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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治理术的自由主义的诞生 治理术的提出意味着福柯将在更为复杂的视域中处理国家问题。福柯此前已将国家理解为个体化技术与总体化程序的巧妙结构，但他日益意识到原有设想过于简单并尝试发展关于国家的更全面分析。其更新了的观点是，现代国家决不完全是导致现代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其权力模式也决不完全等同于生命权力。现代国家必须始终承担起行使政治权力与生命权力并调整二者及其相应对象（法权公民与生命个体）之关系的战略职能。因此，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术特别是其自由主义形式，需重建这两种权力形式及其融合、调整与重铸的谱系学，需查清人口概念与政治经济学在此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福柯指出，关注个人及全体福祉的主要来源可追溯至古希伯来人以牧者-羊群关系为模型的牧领权力概念。在此传统中，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是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即“主是我的牧者”，个人成为能够被认识、其福祉得到呵护的对象。然而，该模型虽在其他文化中有所展现，却未能获得它在古希伯来人那里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古希腊城邦发展出与其相对的“城邦-公民游戏”模型。这在柏拉图的学说中尤为明显，个人成为以城邦为政治法律单位内享有其自由和权利的公民。换言之，“牧者-羊群游戏”与“城邦-公民游戏”是生命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原初隐喻，是尚且未能取得彼此关联性的不同形象。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才使得神学的牧领转换为世俗的关切。但福柯实际并未深究个中原因，而是意图捕获该转换的话语踪迹，尝试在狂热反思治理的宏大背景下理解所谓的“国家理性”文献。他以黑尔特别是德·拉佩里埃的观点象征化了该反思时代及其背后的理性形式。德·拉佩里埃认为，“治理就是关于事物的正确处置，是为达到适当目的而进行的安排”。福柯的相关解读是，既然进行治理就是治理异质而多元的“事物”，且其目的内在于治理对象而不具超越性，那么该定义意味着一种世俗且自主的治理艺术的诞生，而此治理理念应用于政治，其最初结果就是国家理性的出现。国家理性不仅质疑基督教关于明智审慎治理的教义，而且反对以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理念。换言之，国家理性认为，尘世的治理不再是以神法为模型、得到神授的君权统治的“神学—宇宙统一体”的一部分，也不是为维系和巩固君主及其公国的脆弱关系而玩弄权术的技艺，而是尝试依托并通过发展一定知识形式、特定技术来保存与强化国家力量本身的治理实践。它既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涵盖国家内部的关系：对外发展一套“外交军事技术”，以维持和增加本国相对于他国的实力；对内要求实施管理日常生活细节的治安（police），通过重建秩序来增长构成国家力量的各类要素。然而，按照福柯的解读，正是在以国家为本位的治理实践中，关注个人及全体福祉的牧领治理艺术成为世俗政治的一部分，并转而最终为自由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一般框架。而这一切恰是通过人口这一概念装置的生成和转换得以突破和完成的。 根据福柯的说法，位于国家理性背后的治理知识型是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尚不具有后世的现代意义，而仅仅指代君主或政治家对于国家的明智管理，即传统理解中的“家政学”“家庭管理的艺术”。他的言下之意是，有所突破的国家理性仍受困于家政管理模型，在此时期实质上“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家庭”。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发展国家力量的要求本身促使人口概念进入视野并发挥关键作用。起初，国家理性仅给予其臣民个体以有限关注，其根据和局限均在于人口的数量就是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这一观念。在此背景之下，增加人口数量并确保其成员勤勉构成从政治算术、重商主义到治安科学在内的全部治理话语和技术的核心议题。然而，这种作为臣民个体之数量总和的人口概念，随着人口普查的发展、人口统计学以及流行病学技术的进步，在18世纪末让位于一种全新的人口概念。作为有其自身规律的客观现实（层面），该人口概念引入了若干核心修正：首先，截然不同的被治理者概念。人口的成员不再只是政治臣民，也是活生生的劳动着的社会性存在；其次，人口根据生老病死、健康长寿问题等得到界定。人口不仅是生命个体的集合，也是有其演变历程的实体；最后，人口构成为集体性的实体。由此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对于人口的研究能够获得一定知识，但这种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无法还原为构成人口的任何单个成员的自我认识。借助于上述修正，人口概念成为克服家政模式以及主权框架的关键：因为面对作为客观现实的人口，家政模式“太过狭窄、不牢固、太脆弱”，而主权框架也“过于庞大、抽象和僵化”。换言之，依托作为治理工具、目标、层面以及问题式的人口，要求优化生命、呵护全体的生命政治得以诞生，因而不仅发端于“牧者-羊群游戏”模型的生命权力得以完全融入现代国家职能之中，而且使得批判治安与国家理性“治理太多”的自由主义治理理性及其知识形式即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 如上所述，人口已成为治理的工具、目标、层面以及问题式，并使得作为批评方式和治理理性的自由主义成为可能。大体而言，人口及其治理对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应以非政治的外部领域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来限制、调整乃至重塑国家治理的领域、技术与理性，而国家治理本身必须服务于非政治的外部领域并确保其安全。所谓非政治的外部领域，是不可还原为君主之意志，但却能够为特定知识形式所把握的现实总体。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自由主义治理在其自身机制无法完全穿透的外部寻求关于自身的限制原则，而此种思考方式只有借助于人口概念才是可能的。我们尝试以经济（作为表征治理之外部的方式之一）以及关于其知识的政治经济学更为具体地阐明这一点。 福柯的观点是，首先可发现一种仍纠缠于君主权、作为秩序和法则的经济概念。这在重农主义者的著作中有着最为直接的体现。譬如，米拉波写道：“君主的治理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领导人的艺术；它是一种通过遵守构成了自然法则和经济秩序的自然秩序和物理法则来提供他们的安全和生存的艺术……”也就是说，重农主义者不仅提出了先在且自然的经济秩序概念，而且强调必须按规律办事：君主能够认识该秩序，关于该秩序的知识是其制定政策和实施治理的根据。因此可以看到，弗朗索瓦·魁奈的《经济表》，作为对经济运作机制的抽象再现，意在表明统治者可在监控经济活动的同时使得自由的交换体系成为可能。按照福柯的说法，一方面存在着“经济和政治的相互透明”，另一方面君主必须“从政治上的能动转变为与经济过程相关的理论上的被动”。在此意义上，作为“准自然”的重农主义经济概念是批判治安科学操控一切的行事风格的有缺陷的开端和先声。 其次，出现了经济君主权（economic sovereignty）的不可能性观念。与试图再现经济运行的魁奈《经济表》相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特别是其“看不见的手”隐喻可被理解为所谓的“经济过程的良性不透明”：对国家而言的最佳结果是由在市场交换中逐利的个人行为产生的，但该结果究竟是如何实现的，除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参与者和国家均无从知晓。由此出发，治安科学与重农主义被彻底颠覆，因为既不存在能够决定全部经济交换的君主权，也不存在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和谐一致。对此，柯林·戈登曾不无夸张地指出，通过为作为认知主体的国家或君主设定界限，斯密所开创的自由主义是堪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国家理性批判”。这就是为何福柯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政治经济学即便对治理技艺而言是一门“侧面科学”，且无法成为治理理性本身，但自由主义治理却要以政治经济学的教义来重组国家和社会制度。这也就是此前已概述的，自由主义治理必须以其外部、政治必须以非政治为自身限制原则和服务对象。因此，所谓的“自由放任”口号的本义，尽管包括剥夺国家或君主横加干预的特权，但不能照其字面含义诠释为彻底放弃管控，而只能被恰当地理解为必须在尊重被统治者之自由的同时，引导他们以合乎市场参与的方式行使自由；所谓以上述特定方式行使自由，恰恰意味着建立“自然过程”的有效运转所需的安全机制：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根本目标……是国家干预，具有确保经济过程或人口固有过程的自然现象之安全的基本功能”。总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标识的治理外部及其安全，成为自由主义能够怀疑治理太多又有所干预的永恒工具。 但需指明的是，福柯的治理术批判认为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只是一种构造。自由主义所理解的经济，绝非有待发现的先验存在对象或真理，也不只是因资本主义交换已成历史性存在的“第二自然”，而是出于管控和促进之目的而发明它的治理实践体制的话语构造物。换言之，作为现实对象的经济与作为话语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同时诞生，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以前者限制后者的原则是自由主义治理（实践）的发明。因此，福柯的理解是釜底抽薪式的，即以上述原则或其变种展开的一切政治批评都在无意识地与自由主义共谋；另一方面，福柯的治理术批判认为生命政治并没有穷尽人口的所有方面，关于显现在人口层面的生命和经济的治理及其理性之间存在分歧。正如迪恩所言，福柯意识到自由主义既是生命政治的一种形式，又与后者处于持久的紧张关系之中。在福柯的治理术批判叙事中，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并不与政治和治理的领域有着相同外延，它并不必然倒向以大屠杀为终局的现代种族主义。无论是经济治理还是公民权利，都要求限制生命政治为优化生命而导致的中央权力及其机构的膨胀。这就意味着，对于福柯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而言，问题不在于简单拒绝或谴责生命政治干预，而在于因始终意识到其危险而采取的管理方式。这就是福柯指出的，“在一个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人自由企业的制度中，如何能考虑人口现象及其具体影响和问题？以什么名义并根据什么规则可以管理它？”事实上，自由主义利用了主权理论和实践的资源以及对于作为自然过程的经济的发现，寻求在生命政治的命令、司法—政治主体的权利与经济治理的规范之间取得平衡。迪恩之所以一再强调福柯上述见解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此。 治理与治理术批判是福柯再-问题化权力分析的表征和成果。通过将治理与治理术批判及它们引入的重要修正置于福柯思想深化发展的背景之中，我们能够更为准确把握他致力解决自身思考盲点的深入探索；通过强调其关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理解，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领会他挑战传统批评范式、推进批判理论更新的实质贡献。因此，福柯关于治理与治理术批判的理论分析与历史研究，特别是有关治理实践中知识、技术以及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对于帮助我们注意传统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所疏忽的方面具有重要启示。但另一方面，治理与治理术批判对于国家和抵抗的处理本身因其方法论前提而存在根本缺陷。由于秉持反经济还原论的权力分析立场，片面强调国家（治理）战略开放性、领域范围流动性，治理与治理术批判预先不正当地剔除了权力关系、国家治理本身的社会结构规定性，从而必然牺牲掉了国家机器的阶级性本质。可以说，治理与治理术批判只是将福柯早前在国家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彻底发展为如下结论：国家无非是权力网格中不具优先性的纽结之一，是多中之一。恰如一些论者辛辣地指出的，就现代国家意味着垄断战争、暴力以及行政管理的手段而言，这种还原或降格意味着类似于社会中任何其他权力团体或组织一样的国家根本就不配拥有国家之名。此外，治理与治理术批判更多只是站在始终质疑一定治理方式的统治者角度，不仅轻视了其他角度及它们引发的冲突的价值，而且暗示政治史仅为具有同等价值的治理术更替或组合的历史，抵抗的理由无非是“不愿被如此这般治理”。有鉴于此，如何在方法论上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反制福柯的谱系学分析，真正推动问题化方法（problematization）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益结合，从而助力于当代中国的治理进展和理论进步，仍是一项有待深入展开的基础性工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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