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家园】从历史观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孤凤 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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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苍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宏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2019-GMJ-009）。

【摘要】本文梳理了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迹，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共同体早已存在；“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人民在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回溯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有助于从历史观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所谓“自在的民族实体”，就是实际已经存在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名称虽然出现在近代，但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一、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在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融合，早已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共同体。

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史记》记述的中国历史开端是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喾、尧、舜时代，当时中国境内族群众多，东方的氏族部落称为“夷”；南方居住的氏族部落称为“蛮”；西方和北方有戎、狄、羌等多个氏族部落，在中原地区居住着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传说时代的各族群生产力水平较低，为获取较好的生存环境和资源，部落间的冲突兼并十分频繁。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黄帝部落兼并融合了黄河中下游的诸多部落，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部落联盟。《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帝摄政之时，将多个中原部落迁往边疆地区，其中“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炎黄子孙”外迁，与周边氏族部落相互融合。

舜禅位给禹，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政治中心在今河南。夏的南方有“三苗”部落；东方有“九夷”部落。华夏部落联盟不断向外拓展，融合了部分“三苗”和“东夷”构成了华夏族的主体。禹虽然是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但《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将其称之为“西夷之人”，认为禹是来自于中国西部的族群。《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夏朝灭亡之后，夏王室后裔淳维逃亡北方草原，成为匈奴人的始祖。

商朝王族是东夷的一支，灭夏之后，迁入夏地逐步与夏部落融合。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族群部落，称为“方国”或“邦”，其中较大的有西方的氐羌部落“羌方”；西北方的“土方”“鬼方”；东南方的“人方”等，这些方国都曾多次与商朝发生战争，战争中相互兼并融合。

周族是起源于渭水流域的戎族部落，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南方和西方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与商朝军队大战于牧野，灭商朝，建立西周。周人由西向东迁入商的故地，周公将自己的亲属、功臣分封到各地，同时又把商人作为奴隶分配给各地周人贵族，周人与商人逐渐融合。周王朝东方有东夷、淮夷；南方有荆蛮；东北有肃慎；北方与西北方有鬼方、猃狁等族。东周王室衰微后，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华夏及周边的戎、狄、蛮、夷建立了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经过战争兼并，到战国的时候，剩下七个大国，相互兼并过程中，造就了中原华夏族与其他族群的交错杂居，华夏族的分布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戎、狄、蛮、夷则进入中原地区，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民族融合期。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时期南方的百越、百濮；北方的匈奴、东胡、鲜卑、乌桓、西域诸族；以及西部的氐羌等族先后纳入了中央集权国家的管辖之下。统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北迁江淮一带的越人融入了华夏族，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融入华夏族，迁入岭南的秦人融合了越人，长江流域的吴人、巴人、蜀人多融入华夏族。春秋战国时人们用“华夏”“诸夏”“华”等名称称呼夏族，秦代时又称秦人，汉代时开始改用“汉人”来称呼华夏族、秦人，由于汉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统治时间较长，“汉人”这一称呼就成为华夏族的固定称谓。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在融合周边各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长达300余年的分裂期。这一时期，北方各族纷纷向中原地区迁徙，而中原地区的汉人也大规模向南迁移。民族大迁徙的搅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学习汉人文化，融入汉人之中，在经济生活、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和汉人基本相同。同时，汉人也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和思想文化，使其在体质和文化观念上更具活力和创造力。

隋唐结束了中国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归一统。隋唐两朝王室成员以及大量功臣、官员都具有北方胡人的血统，隋唐王朝实质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政权。唐代周边有靺鞨、突厥、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吐蕃、瑶、俚、僚、蛮等族。唐王朝采取任用少数民族到朝廷中做官；在民族地区因俗而治，实行羁縻制度，加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采取与少数民族和亲；允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等政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唐代诗人元稹《法曲》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在长安城风靡的情况，各民族互相通婚、文化上相互学习，使得中国继秦汉以后又出现了繁荣的盛世。

五代十国至辽宋金夏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在持续近三个世纪的分治中，汉、沙陀、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对立纷争，中原地区连年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但由于地域限制，各国经济上往往不能自给，因此，尽管政治上分裂，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了民族的分布格局，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杂居，中原地区的汉族大规模向南方地区迁徙，从而促成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之后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元朝开始，中国长期保持国家统一，尽管其间出现了两次王朝更迭，但国家一直是统一的，统一便利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中国长期分治的状况。元朝在南方民族地区广泛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了边疆与内陆的行政一体化。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统治长达200余年，各民族的分布在这一阶段趋于稳定，为近现代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元明国家的大一统，使得民族之间交融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清代是中国民族国家疆域、民族分布格局定型的时期，清代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遗传学对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程度做了科学的定量研究，科学家们比较了中国各民族DNA发现：“南方和北方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之间血缘更远；各地汉族中融入了大量当地少数民族血缘，同时，汉族也有一部分血缘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表面上看，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有较大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同一地域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血缘关系更近，而不同地区同一民族的血缘关系更远。因此说，中国各民族早已在血缘上融为一体，中华民族早已成为一个自在的共同体。

二、“大一统”思想是古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表现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由一个民族组成。事实上，纯粹文化和血缘上单一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很少，当代几乎没有，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例如，美利坚民族实际上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所构成，只是在共同的国家认同下形成了美利坚民族共同体。因此，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条件，是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基础。“大一统”思想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1.“大一统”民族国家思想的产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民族融合的推动下，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民族国家意识就开始产生。西周建立之后，小邦林立的局面逐渐结束，原来众多的小部落、邦国被分封或羁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周王朝大一统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左传》记载了周景王使詹桓伯对辞于晋的一段话：“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表述了天下的土地，东西南北各族都在周王的管辖之下，国家实现一统。《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阐述了周王是最大的权威，为一家之长。

春秋战国，周朝王室衰落，诸侯割据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渴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此，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家对未来的国家均有自己的蓝图。托名大禹而所作的《禹贡》，描绘了大禹将国家划分为九州，将各族人民按地理、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由近而远划分为“五服”的早期国家模式，希望以此模式塑造未来的民族国家。《吕氏春秋·执一》认为：“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管仲也说道：“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致顺矣。”这些思想均是春秋战国知识分子对建立未来“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而最为著名的古代“民族国家”思想则是《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该书以微言大义而著称，文字极为简略，但含义十分深刻。《春秋》开篇第一句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对这句话做了深入阐释，他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元年？就是君王即位的第一年；什么是春？就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是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因为要说明是周王历法的正月非诸侯的历法，为什么要说周历法的正月，是为了尊重周天子的天下共主权威。

春秋战国各派思想家描绘的国家模式，共同的特点是希望建立一个君主有绝对权威，君王仁爱，臣下忠义，君王与百姓休戚与共，同享欢乐，天下一统的民族国家。

2.“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建立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士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应征，他在策论中就《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含义进行了阐释，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春秋》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万物的常理，是古今社会的共同要求。他还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阐述了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论证了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合理性。董仲舒的策论被班固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后世称为《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了仁者“爱及四夷”的主张，认为对待那些仰慕中华文化、遵守道德规范、能够以仁爱之心自我约束的边疆民族，要接纳他们为中国的一分子，因为他们同样崇尚华夏的文化，接受着共同的礼义教化，既然四海已经一统，就没有理由区别对待他们。“爱及四夷”也是“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的重要治国思想，“大一统”学说，也成为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追求的“民族国家”思想。汉代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将众多民族凝聚在同一国家的版图之中，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3.“大一统”是历代执政者的政治抱负

汉代大一统民族国家思想体系的形成，深刻影响了后世。此后，无论是汉族执政者还是少数民族执政者都有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的抱负。

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首领进入内陆后也有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例如前秦苻坚（氐族）统一北方后曾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体现了少数民族作为执政者的大一统思想。

隋唐结束了中国三百年分裂割据的状况，唐太宗李世民追求建立一个“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国家。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实践中，他娶了鲜卑人长孙氏为皇后，六个女儿嫁给鲜卑人。说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德宗时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则生动体现了唐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况。元代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为推动蒙汉之间的交融，继承宋王朝政权“道统”的合法性，忽必烈以《易经》典故，取大元为国号，来博取汉地人民的支持。元代在西南、西藏、青海地区直接设治经营或实施土司制度，使得边疆民族地区与内陆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元史》说：“秦、汉以来，上下三千余年，天下一统者，六百余年而已。我朝开国，百有余年，混一六十余年，土宇人民，三代、汉、唐所未有也。”元王朝将编修的全国地理总志取名《大元大一统志》，寓意其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

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明王朝，对大一统的思想更是奉为圭臬，明朝廷在重大庆典中演奏的乐章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定朝贺乐章，主题就是“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清承明制，康熙八年（1669）也规定庆典中演奏歌颂华夷一统的《和平》乐章，称 “华夷一统宁，士庶欢忻乐太平”。明清两朝均效仿元代编修全国地理总志的做法，将全国地理疆域志书称为《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示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清朝绘制的《皇清职贡图》展示了清王朝“大一统”国家的盛况。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认为自己是秉承了中国“道统”，实现了国家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康熙皇帝曾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认为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先祖并没有夺取明朝江山的想法，只是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满洲人才出兵打败农民起义军，是合法地继承了明朝对中国统治的“道统”。雍正皇帝也认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还说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认为满洲是中国的一个省，满族人就是中国一个省份的人，大一统国家内各民族都是一家，没有内外、华夷之别。

三、近代民族历史渊源的叙述和中华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直接体现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大一统民族国家理念为近代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根基。随着近代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唤醒了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共同体逐步向“自觉”的民族共同体转变。

1.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代出现的“民族”一词组合而成。而“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是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具体指代华夏族（汉族）。梁启超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多次使用“中华民族”（简称为“华族”）一词，并说道：“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解释，阐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表现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觉醒。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成为民国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主张。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中规定到：“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一规定标志着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五族共和”的确立，一方面是传统统一多民族国家到现代多统一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初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基础。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成为民国时期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和对中华民族的另一指称。

“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是由于汉、满、蒙、回、藏等族历史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才有“合五地为一国”“五族为一人”的叙事。1911年，少数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策划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企图分裂中国的蒙地。蒙古族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于1912和1913年分别在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在西蒙古王公会议上，内蒙古西部的 22部 34旗王公一致决定“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西蒙古王公的声明阐述了汉蒙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民国前期，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也表述了各民族交融交往的历史和共同体理念。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李大钊先生叙述了各民族地域和血缘的差异已经消失，多民族的交融组成了中华民族，铸成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小史》是最早以“中华民族”命名的一书，书中叙述到：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用，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常乃德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认为历史上以传统朝代或单一民族来指称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的说法并不恰当，以“中华民族”指称中国各民族最为合适。将中国的各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叙述，表明各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民国前期，各种以中华命名的机构和团体不断涌现。如：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革命党、中华民族大同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新中华报、大中华民国日报、中华日报、中华月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等。至此， “中华”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和中华民族集体的代名词，“中华民族”的称呼深入人心。以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代表“中华民族”称谓的机构也延续下来，并传承至今。

2.抗战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迸发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民国前期“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内涵表述的延续和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反抗外来侵略的环境下得到了空前强化，体现为各民族自我表述历史上交流交融的渊源和中华民族认同。

1938年，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人士在《蒙藏月报》上发布的《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中宣称：“汉满蒙回藏各民族，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份子，以历史地理种种原因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同年，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说到：“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之整个大国族”。宣言书的目的虽为凝聚团结共同抗日，但内容上表述了各民族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我们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布依族的旧称）、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认为中国的多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阐述了“中华民族”内涵的见解。

1943 年彝族精英人物岭光电在其著作《倮情述论》的第四篇“国难期中夷胞应有认识”中说“夷胞与其他同胞一样，系出一源；夷胞照造出健全形象字……与古代殷周文物比较研究，则多相契合；夷胞始终是中国一部分，在唐代以前，为中国之一部……而夷胞之为国民，始终如一。”冷光电在《倮情述论》中叙述了各族同胞同出一源，都属于中华民族，并表达了夷胞始终是中国一部分的共同体理念。

1946年，苗学先驱学者石启贵先生作为湖南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出席参加了国民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呼吁在宪法中增补少数民族的条款。石启贵曾在苗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历史调查，在其完成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中就叙述了汉苗之间历史渊源。在该书的第二章《历史纪略》的第一节“沿革总论”中说：“各民族与汉族接触，以苗族最为古，并引用了《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对蚩尤与黄帝之间的战争叙事视为汉苗两族的起源，并书写了战后苗民不断向南迁徙的历史。”在第二节“汉苗同源论”，从汉苗由来、苗语苗歌、华苗名称起源、医药、干支、姓名同一、宗教习俗等多方面论证了汉族与苗族的起源相同。《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对苗族与汉族多方面共同起源的论述，表达了苗族与汉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各民族的中华认同不胜枚举，近代以来，在反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迸发，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化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