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正在山路上对来往的民众进行查验 这

1934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正在山路上对来往的民众进行查验。这时，一个散发着馊臭味儿的叫花子走了过来，薰得国民党兵差点呕吐，没查验，就放他走了。没想到，这一放，直接把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给放成了泡影，也让红军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铁桶围剿”是蒋介石制定的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誓要将我红军一网打尽。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集了200多人，开了一个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准备对红军进行第5次“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计划以瑞金为轴心，以于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
 
计划集结1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每向前推进1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像铁桶一样，一圈圈加码，层层加固。
 
想在6个月内就到达瑞金，将中央苏区活活地困死在重重包围之中。
 
当时，我中央红军刚经历了第4次“围剿”不久，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如果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成功实施，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庆幸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当中，有一位是我党的重点联络对象，他就是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开完会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德安，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我党的项与年等几位同志。
 
他们知道后，心急如焚，决定派专人把这份情报给党中央送过去。这位专人就是项与年，因为他出生于闽西山区，既懂客家话，又熟悉赣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
 
大家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殊的药水分写在4本四角号码字典上，由项与年带上，扮作教书先生，马上出发。
 
但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需要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个关卡，一路还要爬山过河，真的是困难重重。
 
为了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昼伏夜行，不走大路，穿山越岭。
 
然而走了几个关卡后，项与年发现，教书先生的身份还是太过招眼了，依然会被盘查，带在身上的几本字典也容易被怀疑。
 
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为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容不得半点闪失。
 
为此，他决定把情报换一种形式带走，以减少被发现查缴的风险。
 
 
在一个秘密办事处，他和几位同志一起，把情报内容进行了最大限度地缩写，密录在了薄纸上，再藏于鞋底，感觉万无一失后，他才再次出发。
 
但越靠近赣南，形势越紧张，盘查越严，每个村子里，都有国民党军在来回巡逻，几乎是见人就查，且出入苏区的路被严密封锁着。
 
如何才能顺利通过关卡，成了项与年面前最大的难题。
 
他思虑再三，决定对自已下狠手，把自已装扮成一个人见人躲得恶心叫花子。
 
为了不被看出破绽，他钻进林子里，抓起一块大石头，用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砸了不知多少下，四颗门牙都掉了，嘴巴也肿了，鲜血涌了出来。
 
他忍着剧痛，把衣服撕成了褴褛的乞丐状，再用血和着泥，糊在脸上身上，活生生把自已化成了一个叫花子。
 
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恶臭满身地来到了赣南的最后一道关卡。当时的项与年，肩挎一个破布褡裢，手拄一根脏污的木拐，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污的破鞋，一步两歇地向前挪动着。
 
前方，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
 
当项与年顶着一头鸡窝一样的乱发，气息微弱地挪近岗哨时，只见值守的士兵，马上皱着眉头，捂住了鼻子。
 
项与年知道，肯定是他身上的那股带着血腥的馊臭味儿已经飘到了这队士兵的面前。
 
其中一个士兵马上干呕，非常不耐烦地说：“臭叫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
 
此时的项与年有气无力地用客家话说道：“是，长官！是，长官！”
 
国民党兵一听，标准的本地口音，更没什么好问的了？就踢了他一下，让他快滚。项与年赶紧挪了过去。
 
就这样，他日夜兼程，化妆易容，穿过一道道关卡，用了一周不到的时间就赶到了苏区，把这份绝密情报交到了党中央手中。
 
自此，“铁桶围剿”计划成了泡影，中央红军得以生存。后来，毛主席在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也曾说项与年的功绩是巨大的。
 
后来，在我党的一些重要刊物上，人们将项与年这次拼死护送情报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由此可见，他的功绩有多大。
 
此后，项与年又被组织派到了香港、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在一次次的工作实践中，他一如既往地对党忠诚、机智勇敢，工作能力极强，被上海党组织授予了“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1978年，项与年在福建病逝，享年84岁，他的一生，功劳和战绩无数，但让大家记忆深刻的还是那份有关我党生死存亡的情报。
 
这份功绩，无人敢忘，也无人会忘！

作者/仲儿肥
编辑/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