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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光 马宜果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2期 元朝诸多的制度建设、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是在忽必烈时代确立的。为了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忽必烈特意命人修撰《元一统志》，这其中就蕴含着大一统思想，与此同时也蕴含着元朝疆域内的民族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在“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元朝君臣认为“华夷”是可以互变的。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之下，元朝把《宋史》《辽史》《金史》同时列为正史，不去强调“华夷之辨”，这正是用大一统思想来指导正史的修撰。 元朝建立后，中原地区成为元朝政治经济的重心，忽必烈顺应时势，全面推行以“汉法治国”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年号。蒙古汗国是没有年号的，元朝建立之后，忽必烈使用年号“中统”，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表达了忽必烈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的变化，并被其后所有元朝皇帝所遵循。 忽必烈在以“汉法治国”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他下令推举优秀的儒家人士编修国史，修建馆舍让儒生居住，并设置国子监，使儒家文化教育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他还大量任用儒家人士作为国家治理的栋梁，并且取得成效。 总之，元朝把建设大一统国家作为目的，实行以“汉法治国”的政策，不刻意强调“华夷之辨”，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这样的大一统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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