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学术训练。在《布哈拉史》中，他曾频繁地使用诸如玛德阿尼（Abū al-Ḥasan Maydānī, 即al-Madāʿinī）和塔巴里（Muḥammad b. Jarīr al-Ṭabarī）等阿拉伯语史家的著作。而本书的波斯语译者古巴维（Abū Naṣr Aḥmad b. Muḥammad b. Naṣr al-Qubāwī）也曾提及“本书的阿拉伯语原文是以十分雅致的行文创作的”。在伊朗语为主导的萨曼王朝时期的中亚与呼罗珊，阿拉伯语仍是少数精英阶层与神职人员所使用的语言。因此，只有接受过良好的伊斯兰学术训练的人，才能熟练地引用伊斯兰教经典与阿拉伯语史料，并使用阿拉伯语进行著述。

在《布哈拉史》诞生之前，伊斯兰历史编纂学已经日趋成熟。历史书写也成为了宣扬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宣传手段。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确立了以伊拉克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吸引着来自帝国不同区域的学者不断涌入诸如库法、巴士拉和巴格达等知识重镇，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而在历史学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伊拉克学派，与希贾兹地区的传统麦加与麦地那学派分庭抗礼。伊拉克学派的历史学家大都受到阿拔斯宫廷的资助，并与当地的宗教精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官方的支持下，他们形成了 一种对宏大叙事的偏好，试图通过编年体通史与征服史的形式，追溯从创世之初到穆罕默德，再到伊斯兰的征服这一漫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以确立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哈里发治下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特别是在哈里发政权经历了9至10世纪后麦蒙时代的混乱之后， 伊拉克学派的史家更加希望通过宏大叙事，回溯哈里发昔日征服的辉煌，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这些宣传上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随着各地方政权的崛起，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可避免的走向割裂的深渊。 

伍麦叶王朝后期粟特与呼罗珊的动荡宣告了阿拉伯半岛移民统治哈里发帝国东部边疆的时代开始土崩瓦解。而呼罗珊和中亚的本地贵族，不光通过改宗伊斯兰等方式，得以顺利进入哈里发的核心权力层，成为决定帝国走向的关键，同时也逐渐成为哈里发在地方的代理人，在中央政府衰落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的埃米尔政权，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统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深对自己统治区域中地方意识的构建，促进了本地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在地方政权的资助下，各地地方学派得以发展，地方的历史编纂、文学创作和宗教研究也走向繁荣。这一时段，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似乎也进入了中央与地方的拉锯战。编年体通史与征服史这种体例仍被保留，被伊拉克学派所推崇。而地方学派则以一种新的体例 —地方历史，昭告了地方政权的政治存在与区域自治。这种地方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对一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描述的总和。其中包括对该区域政治家族历史演进的记载、伊斯兰宗教学者生平的叙述、城市构造与宗教景观的描摹、本地经济生活与社会民俗的记录等。在这些地方历史中，历史学家们一方面重构了地方的政治史，强调了地方统治者对哈里发的忠心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籍此确立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重新书写和美化伊斯兰在本地发展的历史，并将其与本地统治者的功绩和伊斯兰教精英的美德进行联系，开始了对自己家乡的“圣城制造”运动。在他们笔下，他们的家乡被描绘成伊斯兰所“荣耀”的地方，在虔诚贤能的统治者与品德高贵的伊斯兰教乌莱玛（ulamāʾ）和华哲（khawāj）的看顾下，闪现出美德与神圣的光辉，甚至可比肩麦加、麦地那、巴士拉、库法、 巴格达等伊斯兰的宗教与学术重镇，与他们一起分享“圣城”的称号。

在9至10世纪伊斯兰世界政治与学术发展的影响下，纳尔沙希以阿拉伯语创作了《布哈拉史》，并将其呈现与萨曼王朝的埃米尔。由此可以看出纳尔沙希创作这部历史是出于以下两方面考量的。首先，随着萨曼王朝在呼罗珊与中亚统治的建立，作者希望借此宣誓萨曼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本书在描述萨曼家族崛起时，曾记载萨曼胡达（Sāmān Khudāh）是萨珊波斯巴赫拉姆六世（Bahrām Chūbīn）的后裔。在阿萨德（Asad b. ʿAbdallāh al-Qasrī）成为呼 罗珊总督之后，帮助萨曼胡达驱逐了敌人，将巴尔赫归还给了萨曼家族，而萨曼家族也从阿萨德这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出于友谊，萨曼胡达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阿萨德，而他就是后来伊斯马利·萨曼（Ismaʿīl Sāmānī，849-907年在世）的祖父。书中还记载，呼罗珊总督阿萨德卒于伊历166年（782—783），但其实这位总督在伊历120年（738）就已经死去。费耐生认为此处为笔误，但从三代人的时间跨度来看，这样的安排，也许是作者刻意为之，从 而为萨曼王朝的崛起增加了一些官方授权的成分。而《布哈拉史》之所以在此特意提起巴赫拉姆六世，也正是因为萨曼王朝自称是巴赫拉姆六世的后裔。

其次，纳尔沙希创作《布哈拉史》的第二点考量是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他区域的穆斯林教宗教精英介绍在本地虔诚公正的乌莱玛看顾下的萨曼王朝都城—布哈拉城的优点与美德。本书的前言部分说“（纳尔沙希创作了一本书）包含了关于布哈拉的描述，它的特点与优点，以及和它有关的一切事物。它描绘了这座城市高傲的品质与传统，这一切来源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保佑他平安，来源于圣门弟子（aṣḥāb）、再传弟子（tābʿīn）与伊斯兰的乌莱玛 （ʿulamāʾ-i dīn）—愿主眷顾他们所有”。而在本书的其他部分，也多次记录本地宗教学者的公正与虔诚、萨曼王朝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这些都为布哈拉城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树立了 威信与荣耀。纳尔沙希也希望借助这些描述，将布哈拉塑造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之一。这种把布哈拉当做伊斯兰教“圣城”的情节，也正是在萨曼王朝时期，逐渐开始在本地民众中生根发芽的。

二、《布哈拉史》的翻译与改编 

在纳尔沙希创作《布哈拉史》之后，这部著作被翻译为波斯语。由于阿拉伯语原文没有流传于世，而波斯语译本得以保存，所以我们无法对两个版本进行对比。但是通过对现存波斯语版本的内容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对《布哈拉史》的翻译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对其从结构到内容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铸。而译者与其后的改编者俨然已经成为了本书的第二或第三作者。本章将对译者与改编者的相关背景进行研究，进一步讨论促成《布哈拉史》翻译与改编的历史原因。 

《布哈拉史》的翻译与改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古巴维于1128 年对本书进行了翻译与改编。对于他的生平，我们无从考证。他可能来自费尔干纳附近的一个叫古巴（Qubā）的村镇。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ī）曾记载，“古巴这地方是突厥人属地最尊贵的城市，在那里有城堡、城墙、清真寺和各种集市”。可以肯定的是，古巴维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他可以流利地阅读阿拉伯语，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引用了其他的阿拉伯语史料。他也在翻译的过程中为本书加入了从943年到1128的历史。在第二阶段，祖法尔·本·欧麦尔（Muḥammad b. Zufar b. ʿUmar）又对《布哈拉史》进行了删改，并于1178年，将其敬献给布尔汗家族（Āl-i Burhān）一位叫阿布德·阿齐兹·本·布尔汗·丁（ʿAbd al-ʿAzīz b. al-Ṣadr al-Īmām al-Ḥamīd Burhān al-Dīn ʿAbd al-ʿAzīz）的哈乃斐学派教长。对于祖法尔·本·欧麦尔，《巴依哈克史》中曾提到，但并未对其进行详细介绍。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手稿，《布哈拉史》在前两个阶段后，基本已经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波斯语版本。第三阶段 对它的改动并不大。一位或几位匿名作者为《布哈拉史》加入了少量从1178年到蒙古入侵时期的描述。

由此可见，现存的波斯语版《布哈拉史》有着极其复杂的流传背景。究其原因，与当时伊斯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在10世纪中叶到12世纪，呼罗珊与中亚地区目睹了伊斯兰历史编纂学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从阿拉伯语历史编纂向波斯语历史编纂的转向。在这一时期，中亚与呼罗珊的阿拉伯语历史书写被保留了下来，但与此同时，大量的阿拉伯语著作被翻译为波斯语，促成了本地波斯语历史编纂学的兴起，最终在13世纪蒙古征服后达到鼎盛，取代了阿拉伯语，成为本地历史书写的主导语言。促成这种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首先，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波斯穆斯林王朝的全盛。自10世纪中叶，阿拔斯哈里发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虽然地方仍旧在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哈里发的控制范围仅仅局限于伊拉克一带。在从伊拉克到河中这片被哈里发征服的曾经萨珊波斯帝国的领土上，崛起了诸如萨曼王朝、齐亚尔王朝（Ziyāriyān，930-1030）、布韦希王朝（Āl-i Būyih，945-1055）等波斯穆斯林建立起来的王朝，而布韦希王朝甚至是在945年直接入主巴格达，将哈里发变为了附庸。这里讨论的波斯穆斯林，指的是在萨珊波斯帝国故土上崛起的伊斯兰地方势力。这一概并不是从现代的“民族主义”角度切入，而是从地域的概念出发，因为这些区域政权很多都是曾经在萨珊时期就盘踞一方的德赫干（dihqān）或地方豪强所建立。他们在伊斯兰征服后，迅速通过皈依伊斯兰教等形式，顺利地完成了地方权利的交接。而在中央对地方控制减弱之后，他们随即建立了自治体制。有些学者（如 S. Enderwitz）在此引入了“舒乌比耶运动（al-Shuʿūbiyya）”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场自9世纪开始波斯穆斯林在伊斯兰外衣 下从政治到文化等多方面“去阿拉伯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波斯民族主义运动在保留了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上，弘扬了波斯文化、增强了波斯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但本文认为，从大量的中古时期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史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本地区并未形成诸如“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等类似于现代民族学的意识与概念，而诸如“伊斯兰”“阿拉伯”及“波斯”等概念更像是对政治地位的理解或是语言层面的区分。由于我们无法以“民族”或“民族主义”等现代概念来理解“舒乌比耶”及中古时期伊斯兰世界的族群凝聚，所以，本文试图从地域的概念出发，将所谓的“波斯穆斯林”定义为在萨珊波斯帝国故土上崛起的伊斯兰地方势力。

其次，区域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与区域内身份认同的进一步凝聚，激发了本地读者了解自己家乡历史的愿望。伊斯兰帝国对萨珊波斯的征服并未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连根拔起，彻底抹去。从法儿斯到河中长期存在的口述传统将本地的史诗神话与民间传说保存。随着伊本·穆格法（Ibn al-Muqaffaʿ，殁于 756 或 759 年）等学者将《列王纪 Shāhnāmah》、《凯里来和迪木奈 Kalīla va Dimna》等萨珊波斯时期的中古波斯语历史与文学作品翻译为阿拉伯语，萨珊波斯的历史记忆也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流传。在本地的波斯穆斯林王朝崛起后， 他们保留了伊斯兰的信仰，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本土文化，将本地在前伊斯兰时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祆教、佛教等宗教的经典作为文化传统，而非异教崇拜，植入了伊斯兰历史书写中。在地方政权的政治与文化宣传下，本地民众的区域认同与地域自信得以加强。最后，新波斯语在区域内成为通用语，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在9到11世纪，波斯语已经借助了阿拉伯语完成了由中古波斯语到新波斯语的转化，依旧保持了区域内通用语的地位，为波斯语历史 书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这三个因素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最终主导了伊斯兰历史编纂学的这一次转向。 

正是在10到12世纪伊斯兰历史编纂学转向的背景下，《布哈拉史》被翻译与改编。古巴维和祖法尔·本·欧麦尔生活的时代，布哈拉作为诸区域政权的首都，已然成为东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之一。而在本地民众的意识中，布哈拉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辉煌已经将其提升为在伊斯兰世界与巴格达同等重要的城市，其文化与宗教地位被认为远在同时期的开罗与大马士革等城市之上。随着本地民众的地方意识与区域认同进一步凝聚，越来越多的本地人想要去了解 他们心中伊斯兰的“圣城”布哈拉以及它的过往，并且是以本地的通用语—波斯语，而不是以阿拉伯语的形式。古巴维之所以对《布哈拉史》进行翻译，正是为了扩大读者群体，让更多的波斯语读者能够阅读这部著作。在本书的前言中，他说“由于大多数读者不愿阅读阿拉伯语 的作品，我的朋友请求我把这本书翻译成波斯语”。从这也可以看出，《布哈拉史》显然已经从萨曼王朝埃米尔的宫廷，流传至更广泛的读者圈中。在编译的过程中，不论是古巴维，还是 祖法尔·本·欧麦尔，仍然遵循了本书的主旨之一—将布哈拉作为伊斯兰教“圣城”的美德与优点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轮对布哈拉的“圣城制造”运动中，他们为《布哈拉史》加入了诸如各地穆斯林到布哈拉朝圣、以及穆罕默德托梦于本地的教长、审判日天使手捧布哈拉城从天而降等描述。类似的记录也出现在诸如《巴尔赫史》等其他中亚地方历史中。

这一时期波斯语对阿拉伯语史料翻译的主要特点是对原作的大胆改写与自由处理。这些改变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作品内容与结构的处理上。在这里不得不提起同时期的另一部著作—萨曼王朝的大臣阿布·阿里·巴拉阿米（Abū ʿAlī Balʿamī，后简称巴拉阿米）对塔巴里的阿拉伯语巨著《历代民族与帝王史 Tārīkh al-rusul wa al-mulūk》的波斯语译本。这部著作是在萨曼王朝埃米尔曼苏尔·本·努哈（Manṣūr b. Nūh，961-976年在位）的授意下进行“翻译（tarjamah 或 tarjuma）”的。作为波斯语对阿拉伯语史料翻译的代表作，巴拉阿米的版本与塔巴里的阿拉伯语原著都得以流传于世。通过对两部著作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翻译”的理解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现代意义上逐字逐句直译的范畴，形成了一种对原作从结构到内容的重铸。他们不再拘泥于原著的体例与结构，而是直接挑选自己需要的部分，借助新的史料进行重铸加工，有时甚至对原作进行评论与批判。例如，巴拉阿米就试图用伊本·穆格法的《列王纪》以及各种呼罗珊史家的作品来弥合塔巴里著作中伊斯兰教创世神话里波斯列王的缺席，进而重新塑造本地历史对伊斯兰的贡献。

对于《布哈拉史》来说，因其阿拉伯语版本的缺失，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上述的对比研究。但也可以从现存的波斯语版本中，推测出“翻译”对原作的影响。与《布哈拉史》同时期的地方历史，如《巴尔赫史》、《撒马尔罕史》、《尼沙普尔史》等，大都是以“传记辞典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的题材创作而成。这种题材着重对本地乌莱玛的生平立传，在其中穿插对历史事件、区域地理等的描述。最后，再按时间顺序将传记编辑成书。例如，《巴 尔赫史》与《撒马尔罕史》就是巴尔赫和撒马尔罕地区的诸乌莱玛的传记的集合。从现存的波斯语版《布哈拉史》来看，很有可能最初纳尔沙希创作的阿拉伯语版也是以传记辞典的形式写成，但古巴维和祖法尔·本·欧麦尔在对本书进行翻译与改编的时候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删改，因为“本书的编辑者（muṣannaf 或 muṣannif）说如果我们叙述所有布哈拉的乌莱玛，这将是卷轶浩繁的工程”。而在古巴维的朋友请求他对《布哈拉史》进行翻译时，他 说“我删去了在阿拉伯语原文中有些不重要的部分，因为阅读这些让人觉得索然无味”。由此看来，译者和改编者可能将原作的结构彻底改变，提取传记中自己需要的部分进行了重新演绎，而原作的传记部分可能仅仅只保留在了“布哈拉的法官们”这一章节中。与 此同时，本书的译者与之后的改编者为了避免让读者产生“索然无味”的感觉，还加入了新的本地史料与一些个人经历。例如，从古巴维对阿布·哈桑·尼沙普里（Abū al-Ḥasan ʿAbd al-Raḥmān b. Muḥammad al-Nīshāpūrī，后简称尼沙普里）的《知识的宝藏 Khazāʾin alʿulūm》的使用，可以看出他试图将《列王纪》或《阿维斯陀》中的故事以及中亚本地的民俗与传说融入对《布哈拉史》内容的重新演绎中。

除了对内容与结构的大规模删改，波斯语对阿拉伯语著作的翻译还体现在对其史料处理方式的革新与简化。在传统阿拉伯语历史编纂中，历史学家（如塔巴里）受到《古兰经》与圣训学研究的影响，试图以“伊斯纳德（isnād）”传述世系的形式将史料按时间顺序进行罗列，以建立起历史书写的可靠性。“伊斯纳德”的形式在之后也被波斯语穆斯林史学家广泛采用。在 10到12世纪这一地区产出的历史著作中，一些波斯语作品（如《巴尔赫史》）保留了相当长的“伊斯纳德”的传述世系。但是，有时过长的“伊斯纳德”在史料中不断重复，使叙事的完整性被割裂，影响了到阅读的连贯性。所以，也有不少的作品对“伊斯纳德”的格式进行了革新。例如，前文提到的巴拉阿米的译本，就对塔巴里的“伊斯纳德”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 有时甚至直接省略。这样处理的后果就是使后世无法精准地辨析史料的来源。反观现存的波斯语《布哈拉史》，仅仅在几处保留了“伊斯纳德”的形式。因此，很可能纳尔沙希的阿拉伯语原本保存了完整的“伊斯纳德”的传述世系，但译者和改编者为了增强叙述的连贯性，将其删减或省略。其中，最长的一段“伊斯纳德”出现在第二十六章叙述萨曼家族崛起的时候。

结 论

本文以《布哈拉史》为例，试图改变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来解释中古时期伊斯兰历史编纂学发展的视角，重新以“地域”或“地方意识”的角度为切入点，对该书的创作与翻译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在对本书波斯语原文进行研究的同时，将其与同时期的其他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史料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对影响9到12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历时性的分析。当历史书写逐渐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它背后所暗藏的说教意味将把它变为一种稳定和凝聚社会的工具，进一步巩固和宣传这个政权所提倡的共同道德与价值观念，最终使受众形成某种对区域物质与精神遗产的共同记忆。因此，在这样的意图下，历史书写必将逐渐从宫阙走向阡陌，变得更加浅显易懂，片言折之。《布哈拉史》的诞生与流传为这样的解释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人们对“地区”的意识在时光的流转中已然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随着“地方意识”在政治与宗教等层面的不断凝聚，在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中被创造与再创造，显现出历史对记忆的涂鸦，成为历史学家和他的时代相互作用下，当代与过去永无止境的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