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历史说TALK 编辑｜历史说TALK 前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条件和伟大成果。汉朝的建立，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出现，集中表现为汉朝的建立与巩固。汉族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是中国社会的支柱，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汉族为民族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汉朝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儒家“王”的位置，是汉朝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一个重要支持与保障。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于确立儒家“君臣之学”的地位，建立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汉朝，巩固稳固的汉朝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可取代的作用。  董仲舒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也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董仲舒思想对汉人的塑造和发展的历史意义民族国家理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构建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民族立国，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民族团结得像一颗石榴子。在56个中国民族中，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实际情况上讲，汉民族都是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角度来看，汉朝的长久安定与前所未有的统一，是汉朝得以建立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前提与保证，而董仲舒的思想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 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朝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证，一个国家的成立与发展，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实力，而支持这两种实力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意识形态。  汉王朝建国之初，其国家政治思想并不十分稳固，从汉初以道家学说为主要内容，到汉朝前期一百多年的共存，都表明了这个新兴的王朝在国家治理原则的选择上，以及在如何建构国家政治秩序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道家的“道”法的理念相反，在国家的统治结构上，分封王国和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种暗流涌动，甚至于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反抗。 董仲舒在对《天人三策》的回应中，以《春秋》中关于“大一统”的论述为基础，对“大一统”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春秋》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元者，言之，大也。“《春秋》一书，是宇宙的一部分，是古代的一部分。”董仲舒从“天”的唯一属性出发，论述了“天”与“君”的关系，认为“天”为“一”，“君”为“一”，因此，必须实现“大一统”。  董仲舒对汉朝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百家争鸣”不仅是汉朝文化兴盛的表现，同时也是汉朝分裂的表现。民族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统一之上，而意识形态的统一，又必须有民族的统一作为保证。在经历了漫长的“分崩离析”“礼崩乐坏”和短促的“暴秦”之后，初期的汉朝并没有意识到“思想一统”的重要价值，更谈不上“思想一统”的政治和哲学。 “一统天下”既表现在“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又表现在怎样建设“一国之治”。这两种情况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最终导致了汉朝早期的危亡。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清楚地表达了“独尊儒术”的意思，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学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含义就是除了孔子学术外，都要剥夺其传播发展的权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罢黜百家”，“罢黜百家”的结果就是要“独尊儒术”，用孔子学术来确立统一的“统纪”和“法度”，使“民知所从”，即接受儒家的教化礼节。 应当注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调，更多的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国家治理领域，在非政治生活、国家治理的领域，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完全无视实际的需求，完全依照德主刑辅的原则来治国，就像汉宣帝曾经说过的那样：“汉家有其法，而以暴君之道为其乱，何不以德为教，而以周政乎？”然而，即使这样，在“政教”的话语系统和“治国”的主要话语系统中，“儒学”的至尊地位依然无法撼动。  自汉以来，中国各个王朝的儒学，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这就为汉朝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董仲舒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段很好的历史，两个国家之间相隔了四百年，四百年来，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儒家的指导思想，四百年来，他们对同一个王朝、同一个帝国的忠诚，他们一起战斗，一起生活，一起交流，这一切，都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东汉时期，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动荡，隋朝在五百八十九年再次一统天下，而唐帝国也在五百八十九年重新建立起了汉朝。科举制以经学为题，使儒学的“一家独大”的地位得以巩固。  300多年来，儒学已经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标志和价值观。从董仲舒、汉武帝等人倡导并倡导“摒弃百家，独尊儒学”，确立“大一统”为主导思想，并将其作为主流价值，在经历了国家分崩离析的考验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儒学重新成为了人们的政治和人生的价值之源。  在这段时间里，汉民族在与异族的长期生活、生产、与异族的交往、与异族的互动、融合、和平与冲突的激荡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属性，强化自身的儒学政治与价值，确立自身的认同感，从而使孔子的思想成为凝聚广大区域内汉民族认同感的一个重要依据。 董仲舒对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核心并占主导地位，在其自身的孕育、形成、发展各个阶段，都在与其他民族展开互动、交流，这些阶段也都是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阶段。董仲舒的思想，不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对除汉人以外的其他各族人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推进，对中国的诞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对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很大的影响。自从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儒家思想）后，中国各民族和各民族的政权，都把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罢黜百家而独行儒家思想、“仁”“礼”“智”“信”等作为治国之道和为政之道。  比如，在男北朝时代，以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为代表的北朝王朝，以辽夏金为代表的地方王朝，以元和清为代表的国家王朝，从政治上讲，从学习先进的文化，从管理和引导被统治的汉人，他们都将儒家学说当作政治上（尤其是对汉人地域）的一种重要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来衡量政治上的地位。 在这些政权管辖之下的民众，要想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要想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管理者，就必然要学习并实践孔子的文化，这样就使得孔子政治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历史地位不断扩大。董仲舒的思想促进了中华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融合。儒家文化起源于汉族，而非汉族。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曾数次对《春秋》中“夷夏”的区分进行了阐释，指出“夷”与“夏”之间的区别，更注重价值取向的抉择与实践，凡是赞同儒学价值取向的人，都会被称为“夏”，或享有“夏”式的优待；凡是赞同儒学价值取向的人，都会被称为“夏”式的对待；相反，凡是不赞同、实践儒学价值取向的人，都会被称为“夷”式的对待。这为少数民族向中原挺进、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控制提供了正当、合理的依据。 董仲舒的“大一统”、“德政”等理念，既是对汉朝疆域扩张的有力支撑，又是对每一个理解和认可董仲舒理念的国家和民族的有力支撑。董仲舒的学说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不行德政”为借口的“开疆扩土”和以“征伐”为借口的“征伐”。 董仲舒的上述观点，对中国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国家向中原进军，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支持作用。在辽、金、宋“中国”之争、蒙古、满洲人为元、清两个国家所作的意识形态论辩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董仲舒的“大一统”、“仁、义、礼、智、信”等学说。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形成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中国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就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来支撑。 关于“夷夏”问题的争论，其实质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在汉族地区，以儒学文化为主，蒙古、藏等地区，以佛教为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差异，都是影响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的实际原因。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给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保证。受“大一统”理念的影响，各族人民所建立的政权，均以“统一”为其政治追求，并以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其奋斗目标。 此，汉隋唐明等汉民族主导的政权，和元清等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都把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视为理所固然、理所当然，统一的政权为统一的民族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结语：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合程度的持续提高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用范围、通用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国家的法治体制也在逐渐变得更加统一，公民身份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民族身份的差别也在逐渐淡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各民族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一个内部差异逐渐消失，一个完整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正逐渐达到自己的新高峰，中华民族是一个更加巩固、更加坚实、更加伟大的民族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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