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近20年来，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个人作用重新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致力于探索领导人的个人传记性因素（biographical factors）与其政治行为的关系，形成了一股新的研究浪潮。这种新研究以“领导人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基本假设，主张个人传记性因素会对领导人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将这种研究路径称为政治领导的个人传记方法（the personal biography approach to political leadership），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将常被提及的一些个人传记性因素划分为个人社会化经历和基本归属特征两类，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影响领导人行为的潜在机制。同时在方法论上，本文还讨论了领导人个人传记方法研究可能存在的三个内生性问题，以及现有文献的其他不足，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为未来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PS:顶刊译评由政治学评介外文编译团队义务提供，团队坚持分享、翻译学界研究成果，旨在方便大家了解更多的学术资讯，为促进国内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如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多多批判指正，期待您在后台给我们公众号留言，或添加政治学评介的官方编辑部微信-政评君（Z-Pjun）。我们也诚邀志同道合的学友加入我们，共同领略政治学的风采，为学术公益贡献力量。 # 作者介绍 #    Dan Krcmaric，西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安全、国际法和人权等领域； Stephen C. Nelson，西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研究主要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 Andrew Roberts，西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兼副主席，研究主要涉及民主质量、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问题。 # 文章来源 # Krcmaric, D. , S. C. Nelson, and A. Roberts. 'Studying Leaders and Elites: The Personal Biography Approa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2020). # 期刊介绍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年鉴)，2021年影响因子为12.077。 一、导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领导人个人政治重要性的传统观点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政治学学者们曾广泛地接受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格言：“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有影响力的学者在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时就非常重视领导人的作用；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对政治精英进行了诸多描述，尤其是中国和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总统政治的相关研究也密切关注任职者的个人特征。 之后，政治学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开始回避对领导人个人的研究。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里程碑式著作问世后，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强调国际体系层面的结构，而忽视了针对领导人的个人层面分析，一些人甚至认为以领导人为导向的研究解释“更多的是历史和传记研究而非社会科学”，是不科学的；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则更多关注立法者，其早期研究常得出模棱两可的结果。因此，该领域转向了制度主义和战略研究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个体精英的研究。 然而最近，对个体精英的研究戏剧性地再度流行起来。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现实世界中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反事实假设——如果佛罗里达州那五百多张选票投给了阿尔·戈尔而不是乔治·布什，美国还会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吗？如果不是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美国在对外贸易、北约联盟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会有所不同吗？另一方面则是方法论上出现的创新，使学者能够针对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问题做出更可信的推断。 本文关注的正是这一新的研究浪潮。以领导人为中心的新研究超越了早期的“伟人”研究路径或对精英重要性的普遍确信，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观点：领导人的个人属性特征和生活经历会以一种系统的、可预测的方式影响重大政治结果。本文回顾了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研究，并采用了一个广义上的“领导人”定义——包括了国家和地方行政官员、内阁官员和议会议员在内，对上述这个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得出了以下三方面收获。第一，作者概述了四种不同的机制——信仰与价值观、能力与技能、物质利益以及其他人的看法，领导人的个人属性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的。第二，作者发现了一些研究空白，在这里，每个次领域可以扩展其研究的个人传记特征，例如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国家元首研究相比，国内政治领域有关立法议员的研究会更加关注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影响。第三，不同的子领域创造了研究领导者和政治精英的不同方法，可以相互借鉴彼此的方法，本文为这些不同的方法提供了示例。 在下文中，作者首先阐述了个人传记方法背后的基本主张，并解释了这种方法与其他以领导人为中心的研究的区别；其后讨论了近期研究所强调的具体的个人传记性因素，包括教育背景、服兵役情况和先前职业等个人社会化经历，以及年龄、性别和民族认同等基本属性特征；再后，作者重点介绍了领导人个人传记研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并简述了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最后，作者还讨论了一些其他重要问题，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领导人研究的个人传记方法 个人传记方法背后的基本主张是清楚了当的，即领导人的个人属性特征和先前经历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吸引了许多记者、专家，乃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士去研究，但政治科学模型依然缺乏这类信息。相关的理论模型常常将领导人看作一个黑箱，领导人都会以相似的方式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和机遇。个人传记方法及相关的研究则不同，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致力于梳理领导人传记，寻找具有全面影响的、具有共性的重要个人属性和生活经历，打开黑箱，去审视这些个人层面的属性和经历对政治结果的影响。 个人传记方法依赖于一个重要但常常未阐明的假设：领导人一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如下文所述，当精英拥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时，传记性因素在研究其行为结果时可能非常重要，而在受限较多、自主权相对较低时（如唱名表决时），传记性因素就可能变得无关紧要。 在研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背景之前，学者们首先需要解释个人传记特征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重要。图1展示了常在个人传记研究中被提及的四种理论途径，将领导人的传记性特征与领导人的行为联系了起来，即个人传记性因素可能会影响领导人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能力与技能、个人物质利益以及他者对这一领导人的看法，并进而影响政治结果。  1、传记性因素可能会影响领导人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这些信仰因素构成了政治家的世界观，比选举考虑和政党纪律等因素更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政策偏好和优先事项选择。许多研究认为信仰与价值观是后天形成的，但个人传记方法认为它们是由领导人天生的属性特征和就职前的社会化经历所塑造的。 2、传记性因素可能会影响领导人的能力与技能，即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先前的社会化经历会使他们掌握某些特定问题领域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可能会促使他们在这些领域中投入更多。而领导人的技能既可能有助于领导人连任等个人利益，也可能将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等更广泛的社会结果。 3、传记性因素可能会影响领导人追求特定政策议程的动机，即领导人个人在经济上或选举上的利益。一方面，领导人或会受到其早年的职业关系和个人投入的影响，更偏向于做出有利于自身或其原属部门同事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领导人也可能会受到种族、性别等个人属性特征影响，为获得某些人群的选票而作出特定的政策选择。 4、传记性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人对领导人的看法。一方面，领导人的一些背景特征会塑造其他人对其能力、身份地位和目标取向的看法；另一方面，这些看法也将间接影响领导人的行为。例如，女性政治家要获得与男性政治家同等的尊重，可能须要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 三、领导人的两种个人传记性因素 具体来说，重要的领导人传记性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与领导人的行为或政治结果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将各种因素分为个人社会化经历和基本属性特征两种，前者指一些自我选择的成长经历，如教育、服兵役和职业经历，后者则指年龄、性别、种族族裔身份等天生的、难以改变或无法改变的特质。 对于这两类传记性因素，政治学的不同子领域中，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元首的社会化经历，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研究则更关注在个人属性特征方面更加多元化的立法机构。本文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同时也突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 在以下两小节中，作者考察了一些主要研究，以探讨个人传记性因素影响政治领导人行为的机制，并介绍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尤其强调了一些最先进的设计，如自然实验、断点回归设计和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双重差分模型，最后还讨论了不同文献所关注的特征因素的重要差异。 （一）个人社会化经历 1.教育水平与类型 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关键的成长经历，能够通过图1中所展示的四种机制对领导人的行为结果产生影响。首先，许多学者研究了教育通过能力机制产生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领导素质或能力的可靠指标。贝斯利（Besley）等人就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往往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关，其他一些学者也将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政治前途、全国小学教育水平和政治腐败水平等联系起来。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卡恩斯（Carnes）和卢普（Lupu）通过自然实验和断点回归设计考察了大量不同的因变量和各种类型的领导人，发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领导人、行为结果如何，他们的政治行为都几乎与是否拥有大学学历没有关系。同样，其他一些学者也发现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不牢固”，也并不能影响国际冲突。 其他学者则强调教育通过价值观、利益和他人看法的机制发挥的作用。简单地通过领导人是否拥有大学学位来衡量教育的影响会忽视很多内在的差异，因为可能实际上只有一些特定领域的教育才能起到相关的作用。在塑造价值观方面，吉夫特（Gift）和克玛瑞克（Krcmaric）强调了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与民主化之间的联系，认为西方的大学教育使未来的领导人社会化、拥护民主并积极地建立跨国联系，进而改变他们对民主化的战略评估；一些有关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也将在美国经济系接受过研究生训练这一特定教育背景与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紧缩等一系列政策结果联系起来。 在影响其他人的看法方面，纳尔逊（Nelson）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美国顶级经济系接受过培训的国家领导人更值得信赖，会给予该国更慷慨的贷款。在获取利益方面，学者主要关注经济、金融管理等专门领域的教育背景。例如弗洛雷斯（Flores）等人发现，信用评级机构也会给予由受过经济和金融专业培训的领导人带领的国家以更高的信用评级。 总的来说，以上研究突出了领导人所接受教育的学历背景以及研究领域的潜在重要性。有关领导人教育的现有前沿研究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育背景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指代能力吗？聚焦于更为精细的指标，或将有助于确定具体哪些类型的教育背景与领导人素质相关。第二个问题是，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主要关注领导人所接受的经济学相关教育培训在经济政策和绩效方面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工作应该更加关注其他教育培训领域，及其在社会、文化政策等其他范畴上带来的成果。 2.军事经历 有关军事经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军事经历对政治精英价值观的塑造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军事训练的过程会使受训者更易接受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另一种观点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军事经历尤其是亲身参与战争的经历，会使得军事领导人对使用武力持有更谨慎的态度。盖尔皮（Gelpi）和菲弗（Feaver）对美国政府内精英阶层中的退伍军人进行了研究，发现退伍军人在内阁或国会中的比例增加后，美国挑起国际争端的可能性更小了，但一旦它卷入了争端就会使用更高级别的武力。卢普顿（Lupton）也发现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国会中有军事经历的议员更倾向于限制军队的海外部署。 与有关教育影响的研究一样，学者们也对有过军事经历的政治领导人进行了细分，得出了更细致的衡量标准。霍洛维茨（Horowitz）等人指出，受过军事训练、自认为是军事专家但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领导人最容易发动战争。其他学者还研究了叛军经历的作用，认为通过叛乱获得控制权的国家领导人可能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可能发展核武器，挑起国际争端。 从“军人-文官”的简单区分到对具有不同军事经历的领导人进行细分，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有待发展，如关注叛军领导人自身的特点、童年时期的战争经历对领导人成年后的决策影响等。另外，现有文献几乎只关注军事经历对领导人与安全议题有关的信仰、价值观、能力以及对手看法的影响，未来学者们也应更多地探索非安全议题领域的相关问题。 3.职业与社会阶级 早期有关社会阶级的研究往往认为社会阶级对领导人价值观的影响是微弱且难以确定的。卡恩斯（Carnes）和卢普（Lupu）指出这是由于当时的研究对社会阶级本身以及领导人行为结果的评估不准确，或将社会阶级等同于教育、收入而非职业，或侧重于关注高度受限的唱名表决而非约束较少的政治活动结果。卡恩斯的研究发现，由于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往往比其他议员更开明，他与卢普还在有关拉丁美洲立法者的研究中得出阶级“有时很重要”的结论。 最近的一些研究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了行政领导的范畴，发现有蓝领职业背景的政治精英对扩张性经济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更为友好。哈约（Hayo）和诺伊梅尔（Neumeier）指出，具有较低社会阶级背景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首脑更倾向于增加公共赤字。戈尔曼（Göhlmann）和沃贝尔（Vaubel）也发现有工会经历的央行行长往往对通胀更友好。支持再分配政策的物质回报比支持自由市场政策低，因此这些研究似乎主要强调价值塑造机制。 相比之下，多数有关职业背景影响的研究更强调利益机制，认为政治家们会更加支持对自己之前所在行业有利的政策。阿道夫（Adolp）的研究表明有财政部门履职背景的央行行长更不喜欢通胀，乔希姆森（Jochimsen）和托马修斯（Thomasius）关于德国各州预算平衡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有财政部门背景的部长倾向于施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实行更低的赤字预算。 强调利益机制的现有研究还专门关注了一些具有特定职业背景的领导人的行为。首先是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绍科尼（Szakonyi）针对俄罗斯的相关研究则得出了较负面的结果，表明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会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来为其公司牟利。与之相反，维特科（Witko）和弗里德曼（Friedman）、比奇（Beach）和琼斯（Jones）的研究都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家的从商经历并不会对国会的商业活动或政府的经济政策效果产生明显的影响。司法体系中的政治家也一样，由于通过的法案与实践密切相关，议员们的投票选择往往是他们个人利益需求的结果。梅特（Matter）和施蒂策（Stutzer）发现美国国会以及17个州的立法机构中律师出身的议员在侵权法改革问题上的投票与其他立法者存在差异，在其他问题上则没有不同，汉森（Hansen）等人的研究也指出身为保险人的议员会更支持美国各州保险业的立法议程。 总之，早期的研究对政治家社会阶级与职业的影响持怀疑态度，新的研究则肯定了这些因素的作用。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尚无定论，即当涉及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时，政治领导人的职业和社会阶级背景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对此，福尔曼（Fuhrmann）最近的研究认为由商人政治家领导时，北约国家受领导人利己主义偏好的影响会在国防上的支出更少。 4. 从政经历 政治领导人常视自己早年的从政经历为升迁的资本，但很少有研究探讨这一因素是否真的能够影响其工作绩效。人们可能认为这种经历能够显著提高领导人的能力，波特（Potter）的研究发现随着任期的推进，美国总统会更少参与暴力冲突中，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先前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但沃尔登（Volden）和怀斯曼（Wiseman）却发现早年从政经历的影响是有限的。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领导人顾问的经历与领导人自身的经历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二）基本属性特征 1. 性别 性别问题在领导人与政治精英研究中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女性行政领导人较少，这些讨论通常以女性议员为研究对象，关注她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她们对医疗健康、教育、家庭、住房和妇女问题等领域的更多重视上。一些学者通过自然研究或准自然实验对女性代表的偏好进行了研究：麦克唐纳（Macdonald）和奥布莱恩（O'Brien）比较了在美国同一地区的男女议员，发现他们在优先事项选择上存在差异；查托帕迪亚（Chattopadhyay）和迪弗洛（Duflo）针对印度村委会负责人的研究发现女性负责人会在与妇女相关的公共物品上投入更多；关注印度州议会选举的克洛茨菲格拉（Clots Figueras）则发现较低种姓的女性议员在健康、早期教育以及有利于女性的法律方面投入得比男性议员更多，较高种姓的女性议员则不然。 在能力方面，沃尔登（Volden）和怀斯曼（Wiseman）发现当处于少数时，女性议员推动立法的效率会高于男性，因为她们更善于建立共识，但当她们处于多数时情况则相反；一篇早期文献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女性议员优先考虑的是“将事情做成”而非获得控制权；巴恩斯（Barnes）在一项针对阿根廷的研究中也指出由于女性议员通常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她们会比男性议员更善于合作。安齐亚（Anzia）和贝里（Berry）的研究则证明了美国国会中的女性议员比男性议员更能为其选区获取资金、更能有效地推动立法。但是，一些研究则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费雷拉（Ferreira）和吉奥科（Gyorko）考察了美国5500次市长选举，认为领导人的性别对政府规模、政府支出、就业以及犯罪等政策结果没有影响。 声誉效应——其他人的看法在性别问题中也很重要。在国际政治领域，科赫（Koch）和富尔顿（Fulton）的研究认为国家元首的女性性别没有对现代国际冲突产生影响，而杜比（Dube）和哈里什（Harish）却通过自然实验证明了在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女王比男性国王更容易发动战争。蔡尔兹（Childs）和库鲁克（Krook）认为只有当女性成员的席位达到一定数量，她们才能在立法机构中发挥影响力，这或许也属于声誉效应的问题。 总之，相关的研究似乎表明，女性政治家不仅拥有与男性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风格，还具备更强的能力。要进一步确定这一结果是普遍还是某些文化和制度结构的特定产物，需要将这些研究扩展到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更广泛的探讨。 2.种族、族群和宗教 有关领导人种族、族群和宗教的研究大多关注的问题是是政治家是否会做出向自己所处社会群体倾斜的决策和行为，通常会强调这些因素通过价值和利益机制产生的影响。对此，不同的学者持有对立的观点：有的学者主要以议员或较低层级官员为研究对象，从族群利他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持积极态度；有的学者则主要以国家领导人为研究对象，强调所谓的族群偏袒而对这种影响持消极态度。 对于种族因素，许多关注少数群体代表性的研究考察了美国黑人代表是如何代表黑人利益的。霍普金斯（Hopkins）、麦卡布（McCabe）、奈（Nye）等人的研究评估了黑人市长的影响，发现黑人市长的上任除了会增加黑人警察的雇用以及黑人的就业率外，总体影响很小。但巴特勒（Butler）、布罗克曼（Broockman）以及麦克伦登（McClendon）分别对美国和非洲的议员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更愿意回应同一种族来信者的请求，布罗克曼甚至发现与白人代表相比，黑人代表更愿意对来自其他选区、但与其属于同一种族的来信者进行回应，这些代表很难从其他选区选民身上获得利益，因此这有力地体现了价值机制——或者说族群利他主义的作用。 对于族群因素，从族群偏袒视角出发的研究往往重点关注社会多样性较为显著的非洲地区，着重探讨领导人所属族群的影响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研究更强调利益机制——即选举效应，且这种效应在民主国家中、尤其是在选举临近时更强烈。霍德勒（Hodler）、拉施基（Raschky）以及德卢卡（De Luca）等人的两篇文章都以夜间亮灯的情况来评估地区发展水平，发现领导人更支持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族群的发展。然而，卡萨拉（Kasara）的研究则发现与领导人属于同一族群的农民会面临更高的税收，因为对他们的监管更有效，否定了这种族群偏袒。 最后对于宗教信仰因素，大多数相关研究关注的都是美国国会的议员，如福音派信仰往往与为基督教右翼所支持的议题投票有关，但相关的研究较少使用强有力的因果推断方法。迈耶尔森（Meyersson）一项关于土耳其市长的研究也发现伊斯兰教徒的当选会使女性世俗教育得到发展。 总之，大量证据表明领导人倾向于作出有利于其同种人及同族人的行为，尽管有学者担心相关研究只关注到受这些特征因素影响得最显著的结果。价值和利益机制的影响最大，但民主制度、选举时间等制度性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尽管在跨国背景下研究种族、族群和宗教问题比在单一国家中更困难。 3.年龄 年龄应该是最容易衡量的传记特征，但相关的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很少。一方面，年龄会影响领导人的心智，也就是能力，关注这方面的大多是定性研究，且多针对于某些特定的个人。另一方面，年龄也会影响领导人的投资期限，并可能进而影响其利益需求。 其中，领导人年龄与冲突发起之间的关系广受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资历较浅的年轻领导人往往比较傲慢，因此更可能引发冲突；霍洛维茨（Horowitz）等人的研究却发现冲突的风险会随着领导人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领导人希望缩短投资期限，并获得更多后期收益；而在普尔（Poole）的研究中，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呈现出高度的连续性，表明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评估年龄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因为它与领导人的经历、所处的年代、代群效应等其他因素的区别往往难以辨别，而这显然也是一个值得拓展的研究方向。 4. 其他特征 可能影响领导人政治行为的传记性特征有很多，除了上文涉及的文章外，还有许多相关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例如，霍洛维茨（Horowitz）等人在解释领导人为什么发动武装行动时还考察了一些家庭变量，如其是否经历了父母离异、童年时是否经历过战争或贫困、出生的长幼顺序等，其中似乎只有战争创伤表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伯登（Burden）也发现议员个人的抽烟习惯、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加入某些宗教派别等特征会影响他们对相关政策的投票选择；雷诺兹（Reynolds）则发现性别认同也很重要，支持性少数群体（LGBT）的官员比例较高的立法机构会通过更多对同性恋友好的法律。其他受关注的特征还有健康、智力和外貌等等。 四、方法论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 大多数将领导者的传记特征与行为或结果联系起来的定量研究都使用了标准的回归分析方法，将政治结果抽象为领导人个人特征的函数，认为前者随着后者变化而变化，但这种方法无法充分地考虑内生性问题。在本节中，作者概述了三个方法论问题——领导权更替的时机、领导人选择的过程和领导人对自身背景经历的自我选择，并提供了一些潜在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嵌套在更宏大的“可信性革命”（credibility revolution）里，在这场革命中，采用随机化设计的自然实验研究越来越流行。 1.领导层更替的时机 第一个内生性问题是领导层更替的时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条件等潜在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领导人何时变更，如果这些条件也能够对被研究的政治结果产生影响，那么领导人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各种联系就可能不太站得住脚。对于这一问题，琼斯（Jones）和奥尔肯（Olken）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是领导人研究的分水岭。他们通过研究一些近似随机的领导人变更案例——即领导人因自然原因或因事故在任上去世而导致领导层更替，来考察领导人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在这些案例中，领导层变更换届的时机似乎是外生的。 这种方法建立在一个重要假设上：在这种意外的领导层变更前后，领导人开展工作的宏观环境是静态的。这一假设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但在某些时候是有问题的，1994年的卢旺达就可以算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不仅推动了国家领导人的变更，还引发了其国内的种族大屠杀，显著地改变了其继任者需要面临的宏观环境。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沃尔福德（Wolford）的研究也表明新领导人往往会受到其国外对手的“考验”。也就是说，国内外整个政治环境都可能会因为领导层更替而发生改变。这一问题无法简单解决，但学者们可以从解释它为何对政治结果的影响极小着手，而不是直接将之忽略。探究政策结果与更容易为领导人所掌控的政策选择之间的区别，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入手方向。 2.领导人人选的选择 就算领导人换届的时机（“when”）是外生的，下一任领导人的人选选择（“who”）也很有可能是内生于政治竞争和有权者利益的，而在这当中，个人社会化经历和基本属性特征两种传记性特征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现有研究所观察到的领导人特征与政治结果之间的各种联系也可能是出于对领导人人选的战略选择——例如，如果有军事经历的领导人当选是因为国家正面临着紧迫的潜在冲突，那么这位领导人的军事经历就不是导致冲突这一政治结果的原因了。 普通的实验室实验方法无法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因为学者们无法将具有不同特征的领导人分配到办公室去进行实验，再得出结果。要评估领导人类型的因果效应，具有近似随机分配特征的自然实验研究或许是一个最佳办法，印度的保留制度是被应用得最多的案例。杜比（Dube）和哈里什（Harish）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利用君主王位继承制度（女性只有在男性继承人缺乏的情况下才能执掌大权）来研究性别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其他一些制度规则或许也可以被用于进行类似的研究，目前已经开始研究但尚未被完全发掘的有选票制度、任期限制、年龄限制、强制退休制度和薪资变动等。 考虑到随机分配的真实案例非常罕见，学者们尝试了用观测数据来进行随机化设计，断点回归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首选办法。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具有某一传记性特征的候选人只以微弱的优势或劣势险胜或惜败于不具有这一特征的其他候选人的情况。研究人员据此假设对特定领导人的选择基本上是随机的。这种设计方法的不足在于它没有解决领导人变更的时机问题，且差距很小的选举结果是相对罕见的，尤其是在高级领导人的竞选中。 双重差分法是研究因果效应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考察了具有不同传记性特征的领导人之间的更替，并比较了未发生领导人更替的类似情况，但其主要不足在于假设了不同的案例之间存在相似性。目前这种方法主要被用于对种族/族群和性别影响的研究中，或许也可以被应用于研究其他的传记性特征。未来学者们可以使用断点回归方法和双重差分法来比较被征召参战的人和那些未能服役的年轻人，或研究改变精英特点的选举权变化。最后，学者们也可以更多地研究领导人当选的过程，关于竞选人与胜选人的研究方兴未艾，可能有助于从理论的层面解释领导人选择的偏好。 3. 社会化经历的自我选择 最后一个问题是领导人对社会经历的自我选择。在当选前，领导人通常会自行选择其背景经历，包括是否参军、是否接受某方面的教育，或从事某一领域的工作，这就导致很难分辨到底是未来领导人的背景经历对他们产生了社会化影响，还是他们本就只会选择与自己预先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相一致的经历。若后一种判断才为真，背景经历就不能被视为影响领导人行为的因素了。这一问题普遍存在、影响甚广，却很少受到关注。学者们普遍简单地认为个人的自我选择和背景经历的社会化影响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却鲜有研究去探讨哪个方面更重要。 领导人社会化经历的自我选择确实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但学者们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小其影响。理想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自然实验将政治精英的传记性特征随机化。这样情况极为罕见，华盛顿（Washington）的一项研究倒提供了一个示例：他假设在议员生女儿的数量是随机的，进而探讨了生育女儿对国会议员投票记录的影响。如果这种研究设计行不通，学者们也可以效仿吉夫特（Gift）和克玛瑞克（Krcmaric）的研究——他们利用有关留学生的调查研究、外国政治精英的声明等信息资源，指出预先持有的民主偏好并不一定会促使领导人选择到西方求学。在作者看来，这些解决方法或许不甚完美，但也比完全忽视这一问题要好。 五、其他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领导人个人传记研究已经产生了许多成果，但除了上文提及的现有实证研究与方法论的不足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学者们应更加关注将个人传记性因素与领导人行为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本文概述了个人传记性因素产生影响的四种潜在机制（图1），但很少有研究能够指明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一个，也很少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对不同的机制进行区分。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学者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定性资料的研究，尤其应多加查看领导人的回忆录、日记、演讲、会议记录等个人陈述资料，去考察领导人本人是否认为自己的背景经历与其执政行为或总体世界观有关。一方面，学者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些资料证据，以防领导人有意歪曲事实；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又有助于进行真实性检验：如果一些定量证据指出某一特征因素很重要，但领导人自己却从未提及，那就有理由怀疑这一特征因素与领导人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了。 第二，学者们需要注意一些概念和数据的问题。在概念方面，对传记性特征进行更细致的评估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发展，但这种趋势也引发了一系列解释性问题。对于领导人的同一段经历，关注不同特征的各项研究会给出多种多样不同的解释，那如何评定哪种解释、哪种角度最好？还是说不同的研究解释都各有见地呢？在数据方面，测量的爆炸性增长也导致了对不同传记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乃至多因素之间的交叉作用的忽视。巴图罗（Baturo）有关国家元首的数据表明，阶级、军事经历、从商经历和教育背景等特征因素之间存在相当部分的重合，新一代的学者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梳理每一种因素的影响。此外，一些在特定研究领域中被忽视的特征因素也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导人研究常常忽视种族和性别等基本属性特征，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则往往会忽视教育和军事经历等社会化经历，而这些领域都没有对年龄和从政经历因素进行充分的研究。要弥补这些不足，可以从更全面系统的数据库上着手，如领导数据集（LEAD data set）和全球领导计划（the Global Leadership Project）的相关信息。 第三，这些发现具有什么政策影响和规范含义呢？作者认为，虽然描述性代表的问题传统上主要关注性别和种族等基本归属特征，选举票数规定等政策更是如此，但大众应该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和军事经历等社会化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也会显著地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并进而影响其代表性。博登（Borden）进一步指出这些特征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应该影响学者对它们的评估。 第四，应该重新关注最初推动领导人研究的结构/代理人问题。领导人研究的个人传记方法假设了领导人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领导人完全被制度结构或战略考虑所约束，那个人传记性因素就无关紧要了。但是，领导人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克服制约其发挥独立影响的结构性力量？最近的个人传记性研究常常忽略了这些问题。相关文献中使用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实证策略实际上是利用“领导人随机更替”、保持结构性因素不变，来检验领导人的微小影响。这种方法解决了一些相关的逻辑问题，但也导致其无法对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他们执政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力二者进行比较。 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探索受领导人特定属性影响显著的领域。例如，国家领导人或其他级别的政治精英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吗？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哪种类型的领导人最容易受到结构性力量制约，也是政治学不同子领域研究倾向的区别所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许多研究主要关注战争等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国内政治领域则多研究法案提案、表决等高概率-低影响事件。在这两种语境下，某个特定的背景经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使用个人传记方法的领导人研究不断丰富，也许很快就能得出基于特定语境的结论，并发展出整合结构和代理人的一般性理论。 编译：李紫晴 | 中山大学 审校：杨君毅 排版：李紫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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