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节选自笔者所著《活在洪武时代》一书。 自洪武初年，朱元璋便致力于建立一套自中央至基层的教育系统。 在中央，设有南北国子监（中都凤阳府也一度有设）。其中南京国子监先后六次扩容，人数最多时约在七八千人左右，可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在地方，设有府、州、县官学，府学收学生40人，州学收学生30人，县学收学生20人——按洪武四年吏部的统计，明帝国有府141，州192，县1113[1]。以此为据，地方官学收纳的学生数量当为33660人（明代的行政区划总量时常变化，该计算仅提供参考，非是确数）。 在基层，朱元璋于洪武八年下诏，要求地方官府在民间遍设社学[2]，基本办法是每五十户人家必须设立社学一所，延请儒士秀才承担教育任务[3]。这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教育系统，主要职责便是向明帝国的读书人和基层青少年灌输《四书》《五经》和朱元璋的“御制文章”。 国子监与府州县官学，是唐宋时代早已有之的制度，朱元璋扩大了它们的规模。深入基层的“社学”制度则袭自元代，但朱元璋变更了教学内容的重点。 元代也以每五十户人家为一社，办社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耕水平和产量，故“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元代的社长有将社内游手好闲之徒报告给官府的权力（朱元璋将该权力赋予了里长和耆宿，并勒令底层百姓互相举报）。官府接到举报查证属实后，轻则在社里的“粉壁”上点名批评懒惰者，重则罚他们去给本社服劳役（朱元璋针对不再四业之内的游民的惩处措施要严重得多）。社内设教学点是一桩附带的次要政策，仅要求“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覆官司照验。”[4]洪武时代将每五十户人家重新组合为一社，则是纯粹为了创办社学。社学的教学内容也与农事毫无关系，朱元璋在诏书里说得很明白：“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5]——对底层百姓做意识形态层面的“教化”，才是洪武社学的核心使命。 很快，社学便成为了明帝国百姓深恶痛绝的东西。在《大诰初编》的第四十四条里，朱元璋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说： 朱元璋痛骂地方官员，说他们以办社学为生财之道，不许没钱而想读书的人入学，却逼迫那些男丁稀少忙于生计的家庭必须派子弟入学；那些男丁甚多、有必要派子弟入学的家庭，则可通过花钱免去读书的义务。
缺乏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上述情况必定存在。洪武八年对官僚系统的整肃与杀戮，远不如洪武十七八年的程度，官吏们也还有贪腐的空间。但朱元璋回避了另一个问题：正因为社学是他朱元璋亲自抓的项目，且负有“教化”底层青年子弟（一般是15岁以下者入学）的使命，故该政策甫一出台，各级地方官府便全面行动了起来。办社学需要钱，南京一分钱都不下拨，地方官府需要自己想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出血的只能是底层百姓；社学的考核手段是入学率，地方官府为了考核达标，只能去逼迫底层百姓，有钱有门路者逃课，无钱无门路者入学，便会成为普遍现象。 因为社学扰民实在太甚，严重影响到了底层百姓的生计，朱元璋一度被迫下令停办。史书没有记载停办的具体时间，《明太祖实录》里仅称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重新启动社学，下诏要求“民间自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7]。 废而复办，显示朱元璋仍希望以遍布明帝国底层社会的社学来“教化”民众，将百姓们的思想全部管控起来。但这次重启，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便再次因为底层百姓不堪折腾而中止，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底发行的《大诰初编》里提到：“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8]这段话意味着社学在当时已经暂停。 然而，在洪武十九年年中颁布的《大诰续编》中，与知丁法相关的政策里，又出现了“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9]的字样——这句话的前后文意是：朱元璋要求百姓互相监督，若有人读书，邻里之间必须知晓他是在哪里读，是在社学还是在县学，抑或是在州学与府学。如此这般提及社学，显示朱元璋又一次将该手段重拾了起来。这一时期，社学的主要教材便是朱元璋的四编《御制大诰》。直到洪武末年，朱元璋才再次因社学害民，将其由全年开设改为仅在冬季开设，由官员主导改为由民间主导[10]。 相比社学因祸害百姓而发生的反反复复，国子监和地方官学对学子的思想控制要容易得多。 因为校内可以直接实施杀戮。 洪武十五年，国子监祭酒宋讷草拟了十二条禁令作为“国子监学规”，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许，以谕旨的形式镌刻在石碑上，置于国子监明伦堂右侧。学规之中最厉害的一条是： 这是一条典型的口袋罪。“毁辱师长”与“生事告讦”八个字，可以被执法者无限宽泛地解读。语言上让师长不高兴了，行为上让师长有意见，思想上与师长有差距，文字上让师长不能满意，诸如此类，都可以被纳入“毁辱师长”的范畴。向师长提意见，对教学有看法，与同学有冲突……也都可以被纳入“生事告讦”的范畴。 所有口袋罪的出现，皆源于执法者想要创造一种无远弗届的恐怖与控制。洪武时代的国子监学规也不例外。据赵翼《廿二史劄记》，这条口袋罪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宋讷在国子监祭酒任内，“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敛，其酷甚于周兴、来俊臣”[12]，完全以一种酷吏的作风来对待学子，以落实学规为名，行思想监控之实，严格管制学生的一言一行，以致每月都有学子在强制监禁中饿死或者自缢。 宋讷的残酷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其中一位是国子监的助教金文徵。洪武十八年，金文徵找到自己的同乡、吏部尚书余熂，二人商量出了一个以年老为由让宋讷退休的办法。宋讷当时75岁，早过了退休年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曾制定过一个文武官员年过六十即可退休的政策）。结果，宋讷未被赶走，金文徵和余熂，以及一批国子监的相关人员，却丢掉了性命。缘由是宋讷接到吏部的退休文件后，没有直接离职，而是跑去向朱元璋辞行，向朱披露了退休乃是被迫并非本意的信息。朱元璋一直很满意宋讷以酷吏之法管束国子监学生，不在乎他在国子监内草菅人命的滔天罪过。朱先是下令将余熂与金文徵二人抓来拷问后诛杀，又下旨让宋讷回国子监继续担任祭酒。[13] 宋讷于洪武二十三年年老死掉后，国子监内的这种高压并没有丝毫放松。原因自然是朱元璋尚在。国子监仍是一个对学生实施严苛的思想和行为监控、旨在培养奴才的所在。洪武二十七年，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甚至将一颗血淋淋的头颅直接挂在了国子监的大门口。 头颅的主人名叫赵麟，是国子监的一名学生。他被杀害的原因，是受不了学校的虐待，在校内贴了一张抗议贴。官方发行过一本由朱元璋授意编写的《赵麟诽谤榜册》，对赵麟展开过一场全面批判[14]。由朱元璋的训词推测，抗议贴是匿名的。但匿名敌不过地毯式的审讯排查，赵麟终于还是被找了出来。按国子监学规，赵麟的罪名是“毁辱师长”，顶格惩罚是“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朱元璋觉得这样不足以制造无远弗届的恐怖气氛，遂法外加刑，下旨诛杀赵麟，再命人寻来一个大竹竿，将头颅挂在上面上，立在国子监门口。 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召集国子监师生训话。他在训话中怀念起了已死掉七年之久的宋讷，“学生们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呀，学生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所谓的“严肃”与“循规蹈矩”，换一种说法，便是老老实实做奴才，绝不乱说乱动。然后，朱元璋开始批评，说宋讷死后新换上来的国子监祭酒全都不行，“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都改坏了”。他告诫在场的学子们，必须严格遵守宋讷定下的规矩，“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 末了，他搬出了上一年被他挂在国子监大门口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如此恐吓众学子： 朱元璋再次祭出了鼓励告发的老招数：以后再有人敢像赵麟那样，对学校、师长或者朝廷不满，贴那不署名的帖子，众人可以告发他，也可以直接将人绑来，赏赐大银两个。之前若有人贴过无名帖，知情者也可以告发或直接绑人，同样赏赐大银两个。贴无名帖之人会被凌迟处死，脑袋会被挂在国子监门口，家产会被抄没，家人会被集体流放至蛮荒之地。此次讲话之后，鼓励告密与凌迟枭首，便成了国子监的新校规。 这种思想管控与行为打击，既针对学生，也针对教师。明代国子监内设有“监丞”之职，主要职责是对教师实行“纠举惩治”，也就是监视教师是否有不当言语和不当行为，教学上是否有超纲越轨之处；同时也监视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是否存在异动。地方官学也设有相似的职位，名为“提举官”。由朱元璋授意制定的学规当中，有这样一条：“敢有妄生异议，鼓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16] 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对教学内容的严格审查，尤其针对教师的讲义。国子监教师讲课的前一天，须“具讲义稿呈内阁及勋爵知经筵者阅订，有痴句，则批驳令自改正。改已，复编呈之。虽至再三必改定，乃缮写一本呈”[17]，必须把讲义稿呈送给内阁等部门审查，若发现其中有不合适的内容，便要批示驳斥并责令改正。改完后再呈送给相关部门审查。直到最后没有任何问题，才可以拿去课堂上宣讲。 自国子监到地方官学到基层社学，采取以上种种举措，皆是因为朱元璋对洪武教育系统的定位，非是为了造就人才，而是为了造就奴才[18]。 |
|
|
来自： 知易行难nev5ph >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